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學界基本認為錢塘醫派形成於明末清初，延續至清末光緒年間。

早期開創人物有盧復、盧之頤、張遂辰，中期代表人物為張志聰、張錫駒、高世栻，晚期有仲學輅等。

位於杭州吳山的侶山堂為張志聰醫家講學之所，不少論者以此作為醫派建構的重要載體來加以討論，視之為明末清初杭州民間醫學教育的代表，集講學、言經與行醫為一體。在醫學學理脈絡上，錢塘醫派很難說有較大的突破，並未展現出迥別於過去呈現典範性的特徵，如同“吳中醫學”“新安醫學”“孟河醫派”，更多為後世緬懷前世、追尋自我根源時所塑造的地域集團概念。

醫派之形成其實包括有學術建構和醫史建構兩個層面，在後一路徑上，醫術傳承者、醫著撰寫者、醫書編刻者甚至後世評議者均參與其中。在同一地域範圍之內，醫者在尊經崇古思想下求學問知，醫著在文化及市場的推動下不斷為後繼者所編纂翻刻，亦有必要從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角度來剖析地域醫派的知識書寫及體系建構。

摘要

本文擬以王琦（1696-1774）所編《醫林指月》（表1）叢書為中心，來討論地域醫學知識的書寫問題。在錢塘醫派的醫書典籍中，《醫林指月》是重要的彙集叢書，歷來將其作為文獻材料徵引者多有，但對其書之編輯過程及與錢塘醫派構建的內在關係，還有新的認識空間。茲從醫學叢書的編纂、流傳和閱讀進行討論，進而探究醫學知識的地域建構邏輯。

王琦與《醫林指月》

“學界一般認為最早提及“錢塘醫派”，見於陳修園（1766-1823）的《醫學三字經》，“大作者，推錢塘”。至於錢塘學派具體的核心人物，則多依據《清史稿》之傳記，“明末，杭州盧之頤、繇父子（此處名字記載有誤，應為盧復、盧之頤父子）著書，講明醫學，志聰繼之。構侶山堂，招同志講論其中，參考經論，辨其是非。自順治中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談軒、岐之學者鹹歸之”。

不過與張志聰（1610-1674）毗鄰而居的同鄉王琦，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刊印醫學叢書《醫林指月》時就明確指出“聞之耆老，自順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外郡人稱武林為醫藪”。

據民國《杭州府志》載，王琦罄資刊印《醫林指月》叢書，志在救世，“志聰、世栻所著醫書數十種，板已漫漶。琦病時醫不學無術，孟浪誤人，欲重刻其書以救世，而力未逮，乃取卷頁最少者三種及醫書之切要者九種，凡十二種，顏曰《醫林指月》，罄資刊之”。

從《醫林指月》各書跋可得知，其刊刻時間大致集中在乾隆甲申（1764）至乾隆己丑（1769），距王琦去世僅隔四五年，實為王琦晚年一大義舉。王琦在《醫林指月·序》（乾隆丁亥，1767）中稱：

醫書者，實有助於天地好生之德。自《靈樞》《素問》而後，代有作述矣。乃亡佚不傳者，正復不少。觀於傳者之不能皆佳，則憶佳者或反不能盡傳，為可惜耳。餘抱疾有年，端居多暇，裒集醫書，用消永日。中有未嘗鋟板而以移寫留傳者，有已鋟板而中遭蠹毀僅存舊印本留傳者。其書一遵《靈》《素》要旨，異乎時俗所尚庸妄無稽之說，洵可以為後學之規矩準繩者。而今時已難觀矣，誠懼更歷歲月，或至於淹沒無傳，使前人著述之苦心，竟歸泯滅，殊為恨事。因思刊刻而流佈之，凡長編巨帙，力有弗逮，取其卷頁少者，先付匠氏，凡十餘種，合而成編，曰《醫林指月》。義取《楞嚴經》中所說，以手指月示人，人當因其所指，而仰視月輪。若不明所指者，遠在空際，而近覓於指上，豈惟不見月體，亦復不知指用。喻參佛法者，不可拘滯於言教也。餘謂學醫之士，亦宜深師此意。閱斯編者，尋文索義，能以《靈》《素》為指歸，而更勿膠泥其心思，以別陰陽、辨標本，決疑似死生之界，明化裁通變之用。庶不負昔人著述之苦心，而於天地好生之德，諒亦有小補也。

