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人民生活日益富足，城市化建設也在逐步推進，由此也間接發展了“考古”；雖說這是好事，但也生出不少糾紛，典型例子就是地下發掘出的“文物”，最終歸屬權的問題。上世紀九十年代，石家莊高邑縣就出現了類似案例；城市建設中發現了“文物”，繼承人索要，但二十年過去了，至今仍未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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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1999年3月29日下午，石家莊高邑縣集貿市場正在施工，一輛翻斗車剛卸下一車土準備墊地基；一勞工剷土過程中，就聽“嘩啦啦”像下雨一樣，土裡灑出不少銀光閃閃的東西。有人驚呼“是銀元！”說著幾人爭相撲了上去，這一幕也引來了路人的加入；還要特別提一個人，就是僱主“張貴俠”，包括他的家人也在搶寶之列。此事引起全城轟動，自然也驚動了公安部門和文管部門；當時公安部門未能及時趕到，第二天一早有民警在工地等候，隨後收繳銀元數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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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傳出後，有不少人沒事就在那塊工地轉悠，但公安部門卻迎來了一位老人，目的是索要那些銀元；老人叫“郭吉增”，聲稱自己是那些銀元的“合法繼承人”。據老人敘述，那片工地是自家老宅，而其最初的主人正是自己的父親“郭憲章”；郭憲章曾是高邑縣的知名人物，民國十八年（1929年）靠經商賺的錢在高邑縣火車站附近蓋了一所大宅院，包括三個哥哥全家三十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當時人稱“郭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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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憲章畢業於當時的北京朝陽大學，不僅經商，而且曾擔任山東某縣“縣長”；由於局勢混亂，郭憲章辭去當時的國民政府“縣長”，回到高邑老家後又碰到了日軍的糾纏，鬼子一定要其主持“維持會”。郭憲章連國民政府都看不慣，那就更別說日軍給的官職了；就這樣，郭憲章隻身一人到邢臺避難，開設了一家律師事務所，不久後又成為當地名流。
中間的一段經歷還算平穩，雖然山東烽煙不斷，但最終還是被我軍解放了山東；但由於局勢撲朔迷離，郭憲章擔心自己曾做過“國民政府”的縣長，解放軍會找後賬，因此又躲到了北京，投奔自己的同學，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賈亭三”，兩個兒子也在此時當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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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歷史的朋友或許知道，新中國曾有段風起雲湧的大運動，“郭家大院”也被拆分成好幾戶家人；同時，郭憲章被查出歷史問題，從北京遣送回原籍，一家人就此無家可歸，衣食無靠。郭憲章終究未能逃過“反革命”的帽子，為了讓家人儘量少受到運動衝擊，遂與家人“劃清界限”，自己默默忍受著各種批鬥和勞改；據今天的“郭吉增”老人回憶：他們兄弟倆曾看過自己的父親，其結果是“父親和兒子”一起被當街批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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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63歲的郭憲章離世了。今天的“郭吉增”老人不禁雙眼溼潤“我們想要回那些銀元，因為那是父親的唯一遺物，儘管公安局說收繳了200多塊，文管部門說有600多塊，但有人告訴我們現場至少發現了1000多塊；這些已經無所謂了，我不在乎究竟有多少，我們只想要回一些留做紀念。”但公安部門卻拒絕歸還，理由很簡單“無法證明這些銀元是郭憲章當年埋藏的”；按照法律規定，“無主之物”應歸國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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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說明一下，“郭家大院”挖出銀元已經不是第一次了。戰爭時期，有支解放軍曾住在郭家大院，在修理灶臺時挖出一大罐銀元，數量大概在千枚，被全部充公；第二次是運動時期，農會組織又在郭家大院牆角挖出一隻大罐，裡面藏著千枚銀元，為此郭憲章和兩個兒子均遭到多次武鬥拷問，但“郭憲章”始終未透露一個字，甚至在兒子面前仍裝聾作啞。當時兩個兒子並不知道郭家大院有寶，見父親始終不承認，也就沒有深問，還一直維護自己的父親；直到母親去世時，只有“二姐”在其身邊，臨終才說老宅有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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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郭家大院”如今也住進了五戶人家；99年高邑縣城區改造，郭家大院幾戶人家準備修一條路，過程中有住戶的自來水管道意外損壞。施工修理過程中，曾挖出一方硯臺和兩個銅牌，銅牌上寫有“律師郭憲章”的字樣，幾樣東西均由1935年出版的“天津益世報”包著，由此基本證明，這些東西很可能是在1935年前後埋藏的。
