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它以非常有限的耕地數量養活了大量的民眾。從先秦時期開始，國家就開始關注農業方面的管理，並且由此生髮出了許多的生產模式和財政政策。早期的井田制，春秋的初稅畝、鐵犁牛耕的農業模式等都是為了提升農業生產水平，完善農業賦稅徵收而制定出來的。一直到了清代，國家官方也一直沒有放棄對於農業方面的治理。以至於甲午戰敗後，民間為了諷刺時局傳出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的對聯，上聯嘲弄的是時任大學士的合肥人李鴻章，下聯諷刺的就是戶部尚書常熟人翁同龢。聯中提及的“司農”一詞就是我國古代負責農業經濟的官員，最早可以追溯至兩漢時期的大司農一職。它在漢代社會政治生活中也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可以說擁有非常超然的的地位。其具體的情況如何，且待筆者慢慢道來。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世間荒。
淺談漢代的大司農
大司農一名最早是在武帝時期出現，在秦代這一官職稱為治粟內史。據《漢書》記載：
“治粟內史，秦官，掌谷貨，有兩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
在漢代初年，這一官職並不突出，只是諸卿之一，以至於史書中都沒有留下出任過治粟內史一職的具體人物。這一官職具體負責管理“天下錢穀一歲出入”。根據西漢的財政制度來說，分為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兩部分。國家財政由大司農負責管理，帝室財政由少府管理。帝室財政中主要是皇帝和貴族的封邑收益和園池苑囿的總體產出，用這部分來負責皇室和貴族的日常開支。而國家財政則包括了天下的土地賦稅收入，國家官方糧食的儲存、管理和運輸。此外，丈量規劃土地、興修水利、統籌國家銅鐵開採和冶煉等事務也是由大司農主理。簡單來說，大司農負責的就是“食”、“貨”二字。也如同《漢書·食貨志》當中記載：“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魚、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國家賴以立足，百姓賴以生存，可以說是諸卿當中與百姓關係最為密切的官員。
漢代財富的象徵——麟趾金
賦稅是大司農負責的重點領域，漢朝的總體賦稅額度很低。在漢高祖時期為了儘快恢復民力，
“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
從此之後，國家財政就和帝室財政正式分離，國家的賦稅完全用於國家建設之中。漢景帝時期更是由“十五稅一”改為了“三十稅一”，這部分也是由當時的大農令後來的大司農出面向地方上收取。武帝繼位後，由於國家的對外戰爭開始增多，大司農就成為了軍方後勤支援的最高長官，負責軍需物資等一應物品的籌措。有時，大司農甚至要還要親自披甲上陣，躍馬揚刀，這應當就是為了要確實保障前線的物資供應。比如漢武帝建元四年，“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這場戰爭雖然以越人投降結束，但是可見當時的大司農地位已經有所提升，可以自領一軍馳騁沙場。而且，韓安國很快就被提拔成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此次之後，大司農一職便成為了升遷三公的終南捷徑。之後昭帝時期的楊敞就在昌邑王登位前就是在大司農的位置上先後出任了御史大夫和丞相。之後的魏相也是在宣帝時期拜為大司農，後來遷御史大夫。數年後，取代韋賢為丞相。成帝時期的硃博出任大司農時有小錯被貶為犍為太守，哀帝繼位後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最後取代孔光出任丞相。哀帝時期的王崇也是在大司農的位置上遷左將軍，後來又成為了大司空。種種情況都表明，這一職務的政治地位在西漢中期之後不斷提升。多位大司農得以躋身三公，甚至出任丞相領導百官，主理朝政。
大司農韓安國
到了東漢時期，這種情況也被保留了下來，並有所增強。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以太僕趙熹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明帝永平十二年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十六年以大司農王敏為司徒。
章帝時期，大司農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前後三任太尉都是在大司農位置上被提拔起來的。
建初六年秋七月癸巳，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元和元年，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
元和三年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宋田為太尉。
和帝時期，這種特殊的政治生態也被一直延續了下來。
永元三年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