王琦抱疾多年，因感於有價值的醫著不得盡傳，乃致湮沒無聞，因而選編宋、元、明、清時醫著十餘種，予以校訂合刊。

王琦在《侶山堂類辯·跋》中稱，張志聰“所輯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年，流傳日少，其《針灸秘傳》及《侶山堂類辯》二種已難得購。餘尋之有年，始得《類辯》一種。觀其準古衡近，析疑糾謬，足為後學規矩準繩。亟為重梓，以廣其傳。後之學者苟以此為指南，庶能得正道而由之，寧有歧路之迷，邪徑之誤哉！”依據張志聰本人的落款，“康熙庚戌正陽月西泠隱庵張志聰書於巖池之花闌”，《侶山堂類辯》著述的完成約在康熙九年（1670）。據《中國中醫古籍總目》載該書現存最早版本為天津人民圖書館藏康熙九年刻本，但據《張志聰醫學全書》考證，此康熙版本實為清乾隆以後版本，即現存最早版本乾隆寶笏樓刻本《醫林指月》叢書。目前存世的《本草崇原》最早刻本，也是王琦所收的《醫林指月》叢書本。亦可見錢塘醫者張志聰等人的著作得以保存，王琦確有收集刊刻之功。

不過有意思的是王琦本人很難說是一名醫者，在文學史上以註釋李白、李賀的詩文而知名，其刊行的著作在後世流傳影響較廣的是輯注的《李太白全集》和《李長吉詩歌匯解》。

王琦的家就在吳山，其故居位於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糧道山 26 號。

吳山左依錢塘江，右瞰西湖，山勢綿亙起伏，風景秀美，林木蔥鬱，蘇軾在《卜算子·感舊》一詞中也讚歎：“蜀客到江南，長憶吳山好。”張志聰在《侶山堂類辯·序》稱：“餘家胥山之陰，峨嵋之麓，有石累焉紛出。餘因其屹然立者，植之為峰；塊然枵者，依之為岡；峭然削、洞然谷者，綴之為曲屈、為深窈。就其上築數椽，而南則構軒臨其山。客有訪餘者，望其蓊蔚陰秀，鹹低徊留之，擬冷泉風況焉。餘日坐臥軒中，幾三十年，凡所著述，悉於此中得之。去冬《素問》成，漸次問世。”

張志聰於胥山之陰侶山堂，講學著述論辯幾近三十餘年。

侶山堂所在糧道街，即在杭州府縣城糧道署附近，此處是通往吳山的主要通道，每年來吳山進香的遊客絡繹不絕。同時也是藥市集聚地，時至今日，吳山腳下還有胡慶餘堂藥鋪。

王琦居所恰好就在糧道街，晚年號“胥山老人”。雖然王琦出生時，張志聰已逝，但是對侶山堂的故事應該早有耳聞。在《侶山堂類辯·跋》中還特意提到當地流傳的張志聰、盧復為糧道治癃閉的故事。王琦稱他從黃觀石處聽到，張志聰曾為糧道書吏，當時糧道患癃閉，諸醫用藥皆無效，志聰用補中益氣湯，一劑而愈。但是後來王琦又聽張東扶言盧晉公（復）事，“糧道患內閉，溺不得下，勢甚亟，諸醫皆束手。晉公以人參麻黃各一兩定劑，諸醫嚅嚅不敢謂是，糧道不疑，而飲其藥，不逾時，溺下，糧道喜以千金贈晉公”。王琦感嘆世傳盧、張二君都為糧道治病，可能是為了強調其治病都有奇效，因此王琦強調該書“名言精理，所蘊不少。人當殫思細參，以收其益，慎毋視為淺近而忽之也”。

