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中國成立至上世紀6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共同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相符的情況下建立了密切的軍貿關係,中國軍隊的武器裝備水平得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高速度躍入世界先進之列。然而蘇方宣傳“無私援助”時又以居高臨下的不平等態度對待中國,結果留下了一些積怨。全面客觀地回顧這一段史實,不僅會使後人感慨萬千,對如今的對外軍事交往也可引發諸多啟示。
斯大林軍事援華質量不高，卻同意援建軍工體系。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在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環境下取得的,新中國成立後採取一邊倒”的對外方針又是其必然結果。
舊中國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的爛攤子,幾個小型兵工廠連迫擊炮的生產能力都不具備,決定了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必然要走引進蘇聯武器和建立蘇式軍工體系之路。1949年以前,中國解放區僅接收過遠東蘇軍轉交的舊裝備。後來蘇聯和臺灣出於政治需要,都曾誇大蘇援武器對解放軍的作用。其實考證解放區的軍工資料,蘇軍轉交和故意遺留給中共的武器只有繳自日本關東軍的30餘萬支舊槍、幾十輛舊坦克、幾十架殘破飛機和千餘門舊炮(包括二戰中墩自德國和接受美國的租借物資)。
1949年7月,因中國革命勝利在望,劉少奇訪蘇時提出解放臺灣急需飛機,斯大林在已無太多外交顧忌的情況下高興地答應售給“最先進的飛機”。此時蘇軍已有米格15噴氣式戰鬥機,被確定為空軍司令員的劉亞樓趕去落實供貨,蘇聯卻只肯賣二戰時的拉-11螺旋槳式戰鬥機。中方還發現斯大林已讓人修改了會談記錄,提供飛機的表述由“最先進改成“先進”。蘇方還誇張地說拉-11的性能已高於臺灣國民黨空軍的主力機型P51“野馬”,實際上二者空中格鬥性能只大致相當。新中國剛建立時購買武器缺少現匯,中蘇雙方於1950年2月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對外宣佈對華提供3億美元貨款用以購買機器等物資,實際內部議定這筆錢大部用於購買蘇聯的海空裝備。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冒著巨大風險出兵朝鮮,居於第二線的斯大林表示感動,按照毛澤東的講法是此時才相信中共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蘇聯對華援助規模雖大幅提升,武器質量卻仍不高,還提出援朝裝備款應“共同負擔”,即中方出一半的錢。1951年2月,周恩來與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在北京簽訂關於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軍事貸款的協定,規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國出兵抗美援朝為界,此前訂貨以全價付款,此後以半價付款。幫鮮戰爭期間,中國對朝鮮的全部入力物力援助都是無償的,蘇聯卻記下了中國30億人民幣(當時摺合13億美元)的軍火債。這筆欠款雖只佔50年代後期全國財政支出的15%,於1960年前已還清(困難時期對蘇所償還的主要是“大躍進”時拖欠的經貿債).不過在習慣於軍事共產主義生活的中國領導人心中卻留下了不滿抗美援朝戰爭期間,蘇聯對華提供的陸軍裝備都是二戰用過的舊品,如蘇軍已裝備AK-47步槍,對華只提供波波沙41/43衝鋒槍。蘇軍已開始用T-54坦克換裝,便把淘汰的3000餘輛T-34賣給中國,許多車體上還留有戰時的彈痕,只是刷上一層新漆。蘇聯起初提供的七個師的空軍裝備,有六個師配備米格-9這種1946年研製出卻感到不滿意的第一種噴氣式戰鬥機。中國空軍領導人認為其無法同美軍F-84戰鬥機交鋒,更不能抗衡F-86,為此同蘇聯顧問發生爭吵。斯大林考慮到兩國關係,才於1951年5月兩次致電毛澤東致歉,並無償送給372架米格-15戰鬥機。
翌年,蘇聯將60架伊爾-28輕型噴氣式轟炸機賣給中國(後國內仿造型為轟-5),這也是斯大林在世時唯一對新中國提供的現役新式裝備。1952年蘇軍已開始裝備米格-17,卻未對華提供只售給米格-15“比斯”型從1950年至1954年,中國用購買和仿製的蘇制武器裝備了106個陸軍師,質量雖屬二戰時的水平,卻實現了全軍武器標準化、系列化,當時彭德懷就認為武器幾年的進步超過舊中國幾十年。當時斯大林對華的最大援助,是同意幫助建設141項重點工程,1954年赫魯曉夫又追加15項,成為奠定中國工業化基礎的著名“156項”。後來落實工程共150項,其中44項是軍工企業,包括陸海空三軍各種主戰裝備的製造廠。蘇援的工廠設備並非無償卻只付成本費,中蘇科技協定還規定技術援助都屬無償,只付複印費、紙張費而不講專利,蘇聯傳授技術後完全由中國自主生產。在不到十年時間內,中國只花費幾十億民幣,就以堪稱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建立起配套的國防工業基礎。
