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
一、兵陰陽家
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兵家四大流派之一。所謂兵陰陽家，《漢書.藝文志》中有經典的描述：“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順時、刑德、鬥擊、五勝云云，表明兵陰陽家實際上是在陰陽五行框架支配下的多種術數形式在軍事理論和實踐中的運用或延伸；而“假鬼神以為助”，則意味著一切藉助鬼神的方術巫法在軍事上的應用，也都可以歸入兵陰陽的範圍。兵陰陽家既包含了以往各種軍事術數，諸如卜筮、占星、佔雲氣、占夢、祭祀、禳禱、詛咒、厭勝和形形色色的雜佔、巫術等，又與以往軍術不同，兵陰陽家是陰陽五行化的軍事術數，它的出現標誌著中**事術數史進入了新階段。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家、兵形勢家、兵陰陽家和兵技巧家四類。《漢書.藝文志》“兵陰陽家”有《萇弘》十五篇。今佚。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兵家》謂：“陰陽、技巧之書。今已盡亡。權謀、形勢之書，亦所存無凡。大約兵陰陽家言，當有關天時，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實用。然今古異宜，故不傳於後。兵形勢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後人所能解。至兵權謀，則專論用兵之理，凡無今古之異。兵家言之可考見古代學術思想者，斷推此家矣。”
孫武、孫臏、張良、范增、李廣利、張角、諸葛亮、李傕、司馬懿、沮授……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將軍師，都屬於兵陰陽家。
術數形式
當時較重要的術數形式有：
1、卜筮
卜筮，是中國古代最古老、最重要又最為人們熟悉的占卜術。《史記.龜策列傳》：“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漢代各種新方術和兵陰陽家大興，但卜筮仍然是基本的戰爭術數之一。《龜策列傳》載漢武帝“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這並非武帝朝的特殊現象，而是兩漢之通狀。
2、天文雲氣佔
這也是古老的軍事占候之術。《淮南子.兵略訓》：“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譏祥，此善為天道者也。”《漢志》著錄和考古發現此類文獻最多，而從《天官書》、《天文志》和簡牘帛書資料中，不難發現戰國秦漢時期各種天象、雲氣的記錄和分類比春秋複雜細緻的多，不僅涉及日月、五大行星、北斗和眾多恆星及氣象現象，占斷也極為廣泛繁雜。如馬王堆帛書《天文氣象佔》僅慧星就有29個圖形和18個名稱，雲氣則有200多種，每個圖形之下均有吉凶佔文且絕大多數與軍事有關。
3、式佔
式佔的起源可能很早，《周禮》中就有“大師，太師抱天時以從”的記載。“天時”即式盤。但式法的廣泛流行，是西漢以來的事情。目前漢代式盤實物已發現7件以上，王莽在覆滅前模仿式盤製作威鬥，是治史者熟知的。式佔稍後分化為太一、六壬、雷公等式，直到宋代仍在流行，是軍術操作的基本形式之一。在式佔基礎上生出的奇門遁甲術，向被視為兵陰陽家的看家本領。
4、風角
候風術的出現不晚於商代，其演變為系統的風角預測術並用于軍事，則不遲於春秋而活躍於漢，名家輩出。漢代兵陰陽家的風角言，《天官書》和《天文志》有專門論述，《漢志》“兵陰陽家”著錄有《師曠》8篇，“五行”有《五音奇賅用兵》、《五音奇賅刑德》，銀雀山漢簡有《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司馬遷著《史記》，其兵書即《律書》，充分表明了其軍事上的重要地位。風角和奇門遁甲一樣，也被後世的術數家十分看重。
5、象佔
根據自然界的種種奇異罕見現象推斷人事，即象佔（也可稱作雜佔）。戰國以前，象佔之事已多，但漢代有質的飛躍。建立在天人感應基礎上的災異學說自西漢中期盛行起來後，形成中國兩千多年講究災異的傳統，其集大成之代表作，為劉向《洪範五行傳》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漢書.五行志》。從此，幾乎一切少見的自然現象如日月食、水旱、地震、蝗災、動植物異常乃至於特殊的人類生理、病理現象和民俗、謠諺等，都在陰陽五行的框架下被賦於特殊意義，並被鄭重記錄和向皇帝報告。災異說導致象佔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更加流行，《漢書.五行志》蒐集事例甚多。
