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引起社會關注的孫楊事件，隨著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裁決“孫楊被禁賽8年，即日起生效”而再次引起社會熱議。人們有理由為孫楊惋惜，惋惜這位泳壇驕子因一次拒檢事件斷送了自己的運動員生涯。基於同樣的理由，人們也為國家惋惜。
對於仲裁結果，孫楊直言其“冤枉”。網傳孫楊的母親措辭更加尖銳，稱“兒子20多年來的泳池奮鬥，就這樣被強權和謊言扼殺”。代理人張起淮律師發表《律師聲明》，其措辭之嚴厲也不遑多讓。聲明說，2020年2月28日是黑暗的一天，它讓邪惡戰勝正義、強權取代公理的一幕展現於公眾眼前。這一天，國際體育仲裁院（CAS）偏聽偏信，對規則和程序視而不見，對事實和證據置若罔聞，對謊言和假證悉數採信，基於謊言和偏見，作出了黑白顛倒的仲裁裁決。聲明還表示，孫楊將依照法律程序在30日內向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作為當事人及其近親屬和代理人，他們對不利於自方的仲裁結果表達不滿甚至強烈不滿，在情理之中。不過，張起淮律師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的一句話說對了：“當事人及當事人親屬有權發表自己的真實想法，其評價的高低和虛實自有公論。”
作為圍觀者，我覺得，孫楊被禁賽8年，是不是冤枉，與人們感到的惋惜無關。惋惜與否，基於價值判斷；冤枉與否，卻是事實問題。這是觀察孫楊事件的基本理性。我們不能因為同屬一個民族，心版上都印著五顆星，同為黑頭髮、黑眼睛、黃皮膚而無視事實。
我認為，觀察孫楊事件，需要具備三雙慧眼：
一雙慧眼是公平競賽意識。體育比賽，無論是否將其與國運、民族精神和愛國主義連接上，一項基本原則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這就是公平競賽（fairplay）。
公平競賽是運動場上的術語，意味著比賽中的公平和正義。荷蘭學者約翰·赫伊津哈熱情洋溢地讚頌過這種精神，他說：“欺騙作為贏得一場比賽的手段會使之失去遊戲的特色，整個地毀掉這場比賽。因為對於我們來說，遊戲的要素就是堅守遊戲規則——即公平競爭。”體育比賽，為了保證公平競賽，確立了一系列規則和保障措施。在國際比賽中，禁止服用違禁藥物參賽，就是重要規則之一。為了保障恰當地遵守規則，“藥檢”成為運動員不可逃避的公平競賽措施。
觀察孫楊事件，必須具備這一理性。不能簡單地把愛國心置於國際競賽的規則之上，如柏楊所謂“連打籃球都有愛國裁判”——不是說裁判不能愛國，而是說公平競賽原則要求裁判員不能有國籍偏袒或者偏見。在國際重大賽事中，贏得優勝，給國家帶來世界聲譽，也有利於提振民族士氣，功莫大焉。但是，不能為了國家榮譽而採取不正當的手段贏取優勝，否則一旦被揭露，會給國家聲譽帶來世界性損害。一個正直的愛國者，對於藥檢及其意義，會超越民族主義加以認同，這是維護國家榮譽的可貴品質，也是觀察孫楊事件必須具備的前提立場。
另一雙慧眼是規則理性。孫楊事件的核心是“拒檢”，而不是孫楊是否服用了違禁藥物的問題。當然，兩者有著密切聯繫，由於“拒檢”而無法確認孫楊有沒有服用違禁藥物。這一事件，孫楊一方對於砸碎裝有血樣的瓶子並無多少異議，其有異議的是，這一行為前提的正當性。孫楊一方堅持的“拒檢”理由是否成立，是爭議的焦點。
孫楊一方對於國際興奮劑檢查管理公司(IDTM）藥檢人員資格和身份的質疑是不是成立，最為關鍵。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表明，進行飛行藥檢的人員有三人，一位是主檢官，另兩位，一位負責取血樣，一位負責取尿樣。孫楊一方指稱血檢人員和尿檢人員沒有提供授權書和資質證明。這一爭議，不難破解：ISTI（檢測與調查國際標準）規則說得明白，飛行藥檢的小組有一份授權書就夠了，不需要每個成員手執一份。規則還表明，主檢官提供授權書、身份證明和資質證明，血檢人員需要出示護士證，尿檢人員需要出示身份證，不需要其他資質證明。
事實明擺著，取血樣沒有多少技術難度，護士足可完成這一工作；取尿樣更是毫無技術難度，只要智力正常，感官健全，誰都可以監視當事人提供尿樣。因此，即使取尿樣的日常工作是廚師、建築師或者理髮師，都不影響取樣的有效性。至於授權書上沒有孫楊和三位藥檢人員的名字，這也是規則允許的情況，飛行藥檢本來就具有隨機性，授權書表明獲得正當授權即可，並不需要像一些國家警察手執的搜查令一樣，要寫明被搜查人、搜查地點和搜查事項。
孫楊提出，藥檢人員要與之合影，這是他拒絕藥檢的理由之一。但是這一理由顯然不能成立。孫楊事件中，規則是明確的，飛行藥檢是符合規則的。對於這些規則有認知並予以尊重的話，都能夠看出來，孫楊一方以兩名藥檢人員沒有提供授權書和資質證明，以及規則不健全為理由為自己的“拒檢”行為辯護，很難獲得理性的認同。何況孫楊此前接受過一百多次藥檢，與這次藥檢情況相同，孫楊都予以認可，獨有這一次提出質疑和拒絕，豈非怪哉！即使孫楊對藥檢人員的資質有所懷疑，也應該事後提出異議，怎能將血樣瓶砸碎？
第三隻慧眼是證據理性。張起淮律師發表的《律師聲明》指責仲裁庭“對事實和證據置若罔聞”，這是十分嚴重的指控，可惜只是孫楊一方的一面之詞，並不一定是事實。從仲裁庭聽證會的視頻看，聽證會是在理性、平和的氣氛中進行的，孫楊一方的證人一一作證，接受雙方的詢問。許多法律界同行對於世界反興奮劑機構（WADA）首席律師理查德·楊的詢問技巧大表讚賞，譽之為“精彩絕倫”。
其實，在我看來，理查德·楊不過是在循規蹈矩進行詢問，並不含有多少技巧在裡面。關鍵在於，這一爭議的事實本來就有利於他這一方，理查德·楊順水推舟而已。事後，孫楊一方對聽證程序的公正性大為不滿，孫楊的母親表示自己未能充分表達，本方律師很不給力，多次“在關鍵地方遺漏孫楊的證詞和對方的致命弱點”。
從聽證會情況看，孫楊一方戰績不佳，與其說是程序不公或者律師不得力，不如說是孫楊一方的事實和證據本身就不夠有利兼有力。認識不到這一點，其事實和證據的判斷能力恐怕有待提高；認識到這一點，卻昧於事實和證據看待這一事件，其理性和良知要打個問號。
在我看來，三雙慧眼具備，方可客觀、理性得出適正的結論。
無論我們多麼愛孫楊，事實就是事實，規則就是規則，沒有對它們起碼的尊重，只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何足論公平談正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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