由此觀之，王琦之所以刊刻前賢之書，可能與他居於侶山堂附近，能聞之耆老，有地緣之便，又有桑梓情懷，為避免鄉賢之書籍零落，故加以刊刻整理

聖經賢論與利濟為懷：《醫林指月》的選編刊刻

王琦所刊刻的叢書中收錄的醫籍，雖然出自不同時段、不同醫家之手，但彼此卻相互關聯。主要是錢塘醫者盧復、盧之頤，以及張志聰、高世栻師徒的著作。盧復的《芷園臆草存案》，盧之頤的《痎瘧論疏》（《芷園素社痎瘧論》《芷園素社痎瘧疏方》）《學古診則》，張志聰的《本草崇原》《侶山堂類辯》，高世栻的《醫學真傳》。其餘 6 種雖然不是其所著，但也大多是由他們或門人點評、輯正、參論。《醫家心法》《扁鵲心書》由高世栻私淑門人胡珏評，《易氏醫案》《敖氏傷寒金鏡錄》由盧復作記。此外，黃宗羲曾親自為張介賓作傳（見《質疑錄》），而亟齋居士撰《達生編》之所以入選，可能為實用書。錢塘醫者撰寫、輯校醫著，並且薪火傳遞，此舉為王琦所推崇。

因而王琦所刊刻的叢書雖然收錄了自宋以來的醫著，但是在叢書的編排中，並沒有按照以往的慣例， 按成書時間的先後來安排叢書的順序，而將清代錢塘醫者高世栻的《醫學真傳》列在卷首。

王琦在叢書序中明確強調取佛經《楞嚴經》中“以手指月示人，人當因其所指，而仰視月輪”，暗示此套叢書是為學者指示學習經典的途徑。王琦還為叢書收錄的醫著一一作跋，並對其進行評述。可見，王琦在編輯叢書《醫林指月》時是有一定的收選標準，刊刻其書，以期為後學之指南，避免誤入歧途，以歸正道。

《醫學真傳》一書其開篇即為《醫道失傳》，“慨世之醫，昧聖賢經論之本源，襲後人方書之糟粕。湯方歌括之冊，視為秘典，分門別類之書，奉若聖經，豈不謬哉？我故曰：軒歧沒而醫道亡，仲師死而真傳絕，洵不誣也”。

為此書做序的王嘉嗣為高世栻的門人，在《醫學真傳·序》（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特別強調，“自農皇肇起，辨草木以著藥性；軒岐繼作，明陰陽以著內經。至漢末，篤生張仲景先師，上承農軒之理，著《卒病（傷寒）》《雜病（金匱）》兩論。率皆倡明正學，以垂醫統”。

但是張仲景逝後，經論之道遂失，且家自為書，人自為學。幸好高世栻“學識超群，註釋經論，既已述大道而正其傳，暇日集群弟子往復論難”，彙集成帙，摘其要者，梓以問世，“使皆知醫之傳有其真，而學以不偽，是誠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也”。

韓愈認為，孔孟以後道學失傳，故提出要復興道統。如同儒學的講述路徑，仲景逝後，醫道漸失，也呼籲醫學真傳。康熙四十九年（1710）姚遠在為《醫學真傳》作序時也稱“自正學失傳，醫宗罔據”，濫用攻伐、寒涼。並且用醫案來警醒世人，“患疹，本屬輕證， 可調和立愈。延請兒科數人，皆稱時彥。始則太用攻發，致起痰喘，繼又過投寒涼，禁止飲食，遂至不起”。後讀到《醫學真傳》才知“醫之誤人”，因此將此書重梓，加以傳播，“窺淳于、仲景諸公之旨，則此書固醫學之指南”。

