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原本講的，恰恰是理想的重生，但是重生就意味著一定要先幻滅，然後才能重生。——顧長衛

1982年，從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的學生中，除了張藝謀，還有一個人叫顧長衛。1984年，顧長衛在和滕文驥導演合作的電影《海灘》中，因別具一格的攝影風格和非常寫實的表現手法，而受到了業界的關注。

1987年，顧長衛和陳凱歌合作拍攝了《孩子王》，和張藝謀合作拍攝了《紅高粱》，因他在拍攝光線、顏色、佈局、角度等多方面的高水準表現，使他收穫了1988年雙料金雞獎。

此後，顧長衛還和張藝謀合作了《菊豆》，和陳凱歌合作了《霸王別姬》，和姜文拍攝了《陽光燦爛的日子》以及《鬼子來了》，由顧長衛擔當攝影師的作品幾乎都成為了華語電影史上的經典。《霸王別姬》更是直接讓他提名了奧斯卡的最佳攝影。這些電影即使現在看來，都能很直觀的感受到每一幀畫面的質感和美感。他一度被媒體賦予了“中國第一攝影師”的評價。

然而除了大家熟知的攝影師身份，顧長衛其實還有一個大家不那麼熟悉的身份——導演。作為一個遲來的第五代導演，他的作品卻毫不遜色。他的導演處女作《孔雀》，保持著90年代中國電影黃金時期的初心和質感，曾一舉拿下了第55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然而這部轟動了國際影壇的佳作，在國內卻被埋沒。

《孔雀》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講述了河南小縣城安陽一個普通家庭兄弟姐妹三人命運遭遇的故事。姐姐高衛紅內心剛烈執拗，她清教徒般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卻最終被現實潑了一盆冷水。哥哥高衛國小時候因病落下了輕微腦疾，他雖然看起來呆傻愚笨，但心裡彷彿比誰都過得明白。弟弟高衛強內心敏感、憂鬱，青春期的他因為在紙上畫女同學的裸體畫被父親發現，而被趕出家門，最終沉淪。

整個影片充滿了純淨的理想主義和在時代背景下個人的頑強抗爭，以及深入人心的人性拷問。那酸澀、衝動而寂寞的青春，那為了夢想而撞得頭破血流的執著，那敏感而豐富的內心，像極了曾經的我們。

《孔雀》是沉靜而充滿力量的，它雖然帶有悲劇色彩，讓我們深感現實的無奈和殘酷，但正如顧長衛所說，“先要幻滅才能重生”，孔雀終會開屏。

她聖徒般熱烈而執拗地追求夢想，卻終究抵不過現實

在《孔雀》這部電影中，姐姐高衛紅這個角色由張靜初扮演，她清秀而熱烈，天生帶著一股倔氣。當時改革開放的春風還沒有刮到內地，青年學生畢業後只能在工廠或事業單位上班，他們不能去看外面的世界，內心的一腔熱血只能埋沒在壓抑的小縣城。

媽媽託關係給衛紅找了託兒所的工作，可是她並不喜歡，工作也不上心，導致把一個小孩的頭摔破了。丟掉工作的她，在一個百無聊賴的午後，躺在房頂上曬太陽，無意中看到了從天而降的傘兵，這正是她夢寐以求的職業，從此，她著了魔似的想當傘兵。

她去報名參加傘兵時，對招收傘兵的男青年一見鍾情，她以為自己可以享有“優先權”，可是並沒有。她向弟弟借錢去買菸酒，想要賄賂男青年，卻被一位胖姑娘和她姐姐捷足登先，後來胖姑娘的姐姐成了那個男青年的老婆，所以，去當傘兵的不是高衛紅，而是胖姑娘。當滿載傘兵的軍車離去的那一刻，衛紅的夢也隨之遠去了。