6、擇吉
幾乎所有術數都有擇吉功能，這裡僅指較專門的時日選擇之術如建除、刑德、孤虛等。“漢以下，則其說愈多，其法愈鑿，”“時日之書，眾多非一”，所以才會出現武帝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兇，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這樣近乎喜劇性的場面。漢代兵事擇吉而動，一如前代，《龜策列傳》所謂“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即是。劉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就是一個典型的史證。
7、圖讖
西漢後期以來讖緯大興，作為一種術數形式，它雖與兵陰陽學說不是一回事，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本以預測政治變動為主要功能的圖籍，常有兵陰陽文字側身其間，而且事實上漢代人確實每每運用讖書惑眾起兵和決斷軍事，如劉揚等“造作讖記”起兵，光武帝以“赤伏符”稱帝鄗城，公孫瓚以讖謠遷守易城，等等。
8、祭禳祝咒
先秦時期，軍事祭祀和禳禱之法已經極為發達。漢代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有新的發展：一是專門的軍神祭禱的確立。秦代以蚩尤為軍神“兵主”，立祠長安;高祖起兵，“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旗鼓，幟皆赤”。漢興，蚩尤亦成為一代軍神。漢武帝時又加太一神為出兵祭祀對象，“為伐南越，告禱泰一，以牧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泰一鋒，名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二是禳禱詛咒之術更形發達。作為統一帝國，漢王朝有意識地將各地方士巫師集中於長安，形形色色的地方術數融會交流，並被運用國之大事中。如武帝時對匈奴作戰，使用群巫大肆施行“詛軍術”，以對抗對方的同類術數。馬王堆所出“闢兵圖”，尚保留了不少闢兵咒語。
二、兵技巧家
兵技巧家是《漢書.藝文志》分列兵家四種之一（兵權謀家、兵陰陽家、兵形勢家），班固對兵技巧學的基本內容作了如下概括：“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根據《漢書.藝文志》的描述，兵技巧學的內容應當包含如下兩個方面:
1、關注人的因素
是對作為戰爭主體性因素的人的關注。即是說，每個士兵都應“習手足”，具有作戰殺敵的本領與技能。春秋戰國時代的士兵們進行的軍中游戲，如鷲鞠、投石、超距、跑跳、長距離行軍等實為用基本的軍事訓練，是對士兵身體素質的提高，以適應實戰的要求。而對士兵們進行的角力、手搏、射法、劍戟之道、戰陣規則之類的訓練，則是對士兵具體作戰技能的提高。“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軍隊作戰屬集團行為，集團行為的優劣從某種程度上說取決於組成集團的個體行為的優劣，而且，在實際的戰陣中集團性的拚殺一定要落實在個體之間的生死拼搏之中。士兵個人作戰殺敵技能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著他自己的生死存亡，而且也從某種程度上決定著對敵方的有效殺傷和戰局的勝敗。這正是兵家尤其是兵技巧家注重士兵“習手足”的關鍵所在。
2、關注便器械的因素
是對戰爭中器物因素的關注。即“便器械，積機關”在確立“攻守之勝”之中的巨大意義。武器裝備的進步與人類文明的發展是同步的。“《易》日:‘古者弦木為弧，刻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耀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漢書.藝文志》)這包括攻擊性的種種武器、防護性的盾甲、城塞險阻等軍事設施以及戰爭中應用的其他必須物資。手持攻擊性武器的士兵一定身穿甲冑或手拿盾牌。在進攻他人時以防他人的攻擊，而身穿甲冑或手持盾牌的士兵在防備他人進攻的同時。也一定手持利器時刻準備殺傷前來進攻之敵。因此，武器裝備的精良與否，如劍、戟、矛、箭的銳鈍、甲冑的堅固所具有的意義，就在戰爭中十分明顯了。這正是兵技巧學講求“便器械”的意義所在。
3、關注軍事性建築