《醫學真傳》中專設《醫門經論》篇，提出《本經（神農本草）》《內經（黃帝靈樞素問）》皆醫門聖經，《卒病（傷寒）》《雜病（金匱）》皆醫門賢論，猶儒者之五經、四書也。王琦對此特別肯定，在跋中也稱“《靈樞》《素問》《神農本經》《卒病論》《金匱要略》五書皆聖哲之微言，醫門之奧旨也”。

通過書籍的刊刻流傳，為醫學提供指南，“倡明正學，以垂醫統”。這可能也是王琦刊刻叢書之願望，試圖建立醫家統緒的模範，鼎定醫學正典和道統。

一方面是醫籍在數量上遠超前代，另一方面越來越突出醫籍的實用價值，重視具體醫方的介紹，詳列醫案， 強調實用性。刺激醫籍數量劇增和內容轉向的直接動因，是巨大的閱讀需求的存在，醫籍的基本讀者不僅包括醫者，也包括普通的民眾。

《達生篇》淺顯易懂，篇幅短小而實用價值極高，作者強調“好生者見之，宜為廣佈。有力者重刻通行，無力者手抄數冊，口授數人，隨份所至，亦未必非吾儒同胞同與之一事。吾人利濟為懷，原非求福，然積善餘慶，必有攸歸”。

書籍的出版與傳播，成為為民眾謀福祉的途徑。

“反覆以言其理，至於方藥，殊未之及，偶載一二，皆取先賢古方極平穩者，蓋極平常之事，須用極平常之藥”，以求普及大眾。“開卷即載臨產者何？蓋臨時倉卒不及細檢，因以切要者載之首篇， 且令開門見山，人人熟習，專意行持，自可無誤。若平時講說，原不妨從保胎順序看之也”。“此編言詞俚俗，未免見笑大方，但原為婦人而設，識字者固不必言，不識字者令人誦之，皆可通曉。然須平時講， 令心中明白，臨時自有主張。不但產母宜知，一應老幼男婦皆當知之，與其看戲文、聽說書，不如此等有益也。”需要平時講讀明白，以備急用。此書所輯醫書既重視經典以樹立醫學的規範，又注重醫學的普及作用以為指南。

由此觀之，經典化與大眾化並行不悖，對於醫學知識傳承的面向呈現多元化。

明清代印刷業、出版業的發達，私人書坊書肆的活躍，書籍銷售網絡的擴展，使得坊刻本醫籍開始成為這類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打破了醫籍原本主要依靠政府官刻和作者本人家刻的傳統格局。叢書中處處強調書籍刊刻整理的重要性，為《質疑錄》做序的石楷稱，雖然沒能做張景嶽登門入室的弟子， 但是讀其遺著，“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並且號召“同志君子，次第梓行，以共欣賞焉”！王琦在跋中稱，“張景嶽以醫術著聲於明萬曆、天啟間，所輯《類經》暨《景嶽全書》二種，流播宇內殆遍，惟《質疑錄》一帙，雖已為東海石氏所刊，而人間見者甚少”。張景嶽《質疑錄》之所以被選擇，是因為其流傳較少。不過王琦還特別強調他儒而醫的身份，“六經諸子，無不考鏡”“好談兵，思有所用於世”“於象數、星緯、堪輿、律呂，皆能究其精蘊。至於遼陽之敗亡，中原之擾亂，皆預決於數年之前，是其所學甚博，不特醫術一端矣” ！

書籍的刊刻流傳，為醫學知識的傳播開闢了更廣闊的途徑。

《醫林指月》所收《醫家心法》及《扁鵲心書》均為錢塘胡珏參評。雍正三年（1725）胡珏參評《醫家心法》時稱“浙中精於醫學者，有二高子，居錢塘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峰先生”。胡珏當時“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業其門”，但是“迫於貧， 不果”。不過胡珏雖不是高世栻面授弟子，但“每得其著述，不厭研究，以私淑之”。後來胡珏從越溪王謙中得到《醫家心法》，“深喜，數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讀其書，不啻見其人，何快如之”。