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在80年代回顧此事時還感慨說;“那真是援助,體現了蘇聯人民對我們的赫魯曉夫時期援華水平最高,最大戰略性援助是核項目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是要維護蘇聯對中國的“老大哥”的領先地位。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半年後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他因內外地位不穩,急需剛贏得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而在國際上有很高威望的新中國支持,因而部分改變了斯林過去的某些作法,廢除了中蘇關係中一些不平等約定,議從旅順撒軍並交還基地,在常規武器方面也改為提供現役新裝備的樣品和生產技術。全面地看待歷史,赫魯曉夫是歷屆蘇聯領導人中對華提供援助最多、援助水平也最高的一人,只是因他後來毀約撤專家而在中國留下罵名。
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證實,1954年9月赫魯曉夫首次訪華前,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上就力排眾議,提出應全面提升援華質量並派出一萬名優秀專家。同年1月起,蘇聯向中國提供了米格-17樣品及全套資料,中國於1956年仿製成功並命名為殲-5殲擊機。1955年1月以後,蘇聯向中國轉交了AK-47自動步槍、SKS半自動步槍、RPD輕機槍等技術資料,中國於翌年分別仿製成56式衝鋒槍(實際應稱自動步槍)、56式半自動步槍和56式輕機槍。蘇聯還提供了現役的T-54A坦克和各種火炮的樣品圖紙,中國仿造成功後命名為59式坦克和帶“5”字頭的各式火炮。中國軍工水平就此於50年代後期又實現了一次代的飛躍,在常規裝備領域已接近或達到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赫魯曉夫對華提供常規武器技術比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重要原因在於他認為核武器在未來戰爭中起決定作用。1954年國慶節赫魯曉夫訪華時,毛澤東首次向他提出能否在製造核武器方面提供幫助,赫魯曉夫馬上以中國電力不足予以婉拒,並說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可以。這一態度說明蘇方在尖端武器方面仍想保持壟斷而不願援助。由於蘇聯拒絕提供核技術設備,中國在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時對核項目只確定預研,然而隨後卻出現了一個寶貴的歷史機遇。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揭開了斯大林問題的蓋子,東歐隨後發生政治動盪,蘇共中央主席團內又掀起倒赫風潮。1957年6月末,赫魯曉夫在掌握軍隊的朱可夫主持下,在蘇共中央全會上打倒了多數中央主席團成員,卻仍未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7月上旬,赫魯曉夫派主席團委員米高揚來華介紹情況,毛澤東主持中共開會研究後,考慮到赫魯曉夫是蘇共領導中比較好打交道的一位,決定表態支持蘇共中央的決定。
鑑於赫魯曉夫在政治上有求於中國,7月18日聶榮臻提出應與蘇方交涉核技術援助,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後馬上做出安排。此次蘇方反應空前迅速,7月20日蘇聯駐華總顧問阿爾希波夫代表政府答覆同意。據解密的俄羅斯檔案證明,赫魯曉夫是不顧蘇聯軍方堅決反對,決定了對華提供核技術援助。1957年10月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規定蘇聯向中國提供原子彈、導彈樣品並幫助建立核工廠。11月上旬毛澤東赴蘇訪問在六十一國共產黨會議上表示支持赫魯曉夫戰勝“反黨集團並擁護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為首”地位。
蘇聯對《國防新技術協定》的履行起初還能如約,於1957年末對華提供了射程500千米的P-2導彈(由繳獲的德國V-2導彈改進而成)。這雖遠不及蘇聯剛試驗成功的射程達8000千米的戰略導彈,但畢竟使中國導彈事業起步有了最早的樣品，翌年,蘇聯幫助中國設計了一系列核設施並提供了所需設備,派出近千名專家,建成了湖南和江西的鈾礦,包頭核燃料棒工廠、酒泉研製基地、新疆核試驗場。1958年9月,蘇聯援助的70千瓦重水反應堆建成,直徑12米的迴旋加速器也運到移交,中國正式進入了核工業建設和研製核武器的新階段。
赫魯曉夫雖說“我們對中國同志沒有秘密”,但在核彈、導彈援華方面一開始便帶有勉強性,許多項目都有保留。據當年來華專家在九十年代發表的回憶錄稱,他們奉命只能介紹1951年以前的原子彈設計方案,對氫彈技術更不許提及。中方在真學習蘇聯的技術並引進設備時,核武器研究一開始便以本國專家掛帥,自行制定研製規劃。這種“以我為主”的原則使外援中斷後研製工作仍能進行,保證了“兩彈一星”事業的成功。
