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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治理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壓力倒逼型的社會治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社會治理不是主動地滿足社會訴求，而是在外力擠壓之下的被動應對。
很多地方不到萬不得已，一般不會主動化解矛盾，而是儘可能把矛盾壓下來，維繫短期穩定，確保剛性穩定，這就造成了在社會治理方面積怨較多，欠賬長期累積，形成了惡性循環，淤積的風險也越來越大，致使社會治理問題引發的“硬風險”不斷累積。
另一方面，輿論治理在另一個邏輯軌道上也在不斷升級。原先在社會治理層面不斷積累的“硬風險”，無法在社會治理空間內達到有效解決，轉移到輿論場上，以“軟風險”的形式予以表達。
網上流行這樣一句話：“上訪不如上網。”在線下無法解決的實體性訴求，只要轉移到網上，成為輿論議題，乃至公眾關注的焦點，就可能很快解決。
近年來網絡群體性事件數量居高不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很多在線下無法解決的問題轉移到了網上。
社會問題的網絡化表達，“硬風險”轉移成“軟風險”，或者說，“硬風險”軟風險化，這種變化趨勢是中國社會治理空間受限或問題解決不暢造成的。有人甚至認為，輿論風險成了壓倒性的風險。
於是，在輿論風險壓力高懸情況之下，有些地方就將治理工作的重心從疏浚河道和河床轉移到導流河水上了。也就是說，治理重點從社會治理轉移到了輿論治理上了，看看近些年日益嚴峻的輿論治理態勢上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而這種中心的轉移實際上是忽視了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亦即“硬風險”與“軟風險”之間的緊密聯繫，必然使得整體的治理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
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不能在兩條道上平行展開，而應該結合起來，且需要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最佳切口。
首先，在理論層面，要找到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的內在規律，在此基礎上，找到兩個規律的“交集”。
在當下中國社會進行社會治理，不能在沒有把握其規律的條件下盲目試錯，須強化理論研究。
學界對複雜的輿論規律的把握嚴重不足，對不同輿論場域的內在機理的洞察遠遠不夠，輿論治理面對一個個理論“盲井”，嚴重製約了治理的質量和效果。只有在深刻理解和掌握社會治理和輿論治理規律的基礎上，才能尋找到這兩大規律之間的“交集”，也就是發現規律中的規律。
其次，在實踐層面，將社會治理與輿論治理有效結合起來。
社會治理不能閉門造車，不能無視輿論治理，在社會治理的軌道上“千里走單騎”。社會治理前提是尊重社會主體意願和訴求，讓社會情緒和公共意願得到有效釋放，是社會治理的一個有效路徑。
網民的合法表達，應予以尊重和支持。讓那些淤積多時的社會情緒釋放出來，不僅可以紓解輿論治理的壓力，也可緩釋社會治理的壓力。當然，對輿論治理進行有效治理，掌握時、度、效甚為關鍵。完全讓社會情緒放肆地釋放出來，任由社會輿論氾濫，不予以導流，也不是治理的良策。
其三，“軟風險”與“硬風險”並治。
輿論風險作為一種“軟風險”，如果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它可能會反過來引發、加劇“硬風險”。從近年來發生的多起突發性事件以及群體性事件來看，有不少事件是因為輿論風險失控造成的。
如何化解當下中國所面對的風險困境？如何讓輿論表達理性一些？筆者認為，化解“軟風險”應與化解“硬風險”聯動起來，做到“軟”“硬”兼施；網上網下聯手，同時排除輿論空間的風險源與現實社會風險源，做到“虛”“實”結合。
最後，打破社會治理的維穩慣性。
不計成本地追求穩定，只會積攢更大的不穩定。在極具張力的當下中國，片面強調剛性穩定的維穩是難以為繼的。需要在多元主體並存的社會語境中，尊重關聯主體的意願和利益訴求，實行包容性共治，唯有如此，方能體現“治理”本意，社會“治理”才能實現。
從輿論治理的角度看，很多輿論風險恰恰是由不當的社會治理引發的。社會治理不當引致的“硬風險”，經常會成為輿論“軟風險”的風險源。河床不整治好，河水就難以平靜。社會治理也罷，輿論治理也罷，根源在社會“河床”之上。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本文發表於北京日報2016年5月9日，原標題為《尋求“硬風險”與“軟風險”的治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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