這表明當時師生面授的學醫途徑是需要一定成本的，而通過讀書私淑，使貧者亦可負擔，降低了學醫的門檻。朱震亨身後，不斷有因對其著作的閱讀、傳播，來宣稱是朱震亨的弟子。胡珏對書籍的整理，有對醫學知識傳承的自發責任感。

宋代竇材所集《扁鵲心書》，“歲久淹沒，人間少有見者”，胡珏得到後，視為“奇書秘冊”，並且胡珏本人“精醫理，於古今方論，剖析疑似，指斥偽謬，皆合軒岐正義。遇危急之疾， 他人縮手告難”，胡珏“治之，往往奏效”，得到此書後，“治人痼疾，益多奇驗”。

他去世後，其子胡道周，繼承其醫業。曾手書其書，示給王琦，希望重刊傳世，但是因為家貧乏力，未能刊行。書漸遭蠹蝕， 其孫迫不得已，拜託王琦助為刊行。書上附有胡珏參論百餘條，拾遺補闕，真可謂“竇氏功臣”。家傳之本， 一般不能由外人刊刻，但是為了讓醫籍廣傳於世，特請王琦助刊。

王琦感嘆：“數十年前，古月老人（胡珏）父子相晤語，宛然疇昔事，歲月如馳，兩人墓木已拱，不獲親見是書重刊，為可嘆也。”《本草崇原》一書同樣如此，“張君（志聰）創其始，張歿而高君（世栻）集其成，繕寫樣本。方欲鋟板，高君又亡， 事遂中輟。闕後，樣本傳歸胡念庵（珏）家，念庵（珏）夫子謝世，不知又歸誰氏。茲從胡之門人高端士處得其移寫副本”。

《本草崇原》由張志聰撰寫，高世栻纂集，後來由胡珏收藏，然後王琦從胡珏門人處得到此書，最終編入《醫林指月》。可見，《醫林指月》所輯三本醫書，都依賴於同鄉胡珏及後人、門人的收集整理。王琦跋稱：“念庵（胡珏）奮筆糾繩，補偏救弊，為學人指示迷津，醫準上古經論， 謂為後輩之良導師也，可即謂先輩之諍友也亦可。”

書籍的流傳，使得醫學知識的獲取呈現開放性，而書籍在進一步的校正刊刻中，補偏救弊，又反過來對醫學知識進行梳理與歸納，為後來學人指示迷津。

武林醫藪：《醫林指月》對醫學知識的地域構建

《醫林指月》中特別強調張志聰、高世栻等人在侶山堂研經講學。

叢書卷首《醫學真傳》，其開篇引言稱：“丙子（1696）春，先生聚門弟子於侶山講堂，講學論道，四載有餘。群弟子先後進問，道漸以明， 醫漸以備，先生著示及門嗣等手錄者，不下百餘則。因謂及門曰，此醫學真傳也，汝等錄之，將來可以公諸天下矣。嗣等因摘述而授之梓。”可見，高世栻繼承了張志聰侶山堂講學之風，與群弟子辯論講學， 以此明道，並且口授醫學知識，以“公諸天下”，以此彰顯醫學也是天下之公器。

不過有關侶山堂的事蹟，自康熙十三年（1674）張志聰逝世後，雖屢修方誌，但遍檢《錢塘縣誌》《杭州府志》《浙江通志》均未加以載。直至民國所纂的《杭州府志》始載：“張志聰，字隱庵，高世栻，字士宗， 皆錢塘人。康熙間，錢塘為醫藪，如志聰尤推重，遊其門者多成良醫，嘗與諸弟子講學於侶山堂。時世栻道已盛行，一聞志聰講學，幡然從之遊，技大進，竟與志聰齊名。”此則記載直接提到張、高之所以被推崇，在於陳修園，“閩醫陳念祖，名蓋世，獨低首於張、高，於所著《三字經》曰：大作者，推錢塘。自注雲：張隱庵、高士宗皆錢塘人，各出手眼，發前人所未發，為漢後第一書。其於《傷寒·凡例》又稱： 志聰所著，超出群書之上，其為醫家傾倒如此”。

