“蒙塔尤是一攤臭氣撲鼻的汙水中的一滴水珠。藉助日益增多的材料，對於歷史來說，這滴水珠逐漸變成一個小小的世界，在顯微鏡下，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微生物在這滴水珠中游動。”
年鑑學派的第三代核心人物勒華拉杜裡（Le Roy Ladurie）在其名著《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商務印書館，2009）中一個不起眼的角落中寫下了這段既令人莞爾一笑，又似乎是研究者有感而發的經驗之談。蒙塔尤（Montaillou）是位於法國東南部的奧克西坦尼靠近比利牛斯山脈的一個小山村，這個村子裡的許多村民在13-14世紀因為傾向於一種名叫“純潔派”（Catharism，也稱為“阿爾比派”）的基督教異端思想而遭受宗教迫害。負責宗教裁判的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無疑極具調查事實的天賦，他極有耐心地弄清每一個人的生活和思想，以區別誰是異端而誰持正信。在這個過程中留下的資料，隨著他後來成為教皇本篤十二世而被保存於羅馬，並最終成為今日曆史學家珍貴的研究材料。發現了這筆寶藏的勒華拉杜裡沒有辜負富尼埃，他藉助富尼埃的材料，生動而詳實地還原了曾生活在蒙塔尤的那些富有個性的生命，讓將近八百年後的讀者在注視著這個小小的世界時，依舊能因為這些小人物的俏皮話而捧腹，為他們樸素卻深刻的人生哲學而歎服。
這種超越時空的共情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貴體驗，能夠達成這種效果則有賴於一種人類學的敘事方法與歷史學研究的學科交叉。在今年的閱讀中，我發現了不少類似的佳作。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譯林出版社，2007）是其中比較著名的一本。這本書基於對馬來西亞吉打州的賽達卡村的人類學調查，指出在經歷了農業機械化和綠色革命之後，原本村子內的共同體被瓦解，而階級差距急劇擴大。不滿於此的村民採取的是一種日常的、非正式的抵抗手段，譬如虛假順從、假裝糊塗乃至小偷小摸和破壞行動等等隱蔽且無法根除的小伎倆，雖然無法根本上改變社會變化的趨勢，卻也能夠不斷縮小國家可用的政策選項，並以此表現出自己的政治參與感。這種日常的反抗，是隻關注因具有戲劇性而被記錄於史料中的農民起義的歷史學難以察覺的，但是卻更為普遍，更為持久，也能夠為農民的生存帶來更大的受益。
高王凌的《中國農民反行為研究（1950-1980）》（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直接繼承了斯科特研究中所採用的理論並將其運用於中國社會，並指出國的農民如何利用這些行動以達成同國家的妥協。類似的人類學調查志還有高默波的《高家村：共和國農村生活素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和郭於華的《受苦人的講述：驥村歷史與一種文明的邏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前者關注江西的農村而後者則將視線投向西北中國，二者都是相當具有可讀性的人類學-歷史學交叉研究。
人與人的關係是一段故事，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樣是另一段精彩的故事。大衛·布拉克伯恩在《征服自然：二百五十年的環境變遷與近代德國的形成》（遠足文化，2018）中詳細地考察了德意志民族對其境內自然環境的改造工程。萊茵河以北的德意志歷來都是沼澤與森林的天地。18世紀以降，受到啟蒙運動影響的普魯士就致力於大規模排幹沼澤，整治河道，以在有限的國土內養活更多的民眾。普魯士之所以能夠踐行改造自然的理念有賴於其作為“經濟的飛輪”的普魯士軍隊和龐大而精於統計與管理的官僚系統，二者在後來無疑都是普魯士得以締造統一德國的支柱。
改造河川是看得見的征服，而消滅疾病則是無硝煙的戰鬥。劉紹華的《麻風醫生與鉅變中國：后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衛城出版，2018）就以詳實的筆觸全景式地記錄了新中國根除麻風病的艱苦歷程。對於如此體量和人口的國家而言，在短時間內幾乎消滅這種困擾人類上千年的頑疾至今仍是受全世界矚目的成就，但是在疾病防治中採取長時間，大規模隔離醫治這種“強制人道主義”的做法也對麻風防疫產生正負交錯的影響。