另外。城市、關塞、營壘等軍事性建築，在戰爭中的意義和作用，亦為兵家所注重，更為兵技巧家所看重。墨子對城市建築的防守性的研究，使他獲得了“墨守”的稱號。楊亂先生曾對城市在戰爭中的作用作過如下論斷:“從軍事方面來看，戰國時期的城市有以下特點:第一，這些城市是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第二，城市是當時製造武器和防護裝備的生產中心。第三，城市人口是充分的兵員補充基地。以臨淄為例，有戶七萬，如果每戶出三個男丁。則可達二十一萬兵員.第四，城市在防禦方面，是一處很好的設防堡壘，外有高牆深壕，城內各高聳的宮殿臺基在戰時是重要的制高點，能夠在相當時期內抗禦敵軍的圍攻。”城塞固然是為防禦而設。但其目的卻不僅僅在於防禦，它更是進攻的起點和後援.兵家往往藉助城塞建築之助。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打退敵人的進攻，消耗其人力、物力，進而尋求反攻的時機，化退守為進攻，轉被動為主動，以扭轉戰局。例如，田單正是藉助了城市建築而固守即墨，隨後由即墨對燕軍進行反攻，一舉收復齊國失地七十餘城.因此，城塞建築的合理有效性、實用性，就甚為兵技巧學所關注。
三、兵形勢家
“兵形勢家”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對兵學流派的分類（其他三類為：兵權謀家，兵陰陽家，兵技巧家）。對這一流派的著作，他總共列有十一部，其特點為：“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主要指戰術方面的運用。
根據班固對“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的描述可知，“兵形勢”中的“形”與“勢”，作為一種軍事範疇是有區別的。而這個區別，應當追溯到《孫子兵法》。《孫子兵怯》中有《形》篇與《勢》篇。《形》篇之“形”講的是軍事力量，《勢》篇之勢講的是軍事力量的發揮。例如，“五事，、“七計”是“形”，因利而制權”是“勢”；“靜如處女”是“形”，“動如脫兔”是“勢”，等等。
從《尉繚子》看兵形勢家
在《漢書.藝文志》中記錄的十一篇“兵形勢家”著作中，《尉繚子》是至今唯一存世的一部兵法著作。《尉繚子》之所以歸入“兵形勢家”，主要因為它論述了未戰之前的對敵優勢，將戰之時的戰場佈勢，既戰之後的凌敵威勢三個重要內容。正是這三個方面構成了它具備“兵形勢家”的主要特徵。
其一、強調擁有軍事實力，建立戰前的對敵優勢
《尉繚子》提出了“道勝”、“威勝”、“力勝”這三勝的新命題。它自己的解釋:“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甲，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還，此力勝也。”從這裡一一如果再聯繫《戰威》全篇文意——就可以看出，這種對敵優勢不只是物質的，而且還指精神的——強調戰爭指導藝術和民心士氣的作用
ps：關於避實擊虛，它強調，“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我因其虛而攻之”，這也是兵家制勝的不二法門。無論在戰爭上，或在戰役戰鬥上，主攻方向都應選擇在敵既虛弱又是要害之處，這樣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戰而勝，再及其餘。
其二、精心運籌決勝，造成最佳戰場佈勢。
《尉繚子》對作戰決策十分重視，“高之以廊廟之論”是它提出的名言，它把“廟勝之論”列在預測戰爭勝負的五個條件之首。它認為，如果沒有勝利的把握，不具備勝利的條件，就不能出戰，即所謂“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盡言攻”。它批評那種計劃疏漏，僥倖取勝的做法是“曲勝”，說:“曲勝言非全也，非全勝者無權名”，是不懂得戰爭謀略的魯莽將軍。在作戰指導方面，它提出:“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即進攻在於出敵意外，防禦在於巧妙偽裝，這是總的原則。為了形成最佳的戰場佈局，求得有利的態勢，它注意到一方面要“事在未兆”，先期作好準備；另一方面要廣施權變，迷惑、欺騙敵人，所謂“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自己站穩腳跟與不讓敵人站穩腳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這個問題上，關鍵是“修己”￥，w◇ww.，是否確實具備了取勝的把握，做好了勝敵的準備。戰場佈勢的具體內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戰防禦、陣地防禦、城邑防禦、河川防禦等等。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防禦要求。