陳修園（1766-1823），福建長樂人，曾拜泉州名醫蔡茗莊為師學醫，在直隸任知縣時，曾自制方劑， 治療受疫百姓。嘉慶二十四年（1819）以病告歸後，在長樂嵩山井山草堂講學，門人亦眾。

陳修園在《醫學三字經》中對醫學源流進行梳理評價時，對自《千金》《外臺》以下各家較少推崇，“後作者，漸浸淫； 紅紫色，鄭衛音”，尤其是明以降“數子者，各一長；揆諸古，亦荒唐；長沙室，尚彷徨”，但對“錢塘” 推崇備至，“大作者，推錢塘；取法上，得慈航”，從群體性、地域性來概括錢塘醫學。

民國《杭州府志》傳記後小字附註，明確指出張志聰、高士宗合傳，出自仲學輅所撰事略。翻檢史料，仲學輅確實在光緒十三年（1887）《侶山堂素靈集註·後跋》也特別肯定了陳修園對錢塘醫者推崇之功， 不過他又強調陳修園本人的醫學思想也是受張、高二人的影響，“大旨悉本侶山堂”：

長樂陳修園，欲度迷津，特開覺路，於《三字經》中，敘醫學源流以告人曰：大作者，推錢塘。錢塘謂張隱庵、高士宗也。康熙間，隱庵與眾弟子開講經論於侶山堂，士宗繼之，於是侶山堂有《素靈集註直解》《傷寒宗印》《傷寒金匱集註直解》《侶山堂類辯》《針灸秘傳》《醫學真傳》《本草崇原》等書。夫《素》《靈》明體達用，《傷寒》《金匱》以經為體，以方為用。隱庵因經方意義艱深，而作《集註》，士宗因《集註》意義艱深而作《直解》。其餘各書，猶黃鐘以下十一律，藉瀉黃鐘之蘊者爾。傳至修園，又有《素靈集註節要》，外附十餘種，語不躐等， 使讀者如食蔗，漸入佳境，而大旨悉本侶山堂。

在民國《杭州府志》還收錄了王琦的傳，傳記之後也稱王琦的事蹟出自仲學輅所撰事略。不過其傳記是歸在《義行》類，仲學輅稱王琦“嘗校書於侶山堂，即醫師張志聰高世栻講學處”，並盛讚王琦刊刻《醫林指月》，是志在救世的義舉。

由此觀之，王琦之所以在《醫林指月》篇首力推侶山堂，確實來自他的在地體驗。在此志中還稱盧之頤為張志聰師者，然而考察康熙時期史料及盧之頤、張志聰著作，似無證據可以說明盧之頤為張志聰師。不過盧之頤在《本草乘雅半偈》書中自序雲“歲在庚午（明崇禎三年，1630），武林諸君子大集餘舍，舉仲景兩論及素靈密奧，期餘一人為之闡發”，特別強調大集武林諸君子，以研經講學。盧之頤“尊經復古”，對《內經》《傷寒雜病論》《本草》做了大量的整理註釋。這種以講學的形式，集體研討經典， 引導了後來錢塘醫者治學的方法和方向。張志聰、高世栻在治學上基本上遵循這種形式，在侶山堂與弟子講經著述，後世將張志聰歸為盧之頤門下，可能就是基於此。