儘管不受控的河川和疾病似乎正在離我們遠去，然而人類已經征服了自然嗎？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中華書局，2017）中所描述的與自然環境相伴隨的週期性叛亂似乎已經離我們遠去，但是自然氣候對於農業的決定性影響卻並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郭益耀在《中國農業的不穩定性（1931-1991）：氣候、技術、制度》（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運用了大量的統計數據和圖表，令人信服地說明直到1990年代以前，氣候變化對於中國農業收成的影響依舊是決定性的，因此三年困難時期更可能是“七點五分天災，二點五分人禍”。而這一趨勢直到1990年代後才被農業技術的對沖所抵消。
人類學和歷史學的交叉之所以能夠造就這樣流暢而閱讀體驗極佳的作品，一方面是由於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學科特點，另一方面也要感謝歷史學的敘事轉向。彭剛在《敘事的轉向：當代西方史學理論的考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的前兩章中清晰地概括了這一趨勢的特徵及其給歷史學帶來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人物傳記方面最具有應用的價值。羅伯特·邁錫的《葉卡捷琳娜大帝：通往權力之路》（時代華文書局，2018）；阿德里安·戈茲沃西的《奧古斯都：從革命者到皇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馬克·莫里斯的《約翰王：背叛、暴政與“大憲章”之路》（中信出版社，2017）和梅里杜爾的《1917列寧在火車上》（貓頭鷹出版，2019）都是兼具可讀性和歷史學價值人物傳記作品。
若是想閱讀更重視歷史實證和研究的傳記，那麼羅威廉的《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和黃宇和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都是不可錯過的作品。
以殖民與帝國主義為主題的研究亦有類似的佳作。今年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無疑就是亞當·霍赫希爾德所著《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貪婪、恐懼、英雄主義與比利時的非洲殖民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雖然性格有些古怪，但是在比利時國內和歐洲卻是所謂“進步君主”的典範。然而，他卻又是所謂的“剛果自由邦”——這一史上最大“私人殖民地”的擁有者。《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就講述了這位披著仁慈外衣的暴君如何通過種種骯髒的手段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分得一杯羹（或者更準確地說，在非洲的心臟狠狠地咬上一大口）。利奧波德二世在剛果犯下的人道主義罪行在整個人類殖民史上也是罕見的，但諷刺的是，這些暴行被揭露除了要感謝勇敢地站出來的莫雷爾外，作者認為還是因為比利時在歐洲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國。對於比利時的群起圍攻事實上轉移了人們的視線，其他列強在全世界各地的屠殺和掠奪因此遭到忽視，或乾脆直接被稱作“文明開化”。
在勞倫斯·詹姆斯的《烈日帝國：非洲霸權的百年爭奪史，1830-1990》（馬可波羅文化，2018）中包括比利時在內的歐洲國家對非洲的統治與掠奪得到了相當全面的介紹。不過作者也並未忘卻英國廢奴運動的貢獻。關於土地掠奪與種族屠殺議題的長時段、全球範圍內考察，班·基爾南所著《血與土：一部種族屠殺與滅絕的世界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值得一讀。作者回顧了從古希臘至今，人類屠殺同類的累累血跡。現代文明事實上正是這些血所澆灌出來的，正如16世紀的西班牙墾殖者所言：“如果沒有足夠多的水，那麼就用印第安人的鮮血來澆灌他的田地。”這一悲慘歷史的美洲版本，在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南方家園文化，2013）得到了極具有感情色彩的再現。