以城市防禦為例，《尉繚子》對此作了若干精闢的論述，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方法上都超過了兩《孫子》，也超過了《吳子》。這裡，僅摘引一段就可以看出它關於城市防禦佈勢問題的見解是何等高明:“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折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又說:“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在城市防禦的指導思想和作戰佈勢上，它注意到了堅壁清野問題，注意到了城堅、糧豐、水足、兵力優勢、裝備精良的問題。尤為可貴的是它十分重視機動部隊適時策應。
戰場佈勢雖然因作戰樣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但是。也有其共同的、一般的原則，這是有普遍意義的。這在《尉繚子》中主要表現為關於奇正的論述。它認為：“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這固然是一般的部署兵力和使用兵力的原則。我們還要注意它所說的“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何謂“四奇”?“四奇”就是五軍陣推演為八陣時，從“四正”中分離、變化而成的機動部隊.我們從《分塞令》這一篇中清楚地看到，《尉繚子》所言佈陣之法主要是五軍陣一一“中軍、左、右、前、後軍”。中軍是指揮員控制的機動部隊，古兵法稱之為“餘奇之兵”。陣形無論如何變化，中軍始終居中，位置不變。變化的只是前、後、左、右軍，即“四正”。古兵法關於五軍陣變換為八陣，有兩句名言:一是“數起於五而終於八”；二是“四正、四奇，八陣生焉”。前、後、左、右四軍分離、演化之後，就在前左、左右、右後、前右四個方向上部署兵力，稱之為“四奇”。《尉繚子》認為，善於在“四奇之內’，巧妙部署兵力，出奇制勝，就能取得勝利.可見它對於運用“奇正”造勢是相當重視的。
其三、臨陣審時度勢，充分發揮擊敵威勢。
如果說前兩項之建立對敵優勢和形成有利態勢都還只是戰鬥力處於蓄勢於前，都還只是能量尚未完全質變為勢的“形”，那麼，得到充分發揮的擊敵威勢，或常言所謂破竹之勢，就是戰鬥力由靜態的“形”轉化為動態的“勢”，已屬於“任勢”的範圍了。如同物體的重力勢能一樣，質量大，高度大，重力勢能就大。《孫子》用高山滾右來比喻軍隊的銳勢，今天，我們用攔河壩的水力發電作比喻則更為貼切。攔河壩的水位愈高，水流下落形成的功能就愈大。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由此進一步追索:物體的重力勢能是由物體的質量、重力加速度、高度三者的乘積決定的，那麼，軍隊在戰場上所發揮的銳勢是由什麼因素決定的呢？
《尉繚子》的回答從全書看，似乎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指揮專一，先發制人，避實擊虛，兵貴神速。
關於指揮專一，它說：“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又說:“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它主張的這種“三不制”、“四無”，就是主張授予將領機斷指揮之權。將領指揮專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銳不可當，“天下皆驚”。關於先發制人，它徵引《兵法》說:“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然後得出結論:“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採。”先機而動，先發制人，這在戰役、戰鬥上從來就是兵家制勝的信條。至於在戰略上，先發制人固然也會取得突然擊敵的效果，這只是從純軍事的角度而言。如要考慮性質，社會的、國際的影響，那就另當別論了。
關於避實擊虛，它強調，“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我因其虛而攻之”，這也是兵家制勝的不二法門。無論在戰爭上，或在戰役戰鬥上，主攻方向都應選擇在敵既虛弱又是要害之處，這樣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戰而勝，再及其餘。
關於兵貴神速，《尉繚子》中也有精闢的論述，如說：“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毫無疑義，兵力集中，展開迅速，進攻敏捷，指揮正確，兵鋒所向，何敵不克?