王琦在《醫林指月》跋中特別提到，“錢塘盧復，萬曆天啟人，雖隱於醫，然不妄交遊，生平與聞子將、嚴忍公諸文人詩酒往來，為肺腑友。其沒也，嚴印持為作傳，徐之垣為作行狀，李長衡為作墓表，陳元暉為作志銘，悉一時名士，他可知矣”。特意將盧復置於地域社會的場景中，對錢塘醫與士的交往重點描述，以突顯醫者的地域身份。故稍晚曹禾（？ -1861）在《醫學讀書志》卷下載：“志聰，字隱庵，盧之頤弟子，自稱南陽後裔。於《內經》、仲祖書，童而習之，白首始獲其要。乃晝思夜夢，又積二十年，方成是集。”特別聲稱張志聰為盧之頤弟子。

張志聰於《傷寒論宗印·自序》曾自述：“聰家世南陽，值漢室之亂隱居江右，十一世祖遊宦錢塘卜築湖上，自仲祖及今四十三葉矣。其間以醫名者， 什有二三。餘因髫年失怙，棄儒習醫於茲，歷三十年，籍卿子師開示廣覽前代諸書。”張卿子，即張遂辰（1589-1668），張志聰自稱卿子師，然而生長於侶山堂附近的王琦，並未編選張卿子的醫著。張卿子在康熙年間《仁和縣誌》有載，而康熙《武康縣誌》《海州府志》均稱其原籍仁和，遷居武康，康熙《杭州府志》則直接稱其為錢塘人。

不過與張卿子同時代的倪朱謨在《本草匯言》“師資姓氏”中稱其為餘姚人，倪朱謨編纂此書時曾“遍遊遐方，登堂請教”，張卿子為餘姚人，寓居杭州當為實情。張卿子本人也宣稱，“其弟子張開之、沈亮辰最著”，並未提及張志聰，顯然張志聰在張卿子諸弟子中並非名聲顯赫者，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前志一直未有記載張志聰。不過作為同鄉的王琦，對這位宣稱是仲景之後的鄉賢卻極力推崇，正是張志聰在侶山堂彙集醫家子弟於其中，研經論辯，才激盪出武林醫界之盛況。《醫林指月》所收錄的醫者，也大部分是與侶山堂彼此關聯的活躍學者，故未刻意強調寓居於杭州的張卿子。從盧復、盧之頤到張志聰，再從張志聰到高世栻，父子、師承，開放式的講學，對經典的研習，使得武林醫學蔚為大觀。

仲學輅本人有感於張志聰“講堂方被劫灰，遺籍亦遭兵火”，因此四處收羅。仲學輅，字昴庭。錢塘瓶窯人，清同治三年（1864）舉人，曾任浙江淳安縣教諭，後棄官就醫。

仲學輅為章太炎中表伯叔行， 章太炎《仲氏世醫記》中贊到：“昴庭先生，以舉人教於淳安，好明道伊川之學，尤善醫。……祖述仲景， 旁治孫思邈、王燾之書，以近世喻（嘉言）、張（志聰）、柯（韻伯）、陳（修園）四家語教人，…… 而病應湯即效，人以為神。……已而就徵療清慈禧太后，歸又主浙江（杭垣）醫局，所全活無慮數萬人。”仲學輅以張志聰《本草崇原》為綱，並參照張志聰《侶山堂類辯》、高世栻《醫學真傳》，集眾家之長， 增補輯校，撰成《本草崇原集說》，傳承發揚了侶山堂的醫學思想。宣統元年（1909）章太炎長兄章炳森曾為書作序：“邃於理學，一宗《本經》，長沙（仲景）及張氏（志聰）、高氏（世栻），疏方用藥、神妙變化。”

仲學輅對侶山堂的另一貢獻是翻印《素》《靈》《集註》《素問直解》等醫籍，由書局提調宋觀察，屬章椿伯彙集參校，請於衛大中丞發局刊行，“按侶山堂至乾隆時，但缺《針灸秘傳》，迄今止百餘年，亡書過半。倘天將大昌斯道，俾得逐一搜羅，校勘付梓，以廣其傳，則醫門之幸，亦即天下蒼生之幸也夫”！錢塘醫學得以薪火傳遞，也是書籍不斷被保存、註解、翻刻的過程。