20世紀民族主義的覺醒敲響了帝國主義的喪鐘，各大帝國情願或不情願地開始了去殖民化的過程。各大殖民帝國各有其不同的命運，但從帝國淪為附庸國的日本無疑是其中最具戲劇性的。就日本如何走向和中國及美國的全面戰爭赫伯特·比斯克的《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新華出版社，2004）和入江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是必讀的兩本經典作品。日本對“ABCD同盟”（即美、英、中、荷四國）開戰的決定幾乎可以說是絕望中的孤注一擲，這種絕望的絕佳體現就是戰爭後期的“神風特攻隊”身上。但是與一般人認為的“神風特攻隊”是被洗腦的日本青年對國家的愚忠行為不同，大貫惠美子在《被扭曲的櫻花：美的意識與軍國主義》（聯經，2014）中，在檢視了大量“神風特攻隊”隊員留下的手札和信件後指出，許多參與特攻的隊員事實上是東大、京大的精英，他們之中甚至掌握多種外語，並且大量閱讀西方哲學、社會學的原文作品。從他們的日記和手札來看，這些人既反對軍國主義日本，也反對資本主義的美國。這雖然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教育滲透力的極限，但也從反面說明在日本社會嚴格的同僚壓力中，縱使思想獨立馳騁者亦難以選擇自己的命運。而這些關於哲學與自我的思考，或許正是出於試圖逃避無法逃避之現實而留下的吧。
隨著日本的戰敗，曾經的帝國淪為盟軍控制下的佔領區。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詳實地述及日本從戰敗到美國人強加的新憲法開始執行期間，日本社會方方面面的變與不變。而面對重新成為美國重要冷戰盟友的日本，美日之間如何調試彼此的關係則成為又一難題。澀澤尚子在《美國的藝伎盟友：重新型塑敵國日本》（遠足文化，2017）中指出美國用“女性與兒童”的隱喻來合法化美國對日本的保護和教導，日本戰後的形象是美國國內種族及性別關係變化所引起的思想轉型的產物，也是美國開始以世界強國的姿態對抗蘇聯和共產主義集團的戰略產物。但是對於一般的日本人而言，麥克阿瑟那句“日本人只是12歲的孩童”只會引起些許的不滿，大多數日本人的心聲是：“如果民主就是電冰箱，那我們什麼時候能用上？”
戰後日本的復興也確實令人矚目，傅高義的《日本新中產階級》（立緒文化，2015）就是對日本的高速增長時期，東京都郊外的一箇中產階級社區的一份精彩的人類學考察。日本的工薪階層，也就是上班族所代表的新秩序不僅在大型組織上班的人的一種生活方式而已，而是一種對其他人有著影響力的楷模。就社會的其他人來說，上班族提供了一種生活的典範，調和了西化與工業化的直接衝擊，其中庸，是足以實現的夢想；其現代，是值得追求的最高願望。
然而日本本土的繁榮掩蓋的，是美國直接統治下的沖繩人的悲慘命運。加文·麥考馬克的《沖繩之怒：美日同盟下的抗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就敘述了沖繩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之下受到東京和華盛頓的雙重歧視。沖繩人既無從享受高速發展帶來的經濟利益，還不得不揹負起不成比例的軍事負擔。當地居民的抗爭也從未得到真正的解決。可以說沖繩至今依舊是日本的附庸地位和新帝國主義在亞洲的象徵。沖繩，也就是琉球自有其作為“萬國津樑”的輝煌歷史，這在高良倉吉的《琉球的時代：偉大的歷史圖像》（聯經，2018）中有很好的體現。然而近代不容許絲毫模糊的領土意識導致了琉球“兩屬”狀態無法繼續，繼而遭到了日本的吞併，西里喜行的《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一書是對這一過程的全方位、系統性回顧。
除了美日這一極為特殊的帝國-附庸關係外，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已經（至少在形式上）擺脫了殖民統治最惡劣的形式。全球性的去殖民化趨勢也推動了所謂的“後殖民理論”的發展。從法農和薩義德開始，後殖民理論的研究從英美文學領域擴散到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中。宋國誠的《後殖民論述：從法農到薩義德》（擎松出版，2003）在導論部分相當全面地概括了這一學術傾向。不過，相對於一些比較優秀的採用後殖民理論作為研究（或批駁）對象的歷史作品，例如瑪麗·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文化互化》（譯林出版社，2017）和于爾根·奧斯特哈默的《亞洲的去魔化：十八世紀的歐洲與亞洲帝國》（左岸文化，2007）。
我更欣賞阿里夫·德里克對於“後殖民理論”中對於歷史虛化和過於依賴文本的批判理論。他的兩本論文集《跨國資本時代的後殖民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和《後革命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雖然讀起來相當晦澀，但阿里夫獨到的視角和思辨功力確實給人以相當的啟發。總而言之，無論是怎樣的理論，都必須釐清基礎的概念，同時在詮釋上符合邏輯，遵循一定的限度。就這一問題，雷蒙·威廉士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巨流，2003）和艾柯的《詮釋與過度詮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將給我們予以啟示。