林語堂曾說：夢想無論怎樣模糊，總潛伏在我們心底，使我們的心境永遠得不到寧靜，直到這些夢想成為事實才止。高衛紅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在那個勉強維持溫飽的年代，她喜歡拉手風琴，喜歡跳傘，不願意接受父母安排的穩定的工作，這對父母來說是不能理解的。

她和父母的隔閡，實際上是精神的不匹配。父母只注重溫飽和物質層面上的東西，而真正能給人慰藉和精神棲居的往往是超越物質的。

後來，媽媽給衛紅找了製藥廠的工作，她日復一日機械地刷著瓶子。衛紅在消沉了一段時間後，找到了新的精神出口，她認了一個拉手風琴的文工團老師傅做乾爹。可好景不長，老頭承受不住壓力自殺，老頭的一對子女找到高衛紅又打又罵，說她是“狐狸精”。

哀莫大於心死，為了擺脫工作和家庭，高衛紅嫁給了一位縣領導的司機，提出的條件只有一個，就是利用他的職位之便給自己換工作。至此，夢想徹底崩盤，她極力想脫離那個時代的禁錮，卻最終也沒有逃離出去。

影片中的一幕，讓人止不住的掉淚。衛紅在大街上騎著自行車，將自己縫製的降落傘拴在後座上，降落傘隨著自行車迎風飛揚，她歡呼雀躍，伸開雙臂，彷彿此刻自己不是蹬著自行車而是身馱降落傘在空中飄蕩。

此情此景，美麗而淒涼。身後飄飛的降落傘像極了開屏的孔雀，卻是姐姐夢想綻放的幻影。路人側目的眼神，以及媽媽的當街阻攔，無不暗示著那個禁錮時代下個人的無力感。

當尊嚴被踐踏，墮落是他對現實無奈的反擊

弟弟高衛強沉默寡言，卻是全家人中情感最豐富、敏感的，他的內心充滿了壓抑。下雨天憨傻的哥哥去學校給他送傘，他因為怕同學嘲笑而不敢相認。在哥哥走錯學校女廁所而被大家圍毆時，他為了證明自己和哥哥不是兄弟關係，而在全班同學面前用傘頭刺傷哥哥。

為了挽回顏面，他又找姐姐的朋友果子冒充警察給他送傘，卻沒想到遭到了同學變本加厲的侮辱，在他的書桌裡塞滿了垃圾。同桌女同學幫他清理抽屜，他以為對方對他有好感去尾隨人家，結果得到的卻是對方更冷酷的嘲笑。

在馬斯洛需求的五個層次中，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是最高級的兩個需求，人需要被認可，來確認自我存在的價值。高衛強渴望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接納，卻一次次遭受集體的唾棄，這對內心敏感的他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如果說別人的嘲笑是他墮落的引線，父母的不接納則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暗殺”哥哥未遂之後，母親殘忍的懲罰手段割斷了他和母親交流的可能。而父親則在發現他畫裸體女人的畫像後，憤怒地將他趕出家門。

人情的冷漠、封建閉塞的家庭、沉悶壓抑的氛圍充斥著影片，弟弟的裸體畫速寫在如今看來異常的美，卻和那個刻板拘謹的時代格格不入。弟弟敏感的自尊心和被壓抑的青春期性衝動，不被接受，更沒人理解。

後來弟弟坐上了去遠方的火車，開始了徹底的沉淪。多年以後，他再回來時成為了一個吃軟飯的男人，帶著一位唱戲的風塵女人，還有女人的孩子。

他徹底殺死了曾經那個帶點靈氣又充滿秘密的自己，放棄了心中的追求和堅持，卑微的活著，餘生只剩苟延殘喘。

傻人有傻福，被生活萬般捉弄的他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則

哥哥高衛國小時候因病落下了輕微腦疾，顯得有些呆傻，因此，父母也常常給他更多關心和照顧。全家人分奶糖時，弟弟妹妹都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拿出來給他，而他卻轉身投餵給了自己的寵物鵝。

