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叫“五條人”的樂隊實際上每次都湊不夠五個人，只有阿茂和仁科是鐵打的兵。
阿茂和仁科是海豐人，海豐屬於汕尾市，這一帶人地域觀念很強，早期共享單車在汕尾是進不去的。當地人都坐三輪車，很方便，他們自有一套生態體系。
這也無怪他們第一張專輯要叫《縣城記》，也無怪《縣城記》中皆是以方言入詞。海豐這小小縣城，足夠讓“五條人”寫一部地方誌了。
01為小人物樹碑立傳
第一次聽“五條人”的歌是《阿炳耀》，很新奇。海豐方言從他們嘴裡唱出來像唸白，是一首情節性很強的敘事詩。“五條人”以人道主義的口吻替阿炳申訴，冷靜剋制，毫不煽情。這種白描的手法像魏晉的筆記小說，感情真摯。
“五條人”的歌被人稱為“方言民謠”，但他們不抒情，目的在言志，要為底層的小人物發聲，描摹他們的生存現狀。
在海豐有一位叫彭湃的革命英雄，他一把火燒了自家佃農的地契，解放了他們。五條人為他寫了一首《彭阿湃》。
在潮汕地區沒有人崇尚秩序，那裡充滿了江湖義氣和俠義之道，“五條人”繼承了這種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他們是懷有熱烈理想主義的勇士。
在《夢想化工廠》中，“五條人”的人文主義關懷發揮到極致。他們為被老闆獨自留下看門的老伯打抱不平，又在歌詞中設計了觀看梁文道《開卷八分鐘》的橋段，最後落款：“夢想化工廠”是一家蚊香廠的廠名，位於海豐縣聯安鎮。這是出道初期一個音樂人對身份的反覆確認，代表著強烈的自信和自尊。
仁科16歲，在工藝美術班裡學畫畫，老師告訴他，拿畢業證要交五十塊錢。他說：“還要五十塊？那我不要了。”
路過的學而優書店，他卻說他有打折卡。
仁科是讀過書的。他16歲時認識了一個朋友叫楚雄，楚雄推薦大量的音樂、小說和詩歌給他，讀完聽完，兩人認真地討論“哪裡好”和“為什麼好”。除了文藝，仁科還會和楚雄聊哲學，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體問題和形而上觀念。
所以他在《夢想化工廠》寫到梁文道的《開卷八分鐘》，這是一種審美趣味。
曾有記者問，“你們為什麼一直堅持用講故事的方式來演繹歌曲，刻畫邊緣人物、底層人物，用白描的方式赤裸裸地描寫現實？這樣的話就失去了民謠的詩意。”
仁科回答，所謂詩意不是一個統稱，“有時候你覺得詩意的東西，我覺得有點噁心；我覺得詩意的東西，你說這是什麼鬼。”
“五條人”滿足不了聽眾對美好的想象，在高牆和雞蛋之間，他們永遠站在雞蛋這邊。他們想做搖滾，生活把他們逼成了民謠。
《初戀》講述了一名男子回鄉尋找初戀，卻發現初戀已為人妻，悲傷過度駕車最後撞上高架橋的故事。“五條人”本可以把這首歌寫成《關雎》的，但他們沒有，粉飾太平的人太多了，缺的是揭露苦難的人。在《夢幻麗莎髮廊》中，《初戀》而這個故事來源於社會新聞，真實發生地發生在我們生活中。
在《廣東姑娘》這張專輯中，一首《晚上好，春天小姐》在我看來最具詩意。身在陋巷的春天小姐在等待市長的降臨，她手裡拿著淺綠色的花邊傘，這種哀愁，不正是戴望舒筆下的《雨巷》所言之情嗎？
這位春天小姐也許是一位風塵女子，她在等有情郎抑或是負心漢，沒有答案。這不正是杜十娘與翠翠的結合體嗎？“五條人”以悲憫心為被汙辱與被損害的小人物樹碑立傳，給了他們很高的肯定，他為那位不知名的陋巷女人，起名“春天小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五條人”理解的詩意是迷離的敘事氛圍，文學性的藝術內涵和溫暖的人文關懷。不能狹隘地把詩意理解為勾勒美好，《長恨歌》《琵琶行》不是詩嗎？《石壕吏》和《新婚別》不是詩嗎？從這個角度講，“五條人”是搖滾而非民謠。
02底層人民的生活是他們的創作養分
這種立足於底層社會的創作動機，和他們的生活環境有直接關係。
為粉絲簽名的時候，阿茂會細心地從側面破開唱片的塑膠封套，撕去窄窄一條，簽好名字，他再細心地將CD裝回去。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記。