1961年蘇聯援華曾短期恢復翌年斷絕後中國完全靠自我發展
中蘇關係在斯大林去世後的幾年內發展到最親密程度,然而自1958年起便因蘇方提議在華建立長波電臺和“聯合(潛艇)般隊“而出現裂痕。這年7月,毛澤東在北京當面怒斥赫魯曉夫,認為他的提議損害了中國主權。這位經常不講原則且隨心所欲的蘇聯領導回國後,便想中斷核技術援助作為報復。不過考慮此舉會嚴重損害中蘇同盟關係,赫魯曉夫近一年時間內猶豫不決。據他本人和原蘇聯核工業部門領導人的回憶錄稱已放入鉛封桶的原子彈樣品裝上準備去中國的火車達半年之久,發車或卸車的命令卻一直遲遲未下。
一些研究中蘇關係的人曾感嘆兩國領導人因“聯合艦隊出現爭吵這一偶發事件,並歸智於個人性格。然而從更深層次考察,可以看出中國的崛起必然威脅到當時美蘇想主宰世界的格局,中蘇兩國間出現矛盾不可避免,只是雙方若處理得當,可以不形成後來那種嚴重對立。1959年6月,赫魯曉夫鑑於同美國商談限制他國發展核武器的需要,終於致信中共中央表示“暫緩兩年”提供原子彈樣品,屆時視情況再定。對這一背信行為,中國領導人表示了極大憤慨,後來自行研製並用於試驗的第一原子彈使以“596“作為代號。1960年春,中共中央開始發表一系列“反修”文章,雙方圍繞著如何理解馬列主義的理論問題論戰升級。同年7月,赫魯曉夫決定撤回全部專家,中止多數合同,對華的導彈與核技術援助全部停止。
赫魯曉夫中斷對華援助,傷害了中國領導人和群眾的感情,80年代的蘇聯領導人追溯歷史時也認為這一最大戰略失策從長遠看也傷害了其本國利益。不過從中國“兩彈一星”事業的進程看,蘇聯前期的援助還是大大節省了中國的研製時間。周恩來總理最後兩任軍事秘書周家鼎、王亞志,這兩位當年親自參與其事的老前輩都感嘆說,蘇聯中斷合同撤走專家,留下一堆“半拉子”工廠,卻畢竟比我們白手起家要好得多。
蘇聯中斷援華,是想以此壓迫中國領導人在政治上讓步卻激發起一輪批判“修正主義”的聲討浪潮,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也提出要提前還清對蘇債務以“爭一口氣”。當時赫魯曉夫鑑於戰略上同美國對峙,仍想爭取中國支持,使兩國關係一度有所好轉。1960年末劉少奇訪蘇受到隆重接待,1961年2月赫魯曉夫又主動提出準備借給中國100萬噸糧食並轉口50萬噸古巴糖(後中方為維護自尊只接受古巴糖而未接受蘇方糧食)3月間又致信毛澤東稱願提供蘇軍現役的米格-21戰鬥機和生產技術資料。考慮到國防事業急需,中方隨即派劉亞樓率空軍代表團赴蘇,達成了購買引進協定。同月,蘇聯政府又主動提出中國對蘇欠款可推遲償還並不計利息,4月間雙方就此達成協議。
中蘇關係的好轉為時不久,便因1961年秋蘇共召開二十二大時雙方在政治上的意見分歧而轉向惡化1962年10月,當古巴導彈危機出現時,赫魯曉夫為爭取中國支持,曾對中共中央表示贊同對印度實行反擊,中方出於當時的政治觀點仍批判蘇聯採取的是“冒險主義”和“投降主義”。赫魯曉夫出於報復於同年11月間在米格-21戰鬥機的技術資料還未最後交齊時便停止這一援助項目,中蘇軍貿從此中止。直至蘇聯瓦解前夕中國以購買蘇-27戰鬥機為開端才恢復了軍購。
進入90年代後,再看當年圍繞著“修正主義”一類意識形態之爭的中蘇論戰知情者都有啼笑皆非和不堪回首的苦澀之感。當年參加過“反修”鬥爭的老一輩革命家伍修權對此普總結說:“30多年前的“反修大戰’,我黨已經在種種場合用不同的方式作了新的評價和結論,認為它是可以避免和不該發生的……它是我們黨內當時那股‘左的思潮在對外政策上的反映。”(伍修權:《六十年代國際共運大論戰的臺前幕後》,《美黃春秋)1993年11期第18頁)當然,蘇聯領導人以歷史繼承性沿襲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造成中蘇關係不平等,也導致了雙方最終反目。在此背景下,中蘇兩國軍貿關係中斷並由親變仇,對過去十分友好的兩國人民都是一大悲劇。不過在蘇聯瓦解前的1989年,中蘇兩國實現了正常化,鄧小平提出了“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方針,對歷史賬“一風吹“(《鄧小平軍事文選》第三卷第297、第299頁,2004年板)。此後留給中俄兩國人民長期回憶的,主要是雙方友好時蜜月般的時光。
回首當年恩怨交織的歷史,國人可以引出諸多反思。歷史證明,像中國這樣一個原無工業基礎的大國,想盡快在武器裝備方面趕上世界先進水平,購買引進友好國家的武器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即便是意識形態上的“兄弟”,至多也只能供給次先進的武器,中國的武器裝備發展想堅持獨立自主並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消化吸收他入的技術並有所創新。另外,在帶有強烈戰略需求色彩的軍貿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利益,而不應過多涉入意識形態因素,出現矛盾時應注重求同存異,適當的鬥爭也要有理、有利、有節而不應無限上綱。正是由於吸取當年那些寶貴的經驗教訓,後來中俄長期軍貿關係的建立發展才有了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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