因為腦疾衛國在外面經常被人嘲笑和捉弄，他的工作是在麵粉廠裡背面粉，其他人都歇著打牌，讓他一個人幹苦力，報酬就是幾根菸。

衛國帶著弟弟到澡堂子洗澡，別人假意過來給他敬菸，實際上卻在煙裡塞了一支爆竹，爆竹在衛國的嘴邊爆炸，使得他全身抽搐，口吐白沫。

衛國看上了棉紡廠的廠花陶美玲，在母親提親失敗後，他並不死心，手拿向日葵守在廠子門口向陶美玲表白，可得到的卻是一頓羞辱。

失戀後的衛國精神恍惚，下班時竟把一個同事鎖在了凍庫裡，害得同事全身都被凍傷，要不是廠裡有人提前開了門，可能就要鬧出人命。

愛情和工作雙雙受挫，在衛國的青春裡，充滿了被歧視、被捉弄的經歷，然而，看似呆傻的哥哥，心裡卻比誰都過得明白。在他被人欺負後，妹妹找人打了那些人，他事後買燒雞找那些人賠禮道歉，撇清關係“俺妹子多管閒事”。他看上棉紡廠廠花後，用激將法使母親為自己提親。以前欺負他的工友找他借錢，他拿當年作為報酬的那堆煙一報還一報。

哥哥實際上是現實主義的代表，他是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則的，他不像弟弟妹妹一樣，追求那些“虛無縹緲”的東西，他安於螻蟻之生，老老實實地過溫飽安定的日子。

他沒有理想，在那個環境中，他是從沒想過要反抗的一個人，所以他欣然接受老家的媳婦，兩個人辦起小攤子的生意，誰也不嫌棄誰，日子過的踏實安穩。在某種意義上，他比弟弟妹妹過得都“幸福”。

重生就意味著先幻滅，但理想終會涅槃

電影以“孔雀”命名，卻鮮有提到孔雀的地方，只在影片結尾時，兄弟姐妹三人分別拉著自己的伴侶從公園中的孔雀面前走過，都想讓孔雀開屏，卻都失敗了，而當他們走過之後，孔雀卻燦爛地開屏了，但是他們卻都看不到了。

他們三姐弟就像籠中的孔雀，而那華麗的開屏則代表他們青春的綻放。他們在青春年少時，都曾努力的綻放過，只是當時沒有人願意為他們駐足。

人生就像一張無情的大網，當它鋪天蓋地的罩下來時，誰也不能倖免，我們只能繳械投降。所以衛紅選擇了一個自己並不愛的人，衛國選擇了一個農村的坡腳姑娘，衛強選擇了逃離外出闖蕩，過上了吃軟飯的生活。他們的稜角和對生活的熱情被現實磨平，在一次次遭受打擊後失去了反抗的勇氣。

《孔雀》的編劇李檣說：人生是個籠子，我們每個人都被關在裡面，別人觀賞我們，我們也觀賞別人，同時我們也觀賞自己。其實籠中的孔雀何止是他們三姐弟？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曾經年少時都夢想仗劍走天涯，可最終也難逃結婚生娃買房這樣的俗套，曾經讓我們鄙視的事情，現在被當做人生目標。我們從籠子裡開屏的孔雀變成了站在籠子外欣賞的人，而這時一定有另一批人正經歷著青春，而我們也選擇視而不見。

影片中有一場暗含深意的雨戲，他們剛剛砸好的煤球被突如其來的大雨衝散，任憑他們怎麼努力，黢黑的煤泥還是順雨流走。生活就似這場暴雨，裹挾一切，捲走夢想和希望。

但絕望和希望往往在一念之間，正如裴多菲所說，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理想會幻滅，也會重生。但重生就意味著一定要先幻滅，這個過程是痛苦的，但就算曆盡坎坷，也總能等到開屏的瞬間，這樣的瞬間便足以將生命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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