“走鬼”是流動小販違法擺賣時，逃避執法人員抓罰而相互招呼走脫的暗語，後來被人們當作無牌流動小販的代名詞。很大程度上，“走鬼”也代表了五條人在主流音樂圈裡的位置。
多年以前，當走鬼阿茂因賣打口碟在華南師範大學和暨南大學中間躲避城管時，仁科的盜版書連同書包一起被警察沒收了。
2005年，19歲的仁科和24歲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廣州138個城中村裡最大、歷史最長的。抬頭，密密麻麻的樓群之上不見天光，樓與樓間，一百多條羊腸古巷網羅無數商鋪、小飯館、燒烤攤、理髮廊、診所、修鞋鋪、碟片店、租書店、成人用品商店……這裡的空氣滋味曖昧，混雜著花香，飯菜香，泥土氣，汗味兒，還有各種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兒。
居民絕大部分是外來戶，他們之中有學生、IT從業者、“走鬼”的小販、站街女、作家、酒鬼……當然，還有音樂人。
這裡充滿了江湖氣息，是孕育草莽英雄的土壤。仁科認為“生活是沒希望的，這就是命運”。生活的荒誕和底層社會的藏汙納垢，反而讓“五條人”煥發出不一樣的勃勃生機，小人物身上迸發出強大的生命力成了他們創作的養分。
03遠離喧囂的名利場
“少無適俗韻，二十心已朽”。前一句是陶淵明的詩，後一句是李賀的詩，他們隱居在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書寫人世悲歌。生活產生的幻滅感讓他們知足常樂，刻意遠離喧囂的名利場。
2008年，機緣巧合下，阿茂和仁科認識了周雲蓬和他當時的經紀人佟妍，他們被邀作為暖場嘉賓，正式開啟了他們的音樂生涯。
《中國好歌曲》邀請過五條人幾次，他們拒絕了。中央七臺有一次活動，要他們去唱《綠蒼蒼》，仁科問：“有沒有出場費，多少錢？”導演尷尬了半天，說我們中央臺邀請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著來，你還問我要出場費？仁科說，沒有就算了。
以沒出場費為由拒絕央視，只是五條人不想被名利左右的託詞，朋友提議五條人學著營銷，然後賣賣周邊產品，五條人拒絕了。他們不想被更多的人看到。
對主流媒體和價值觀的不信任和疏離，和他們的生活經驗有關。
北京奧運會開幕之前，仁科、阿茂第一次去了北京。“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雲啊，特別舒服。”可他們還是很戀家，絕不會在外地多待。
在海豐，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讀書沒什麼用，到時候跟著堂哥去賣手機，跟著表哥去賣衣服，大多數人是這種心態。
在《城市找豬》裡，五條人以戲謔調侃的口吻諷刺了過度城鎮化對鄉村的吞噬，傳統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被破壞殆盡，當年幫助彭湃完成“包圍城市”壯舉的農村，終於在想象中科學地長出了城市。
這些不倫不類的城鄉結合部，還未成熟便已經荒蕪，在希望的田野上雜交著一片又一片的工業文明。
《城市找豬》很好地闡釋了五條人對城鄉關係的定義和創作動機。2019年五條人最新的專輯起名《故事會》，這種充滿小市民趣味的城鄉結合部式的讀物，用來命名五條人的作品再合適不過了。
2010年《縣城記》獲華語傳媒音樂大獎 "最佳民謠藝人"、南方週末"2009年度原創文化榜"唯一"年度音樂"等7個獎項。
樂評人李皖給《縣城記》的評語是：“他們用家鄉土話歌唱著縣城裡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卻如此之大。”
如五條人所言：“立足海豐，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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