永元十二年，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為太尉。
永元十四年十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為司空。
安帝元初元年，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
順帝陽嘉三年，大司農南郡黃尚為司徒。
漢安元年，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衝帝建康元年，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建和三年，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延熹二年，大司農黃瓊為太尉。
延熹三年，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種暠為司徒。
靈帝中平元年，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大司農主管天下財政
凡此種種，都證明東漢時期歷代天子都非常看重大司農一職，由大司農出任太尉或司徒幾乎已經成為了慣例，大司農已經成為了三公的實際候補隊員，仕途一片光明。直至漢末，曹操的父親曹嵩也是由大司農直升太尉，可以說這樣的情形貫穿了整個東漢時代。
為何大司農會如此炙手可熱？
在漢武帝之前，史書中幾乎找不到治粟內史（大司農）的相關事蹟，嚴格意義上來講是從漢文帝時期，這一職位才逐漸開始發跡。主要就是由於西漢的財政政策中有所增添，無形中增加了大司農的權重。這就是漢文帝時期的納粟拜爵政策。眾所周知，文景之治積累了大量的財富。這當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於納粟拜爵政策才得以積累起來的。這一政策最早是晁錯向漢文帝提出的方略，根本思想就是：“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自此之後，入粟六百石可以封爵上造，四千石為五大夫，一萬二千石為大庶長，明碼實價。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庫才可以得到大量的補充，數年之後國家就已經非常富足，因而到了漢景帝時才可以改十五稅一為三十稅一。也正是得益於這項政策，大司農手中所能夠掌握的財富和權力也不斷增加。在漢武帝需要大量軍餉後援的時候，大司農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也自然得到了提升。
晁錯上“納粟拜爵”策
此外，當國庫充足，財政寬鬆的時代，大司農的位置還算不上是萬眾矚目。可是，當國家的財政出現困難，這一位置就顯得尤為緊要。如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探討的，西漢的財政狀況在王莽登基之前實際上一直都很好，是王莽改制將國家的經濟基礎徹底擊潰。而東漢一朝始終都沒有再次達到西漢時期的水平，所以大司農肩上的擔子非常重。原本應該是由御史大夫輔佐丞相，形同副相，共佐朝政。但是在財政緊張的東漢時期，實際上的副相應該是大司農，從而為國家緩解財政危機。所以，大司農得以順利成為三公候補，甚至長期佔據太尉一職。自霍光之後，太尉（大司馬/大將軍）的權力就開始不斷膨脹，在西漢後期一度超越了丞相，位列百官之首。到了東漢，太尉實際一直和司徒平分秋色，有時雖然處於司徒之下，但仍然掌握重權。章帝時期三任大司農先後都出任了太尉，足以看出大司農在東漢所掌握的權力已經是萬人之上。
大司農職權的變遷對於後世的影響
大司農作為漢代的最高財政長官，直接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地位顯赫權重一時。不過到了漢代末期，國家的財政權逐漸轉移到了尚書檯中的度支曹衙之中。魏蜀吳三國鼎立之時，各方都在國家體制內設立了大司農，但是權力卻被不斷削弱，漸漸成為了管理天下糧食倉儲和運輸的司農卿。而尚書省的職權卻在不斷擴大，三省六部建立後，國家財政大權全部被度支尚書掌握。而後又改稱民部尚書，唐代建立後才正式稱為戶部尚書，並一直延續到清代。這就是晚清的戶部尚書翁同龢被稱為司農的原因。
清代戶部尚書令
綜上所述，大司農自漢武帝時期正式定名，主管天下糧谷。由於漢文帝時期的納粟拜爵政策使得大司農直接掌握了天下的財政命脈。並且隨著漢代的財政出現問題，大司農的位置也顯得越發重要。到了東漢時期，大司農成為了三公集團的第二梯隊、候補隊員，由大司農晉升為三公的多達十數人。可見擁有掌管天下財政的經歷也成為了躋身三公的重要條件，這使得大司農一職變得炙手可熱。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大司農頭上的光環也逐漸暗淡，權力被尚書省所奪。尚書省戶部建立後，大司農徹底淪為二流官員，逐漸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曾經的國家最高財政長官，大司農為漢代社會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對於中華文明的前進與發展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漢書》，《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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