章太炎曾在杭州詁經精舍，師從樸學大師俞樾，開始專治左氏傳。因而對於錢塘醫者尊經復古的思想特別肯定，他本人曾專門對《醫林指月》所收《本草崇原》《醫家心法》《侶山堂類辯》《易氏醫案》等進行批註。章太炎雖然與張志聰時代相隔，但通過對《侶山堂類辯》《本草崇原》書籍的批註整理， 也加入到錢塘醫學的傳承中。可見這一批學者型的醫者，特別是有豐富校注書刊經驗的學者，從王琦到仲學輅、章太炎，使得錢塘醫學知識不斷得以綿延傳承。

2007 年 3 月浙江省中醫藥學會、杭州市園林文物管理局立《侶山堂碑記》稱：

明清以降，康乾巡行，醫學盛況空前。時醫雲集，名家薈萃，習岐黃之學者鹹嚮往之，人稱武林為醫藪。論醫講學，盧之頤開先河；尊經崇古，張遂辰創派別；承上啟下，張志聰集大成；竭盡全力，張錫駒羽翼之；嘔心瀝血，高世栻傳衣缽；薪盡火傳，仲學輅終善局。代代傳承， 名振一時，史稱錢塘醫派，獨領風騷百年。是堂記載武林醫學文化，見證錢塘歷史盛事，惜乎乾隆年間毀於兵燹，今逢遇太平盛世，又適值《錢塘醫派》一書付梓刊行，乃建亭立碑為之記。

可見，錢塘醫者的群體形象是在不同文本的敘述中不斷疊加形成。從錢塘王琦《醫林指月》的刊刻，到餘杭章太炎的批註，文人學者對醫學知識的地域建構起到重要作用，最終構建了錢塘醫派的二盧、三張及高、仲七位大家的完整序列。

在錢塘醫學知識的歸納與整理中，《醫林指月》並非唯一，但其整理、傳抄、刊刻的過程，卻隱含著錢塘醫派形成的內在脈絡。王琦居於杭州吳山，與侶山堂為鄰，對張志聰及侶山堂的醫風故事熟稔於心。他整理醫書的本意，為存留典籍，傳承學術。然而擇選評點之中，卻直接顯露出他對於錢塘區域醫學進行譜系化整理的標準與觀點。

錢塘醫者以侶山堂為中心，集體研討。重在醫理探討，隨讀隨講，條分縷析，講習不倦。門人無少別異，問難和衷，相長相益，甚者集體注書。師門之間、醫者之間相互問答啟發。侶山堂之聚，並未推出宗師，亦未追尋宗派源流，反而是一批志同道合的醫者，分享經驗和知識，往往通過辯難和啟發的方式。

此情此景，恰以杭州吳山為中心的區域時空之中展開，區域在醫者交往與學術演進中的意義在此得到體現。王琦在《侶山堂類辯·跋》中所稱“外郡人稱武林為醫藪”“讀軒歧之學者，鹹嚮往於兩君（盧復、張志聰）之門”，也為陳修園的《醫學三字經》歸納為“大作者，推錢塘”。晚清錢塘醫者仲學輅又在此基礎上繼續發揚其尊經之旨，餘杭章太炎也對《醫林指月》收錄的部分著作加以批註。

由此觀之，在醫學書籍的編輯過程中，本地醫籍的編纂者對醫學知識歸納梳理是地域醫派重構的重要推動力量。在文本不斷整理、傳抄、刊刻的過程中逐漸變成了較為固定的知識空間，使得地域醫者的群體性在文本的歸納整理過程中得以突顯，學派的梳理也漸成為可能

摘自《中醫藥文化》2019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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