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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这样的电影，未来将证明，它不过是某种一次性消费品，就像我们用过的一次性茶杯、筷子那样，不是说它没有在疫病围城的时刻带来娱乐，而是说它没有带给观众应有的启迪。
如果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则是把丑恶、虚伪的东西戳破给人看。
“囧”系列的第一部，即2010年的《人在囧途》就遵循了这一规律，取得了颇为“惊艳”的效果。
《人在囧途》触碰了当下中国的一处隐痛，即阶层分化。一个冷漠的、“理性”的、“有品位”的成功人士李成功，由于某种机缘，遭遇了仍然保持纯朴道德的挤奶工牛耿，同时不得不开始一段他已感到陌生的“底层社会”生活——坐绿皮车硬座车厢、住60元一晚的小旅馆等。
李成功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囧态，暴露了他的自私与虚伪，牛耿成了他的一面镜子，照出了他的渺小，也使他得到了拯救。
其实，真正优秀的影片，都具有敢于触碰现实的特征。比如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绿皮书》，就触碰了美国最为敏感的种族问题。
《囧妈》的问题在于，完全回避任何严肃的社会问题，即便对作为主轴的母子关系的表现，也非常表面化，就连令当代人焦虑的老无所依问题也没有触及。 由于逃避现实，《囧妈》就必然是无病呻吟的，就只能是鸡的洗澡水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有营养的鸡汤。【点击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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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囧妈》无意当中触碰到了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情结——苏联情结。
说“无意”，是因为很明显徐峥根本就不想在这方面进行深入挖掘。 和《泰囧》中的泰国一样，《囧妈》中的俄罗斯，也只是影片人物活动的一个舞台，是随着人物的运动偶然闯入观众视野的一个背景。
正因为如此，《囧妈》中的俄罗斯被拍摄的毫无特点——以自然风光为主，森林中有熊出没，前苏联的痕迹，则一点也看不到。“红星大剧院”虽然名字上有“红星”两字，但和一个普通的欧洲剧院没有任何区别。
《囧妈》中的俄罗斯人和《泰囧》中的泰国人一样，是标签化、平面化的——热情好客，但笨拙迟钝。
导演徐峥显然在极力克制对俄罗斯人的情感表达——新郎的舅舅从熊掌下救出了徐伊万和芦小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还邀请他们参加婚礼，盛情款待，晚上让出自己的卧室让他们休息，第二天又亲自驾车送他们去车站……
一个素昧平生的朋友，不可能做的比这更多、更热情了。但徐伊万和芦小花和“舅舅”的告别，只能用冷漠来形容，芦小花甚至懒得和“舅舅”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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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联/俄罗斯在《囧妈》中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但这一“偶然”，仍然折射出美国“脱魅”之后，中国电影的微妙变化。
也许从1980年的《庐山恋》开始，在中国主流电影中，美国就是一个迷人的、乌托邦一样的美好存在。美国构成了中国的彼岸，主要是一种理想和情感所在，甚至连一部名叫《西雅图夜未眠》好莱坞电影，都成为小资文青的文化记忆，这一点在薛晓路连续两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被表现得特别明显。
但在《囧妈》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美国成了一个纯粹的商业所在，而且美国人被表现得唯利是图，为了一单生意，被远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的徐伊万当猴耍。 相反，俄罗斯变成了情感所在，芦小花的俄罗斯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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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妈》也涉及到了两部苏联电影。
一部是《伊万的童年》。苏伊万的名字就来自这部电影。
《伊万的童年》拍摄于1962年，属于赫鲁晓夫时代晚期的“解冻”系列影片，带有若明若暗的“反战”色彩。影片讲述战争摧毁了12岁男孩伊万的童年，母亲和姐姐被德军杀害，伊万也不得不走上战场，成为一名在战火和死亡中穿梭的侦察兵。
芦小花最后演唱的《红莓花儿开》，则来自另一部1949年拍摄的《幸福的生活》。
这部影片讲述了以吴雅和毕百灵为代表的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们热爱劳动，热爱祖国，歌唱爱情与幸福的故事。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典范，《幸福的生活》在苏联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和朝鲜的同类电影影响也很深。 2017年，俄共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文艺晚会上，舞台的大屏幕还多次出现了这一电影的镜头。
遗憾的是，作为导演的徐峥对这些因素处理得极为草率，芦小花最后的演唱也毫无感情，十分平淡。 和2009年张艺谋拍摄《山楂树之恋》一样，徐峥在拍摄《囧妈》时，也极为谨慎地恪守了这一准则——
苏联文化因素的出现，仅仅是为了怀旧，仅仅与逝去的青春有关，绝不意味着违反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正确，也就是说，绝不意味着对曾经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的任何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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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为观众，我们不应该完全被影片限制了视野。
应该记住：俄罗斯大地上除了白桦林和熊，还曾经出现过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曾极大地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力。
无论苏联在此后的实践中经历了怎样的挫折与失败，但没有苏联的存在，人类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文明进步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今天，当“历史终结论”被终结之后，人类恰恰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超越新自由主义狭隘视野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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