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五条人”的乐队实际上每次都凑不够五个人，只有阿茂和仁科是铁打的兵。
阿茂和仁科是海丰人，海丰属于汕尾市，这一带人地域观念很强，早期共享单车在汕尾是进不去的。当地人都坐三轮车，很方便，他们自有一套生态体系。
这也无怪他们第一张专辑要叫《县城记》，也无怪《县城记》中皆是以方言入词。海丰这小小县城，足够让“五条人”写一部地方志了。
01为小人物树碑立传
第一次听“五条人”的歌是《阿炳耀》，很新奇。海丰方言从他们嘴里唱出来像念白，是一首情节性很强的叙事诗。“五条人”以人道主义的口吻替阿炳申诉，冷静克制，毫不煽情。这种白描的手法像魏晋的笔记小说，感情真挚。
“五条人”的歌被人称为“方言民谣”，但他们不抒情，目的在言志，要为底层的小人物发声，描摹他们的生存现状。
在海丰有一位叫彭湃的革命英雄，他一把火烧了自家佃农的地契，解放了他们。五条人为他写了一首《彭阿湃》。
在潮汕地区没有人崇尚秩序，那里充满了江湖义气和侠义之道，“五条人”继承了这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他们是怀有热烈理想主义的勇士。
在《梦想化工厂》中，“五条人”的人文主义关怀发挥到极致。他们为被老板独自留下看门的老伯打抱不平，又在歌词中设计了观看梁文道《开卷八分钟》的桥段，最后落款：“梦想化工厂”是一家蚊香厂的厂名，位于海丰县联安镇。这是出道初期一个音乐人对身份的反复确认，代表着强烈的自信和自尊。
仁科16岁，在工艺美术班里学画画，老师告诉他，拿毕业证要交五十块钱。他说：“还要五十块？那我不要了。”
路过的学而优书店，他却说他有打折卡。
仁科是读过书的。他16岁时认识了一个朋友叫楚雄，楚雄推荐大量的音乐、小说和诗歌给他，读完听完，两人认真地讨论“哪里好”和“为什么好”。除了文艺，仁科还会和楚雄聊哲学，聊生活中遇到的一切具体问题和形而上观念。
所以他在《梦想化工厂》写到梁文道的《开卷八分钟》，这是一种审美趣味。
曾有记者问，“你们为什么一直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演绎歌曲，刻画边缘人物、底层人物，用白描的方式赤裸裸地描写现实？这样的话就失去了民谣的诗意。”
仁科回答，所谓诗意不是一个统称，“有时候你觉得诗意的东西，我觉得有点恶心；我觉得诗意的东西，你说这是什么鬼。”
“五条人”满足不了听众对美好的想象，在高墙和鸡蛋之间，他们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他们想做摇滚，生活把他们逼成了民谣。
《初恋》讲述了一名男子回乡寻找初恋，却发现初恋已为人妻，悲伤过度驾车最后撞上高架桥的故事。“五条人”本可以把这首歌写成《关雎》的，但他们没有，粉饰太平的人太多了，缺的是揭露苦难的人。在《梦幻丽莎发廊》中，《初恋》而这个故事来源于社会新闻，真实发生地发生在我们生活中。
在《广东姑娘》这张专辑中，一首《晚上好，春天小姐》在我看来最具诗意。身在陋巷的春天小姐在等待市长的降临，她手里拿着浅绿色的花边伞，这种哀愁，不正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所言之情吗？
这位春天小姐也许是一位风尘女子，她在等有情郎抑或是负心汉，没有答案。这不正是杜十娘与翠翠的结合体吗？“五条人”以悲悯心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树碑立传，给了他们很高的肯定，他为那位不知名的陋巷女人，起名“春天小姐”，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五条人”理解的诗意是迷离的叙事氛围，文学性的艺术内涵和温暖的人文关怀。不能狭隘地把诗意理解为勾勒美好，《长恨歌》《琵琶行》不是诗吗？《石壕吏》和《新婚别》不是诗吗？从这个角度讲，“五条人”是摇滚而非民谣。
02底层人民的生活是他们的创作养分