四、兵權謀家
兵權謀家，即戰略家，班固言其特點為“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權謀家注重軍事戰略研究，兼通形勢、陰陽、技巧各派之長，實是兵家的魂魄所在。權謀家兵法是當時戰爭和治兵經驗的總結，包含一系列戰略戰術原則和豐富的軍事辯證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戰的哲理。
《漢書·藝文志》對兵家有清楚的分類：“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秦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這“四種”就是“兵陰陽家”、“兵技巧家”、“兵權謀家”與“兵形勢家”。但是，在目前文獻典籍中，“兵陰陽家”與“兵技巧家”著作基本散佚，只剩下“兵權謀家”和“兵形勢家”。
兵權謀家《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現存三部：《孫子兵法》《孫臏兵法》與《吳子》。未流傳下來的權謀類兵書有：《公孫鞅》《范蠡》《大夫種》《李子》（李悝）《娷》《兵春秋》《龐煖》《兒良》《廣武君》《韓信》十部。
《孫子兵法》又稱《孫武兵法》、《吳孫子兵法》、《孫子兵書》、《孫武兵書》等，是中國古典軍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瑰寶，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三大兵書之一（另外兩部是：《戰爭論》（克勞塞維茨） ，《五輪書》（宮本武藏） ）其內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贍，邏輯縝密嚴謹。作者為春秋末年的齊國人孫武（字長卿）。 其軍事思想課概括為如下幾點：
（1）知彼知己的知勝論
《謀攻》篇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孫武指出戰爭建立在對敵我雙方透徹瞭解的基礎上。這也是戰爭的指導原則和普遍規律，具有樸素的唯物論和辨證法思想。
要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須完全掌握敵方的軍事部署、軍事意圖，就必須蒐集可靠的軍事情報，而情報的獲得則靠間諜，故必須“用間”，即重視間諜的作用。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這些軍事經驗，無疑具有理論價值和借鑑意義。
（2）詭道與全勝論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戰爭的最高境界是 “不戰而屈人之兵”。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使用謀略使敵國屈服。而上古尚禮，不進擊未成列的軍隊。春秋以來，禮崩樂喪，詭道乍起。孫武第一個總結詭道的特點，併成為後世用兵的原則。孫武的詭道有十二法：“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真假虛實，變幻莫測，故孫武的謀略概括起來就是“詭道”。
（3）先勝與速勝論
孫子云：“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即認為戰爭要取得勝利，必須處於先勝的地位，要胸有成竹，而對敵軍事鬥爭應該速戰速決。《作戰》篇雲：“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貴勝，不貴久。”強調主動進攻，深入敵國，用最短的時間奪取最大的勝利。並且要“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4）令文齊武的治軍論
這裡的“文”是獎賞、鼓勵；“武”是懲罰、法制。孫子認為對士兵要恩威並施，士卒才可用。而要做到賞罰分明，關鍵是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因此，“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虛實是也。”“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害，勿告以利。”
（5）五德兼備的將帥論
上古三代軍政不分，文武合一，至春秋而一變，專門的將帥職業分化出來，軍隊指揮系統和參謀力量逐漸完備起來。《孫子》說：“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這些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就是軍事指揮的核心和成員，而將帥更是戰爭的指揮者、戰爭的實施者和作戰過程的謀劃者，故地位舉足輕重。因此，孫子對將帥提出了“智、信、仁、勇、嚴”的五德要求。與此相對立的是“將有五危”（五種類型的將帥比較危險），即“必死”之將、“必生”之將、“忿速”之將、“廉潔”之將和“愛民”之將。同時，嚴肅地指出“將有六過”（帶兵的六種過失）：“故兵有走者，有馳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而“凡此六者，敗之道”，故要求將帥一定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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