後經郭家後人調查，那車工地用土確實在“郭家大院”挖出，因當時風大，司機未注意土中有銀元等物；瞭解這些後，郭家人這才到當地公安部門索要出土銀元，但遭到拒絕。經雙方多次協商無果後，郭家人不滿有關部門給出的拒絕理由，遂將高邑縣公安局和文管部門告上法庭；說到這或許有朋友會說“郭家‘二姐’才是關鍵人物，她可以證明郭家大院埋有寶藏，可她為什麼等到三次挖出銀元后依然不跟其他人透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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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郭家二姐說，當時她雖然還小，但對“埋寶”的事情還是知道一些的；儘管郭家大院三次發現銀元，但也僅是很小一部分，還有字畫、古玩等物沒有出土。這一說震動郭家後人，紛紛指責“二姐”為什麼不說，其實她也有苦衷；一則母親臨終交代“一定要守口如瓶”，二則當年局勢混亂，她不說是怕族中有人按耐不住，本意是想讓大家平安度日，直到今天她本人生活也不寬裕。
今天“郭家大院”出土銀元被哄搶，為免地下字畫、古玩等再遭遇同樣命運，這才不得已說了出來；據郭家後人回憶，父親“郭憲章”不僅是才子、名流，他本人也是一位書法家，且對古董文玩等頗有研究，還與齊白石、吳昌碩、張大千、姚茫父等書畫名家都有來往，因此家裡的收藏也多出自大師之手，最關鍵的是，這些埋寶地點她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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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邑有關部門曾表示：如果郭家後人可以拿出證據，證明出土銀元來自郭家大院，且銀元系郭憲章所埋才能歸還；在郭家人看來，出土的帶字銅牌、二姐，以及當年的老鄰居都可以證明銀元的歸屬問題。簡單的說，郭家有6位後人作為原告，於1999年6月23日將高邑縣公安局和當地文管部門告上法庭；但公安局有自己的理由：我局依法收繳文物並對僱主“張貴俠”進行了詢問，但其拒不承認那車土是從“郭家大院”拉來的，而是說從別人哪裡買來的，因此無法確定出土銀元是從原告老宅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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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郭家人委託的三位律師也有話說：根據我國民法規定，公民、法人挖掘發現的埋藏物，如果能夠證明屬其所有，法律應當保護財產歸其實際所有人。本案中，出土銀元經村委會及住房證實是來自原告的老宅，原告老宅是民國時期建造，土改時才分給別人的，以此判斷，製造、埋藏銀元的時間與原告老宅的時間吻合；挖出銀元的前一天還有幾乎同一位置出土了“律師郭憲章”大小銅牌各一副及硯臺一方，這些東西及出土的報紙的時間，均充分證實銀元為郭憲章在其所居住期間所埋。
另外，“郭憲章”的女兒也能夠證明銀元是其父親所埋。公安局收繳銀元后應在6個月內作出處理，查明有主的應返還，如果公安局認為銀元不是郭家的，就有責任查明事實真相；也就是說，公安局有舉證的責任，證明銀元不是郭家的，而不應該將舉證的責任推給對方。到目前為止，公安局拿不出證據證明銀元不是郭家的，所以根據以上事實，銀元的所有權返還給郭家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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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然這麼講，但高邑縣法院在1999年8月還是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判決：對原告要求被告返還銀元的訴訟請求不予處理，維持高邑縣公安分局收繳銀元的具體行政行為；郭家人對這樣的判決不服，遂又上訴至石家莊中級人民大院，其最終裁定為：高邑縣人民法院重新審理。就這樣，一直到2000年4月，高邑縣法院二審依然是“駁回起訴，維持原判”；對此郭家人很不理解，再次上訴至石家莊中級法院，據悉，法院目前已正式受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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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郭家人有話說：如今“郭家大院”就要拆了，除了想追回父親遺物，實際上，郭家人的初衷並不是僅僅是為了要回那些銀元；現在郭家人打官司花費的時間和金錢就已經比那些銀元的價值還要高，即使將來出土了再多的銀元，也不是郭家後人最關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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