儘管批評者甚眾，“後殖民理論”還是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至少對我而言，其提出的“混雜”概念在研究19世紀中外關係時依舊是趁手的工具。舉例來說，Pär Cassel的作品Ground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就是混雜社會內關於治外法權問題研究的最新進展。治外法權一直被視作近代中國不平等條約中一個危害甚深的條款，然而事實上傳統中國在涉及外族的司法糾紛中一直秉持的是“各國各官各管各人”的原則。尤其在清代，正如歐立德在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和鹿智鈞的《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秀威資訊科技，2017）二書所述及事實，由於滿族在中國內部就具有和漢人不一樣的司法地位，滿族所統治的帝國更是涵蓋了大量權利義務各異的族群，清朝在事實上不得不遵循的是一種多元司法的理念，也就是對於不同的民族可以採取不同的司法處理方式。這一原則同樣適用在對外關係上，清廷認為讓各國領事處理各國人民無論是傳統還是實踐上都是可以被接受的。然而必須指出的是，清朝所秉持的“屬人原則”由於歐洲（還包括日本）的濫用而遭到破壞，這種濫用才是治外法權被認為喪權辱國的原因。
外交層面上的禮儀問題也是如此，尤淑君的《賓禮到禮賓：外使覲見與晚清涉外體制的變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對這一問題提出了相當具有新意的討論。在混雜性的社會中，除了政治-外交層面的碰撞外，文化上的交融更是異彩紛呈。朗宓榭、阿梅龍、顧有信等編的論文集《新詞語新概念：西學譯介與晚清漢語詞彙之變遷》（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和《呈現意義：晚清中國新學領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為我們介紹了諸如“勞動”、“社論”、“邏輯”以及諸多自然科學名詞的引介過程。而新近榮獲列文森獎的雷勤風的《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麥田出版，2018）則圍繞著“幽默”這個概念，討論近代中國社會文化中的笑話與諷刺作品的歷史。這種混雜性在當代中國依舊矚目，彭麗君的《複製的藝術》（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就是對此相當精彩的研究。
走筆至此，我已把今年讀過好書佳作大致梳理了一遍，當然也有一些值得一讀好書，比如梁柏力《被誤解的中國：看明清時代和今天》（中信出版社，2010）烏特·哈內赫拉夫《西方神秘學指津》（商務印書館，2018）和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實在無法塞進敘事裡，只好在此單獨列出。
雖然上文列出的這些書涵蓋不同領域，內容千差萬別，但是終歸而言，是一種人與其所創造的結構，無論這結構被加上的是“社會的”亦或“自然的”定語。這一結構對於歷史研究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中的論斷：“人類創造著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自己不能選擇創造的條件，而是隻能在直接面對的，已成事實的，從人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那些已經離去先輩們創造的傳統，依然根深蒂固地埋藏在世人的頭腦中。”這一論斷時刻提醒著我既不要忽視每一歷史事件背後“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脈絡，也不要用今日的觀念對古人的決斷隨意地下達價值判斷。
歷史研究如同在千頭萬緒的結構中截取一段薄薄的切片，正如勒華拉杜裡在《蒙塔尤》中所做的那樣，這切片中，既得見個體之微，卻也不忘宇宙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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