这种立足于底层社会的创作动机，和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
为粉丝签名的时候，阿茂会细心地从侧面破开唱片的塑胶封套，撕去窄窄一条，签好名字，他再细心地将CD装回去。这是走鬼生涯留下的印记。
“走鬼”是流动小贩违法摆卖时，逃避执法人员抓罚而相互招呼走脱的暗语，后来被人们当作无牌流动小贩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走鬼”也代表了五条人在主流音乐圈里的位置。
多年以前，当走鬼阿茂因卖打口碟在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中间躲避城管时，仁科的盗版书连同书包一起被警察没收了。
2005年，19岁的仁科和24岁的阿茂一起住在石牌村。
石牌村是广州138个城中村里最大、历史最长的。抬头，密密麻麻的楼群之上不见天光，楼与楼间，一百多条羊肠古巷网罗无数商铺、小饭馆、烧烤摊、理发廊、诊所、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商店……这里的空气滋味暧昧，混杂着花香，饭菜香，泥土气，汗味儿，还有各种生肉和熟肉的腥味儿。
居民绝大部分是外来户，他们之中有学生、IT从业者、“走鬼”的小贩、站街女、作家、酒鬼……当然，还有音乐人。
这里充满了江湖气息，是孕育草莽英雄的土壤。仁科认为“生活是没希望的，这就是命运”。生活的荒诞和底层社会的藏污纳垢，反而让“五条人”焕发出不一样的勃勃生机，小人物身上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了他们创作的养分。
03远离喧嚣的名利场
“少无适俗韵，二十心已朽”。前一句是陶渊明的诗，后一句是李贺的诗，他们隐居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书写人世悲歌。生活产生的幻灭感让他们知足常乐，刻意远离喧嚣的名利场。
2008年，机缘巧合下，阿茂和仁科认识了周云蓬和他当时的经纪人佟妍，他们被邀作为暖场嘉宾，正式开启了他们的音乐生涯。
《中国好歌曲》邀请过五条人几次，他们拒绝了。中央七台有一次活动，要他们去唱《绿苍苍》，仁科问：“有没有出场费，多少钱？”导演尴尬了半天，说我们中央台邀请人，一般人家跪都要跪着来，你还问我要出场费？仁科说，没有就算了。
以没出场费为由拒绝央视，只是五条人不想被名利左右的托词，朋友提议五条人学着营销，然后卖卖周边产品，五条人拒绝了。他们不想被更多的人看到。
对主流媒体和价值观的不信任和疏离，和他们的生活经验有关。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仁科、阿茂第一次去了北京。“北京太漂亮了，交通又好，天啊云啊，特别舒服。”可他们还是很恋家，绝不会在外地多待。
在海丰，看夜生活就知道，普通青年的生活就是晚上吃宵夜，唱K，读书没什么用，到时候跟着堂哥去卖手机，跟着表哥去卖衣服，大多数人是这种心态。
在《城市找猪》里，五条人以戏谑调侃的口吻讽刺了过度城镇化对乡村的吞噬，传统文化生存的土壤已然被破坏殆尽，当年帮助彭湃完成“包围城市”壮举的农村，终于在想象中科学地长出了城市。
这些不伦不类的城乡结合部，还未成熟便已经荒芜，在希望的田野上杂交着一片又一片的工业文明。
《城市找猪》很好地阐释了五条人对城乡关系的定义和创作动机。2019年五条人最新的专辑起名《故事会》，这种充满小市民趣味的城乡结合部式的读物，用来命名五条人的作品再合适不过了。
2010年《县城记》获华语传媒音乐大奖 "最佳民谣艺人"、南方周末"2009年度原创文化榜"唯一"年度音乐"等7个奖项。
乐评人李皖给《县城记》的评语是：“他们用家乡土话歌唱着县城里的人和故事。地域如此之小，世相却如此之大。”
如五条人所言：“立足海丰，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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