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問題是：企業家往往更為注重現實強人際關係而忽視網絡弱人際關係，更注重企業家與企業家、商人與官員之間的線下交流和交往，而忽視企業家與科技界人士的線上的交流和交往。
第二個問題是：企業家缺乏技術思維或文化覺悟，而文化界和科技界人士缺乏企業家思維。二者兼備、二者並重的人士，在中國是少而又少，如知識界的林永青、胡泳、潘新、段永朝和許多的科技界的創業者如雷軍等，這樣的企業家，在中國始終是非主流。
這兩個問題，是值得反思的，有著文化基因上的深層邏輯。
國內企業家們建設的群，也是為這種深層邏輯所主導的，他們更多提供的是企業家和企業家、官員和商人之間的人脈，而非更多的提供企業界人士與科技界人士的交流。他們更多的將網絡當做為發展現實強人際關係的主要工具，而非當做科技界、文化界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發展弱人際關係的工具。在他們的長期商業實踐過程中，沒有將知識資源的重要性突顯出來。他們的收入和利潤來源，更多的依賴於非知識資源的人脈資源，如銀行和官方，即經濟資源和權力資源，與此同時，知識資源貢獻的比重，相對很小。不同的人脈對應於不同的資源。他們的人脈結構中顯著缺乏知識資源人脈的比例，並幾乎意識不到這一人脈資源的重要性。
作為社會精英的企業家，其人脈結構所反應出來的，是一個國家的核心問題。我們最終看到了這種反應到國家層面的結果，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之中，顯著缺乏知識資源貢獻的比重。
房地產市場的畸形存在，以一種激勵遊戲的模式，已將國內企業家精神磨損耗盡。在這種遊戲模式下，企業家淪為社會非主流，淪為附屬性階層，不能主導社會，反被社會主導。在這種遊戲模式下，只有那些充分珍惜和運用非知識資源的企業家，才能得到最大的和最多的獎賞；而那些充分珍惜和運用知識資源的企業家，成功的光環只會籠罩在極少數的頭頂，他們中的大多數，往往長期陷入泥沼之中。全球化時代中國企業家的戰略轉型，必定發生在房地產市場不再主導一國經濟的時候。
古代某些鉅商的歷史啟示是：不是跨國商人，其安全性便存在問題。跨國商人比非跨國商人更安全。正因為非跨國商人不安全，所以他們始終處於依附性生存狀態之中。對權力的攀附和依存，是他們的求生本能，也是他們無奈的選擇，更是他們的宿命。
工商業，實質上就是技術與文化的根系之上所生長出來的枝葉。無論是爆竹，還是其他的一些工商業服務和產品，乃至農業產品，本質上是技術與文化產品，是以技術與文化為根基，並在這種技術與文化的傳播過程之中，實現自身商業價值，確保企業的穩健發展。在技術與文化主導的世界觀之下，作出新的理解：企業家實質上始終居於知識體系的頂端，是對整個知識體系和關鍵知識領域作出重塑和檢驗的主要力量，是作為技術與文化要素的各種資源的集合利用者和價值發掘者，是技術與文化紅利的創造者。企業家只有主動肩負起技術價值發掘、文化闡釋、技術與文化傳播的使命，才能確保品牌的成長和行業的長存，乃至於在時間的長河之中，立於不敗之地。
閱讀更多 文武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