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在焦山江灘石壁上，北宋慶曆六年（1046年）錢彥遠知潤州，築寶墨亭加以保護，請集賢校理章岷撰文記事，並邀約蘇舜欽、蘇頌等賦詩。自此以後，訪尋傳拓者絡繹不絕。王令（1032—1059）有一篇《潤州山遊記》，其中提到：“餘嘗至其上，以望江海之交。下求晉將軍王羲之銘而觀之，蓋嘗終日焉。”從王令活動時間推算，這應該是錢彥遠修築寶墨亭，《瘞鶴銘》摩崖成為書法名勝之後，第一次遊覽記錄。北宋書家米芾、南宋詩人陸游的題刻，至今仍在焦山石壁間。晁公武《遊焦山》詩句“遊僧誰渡降龍缽，過客爭摸瘞鶴銘”，寫狀一時之盛，亦紀實也。
《瘞鶴銘》拓片（局部）
蘇頌《寶墨亭》詩有句“古寺購尋遺刻在，新亭龕置斷珉奇”，從“斷珉”二字可知，錢彥遠時代《瘞鶴銘》已非完整。此後摩崖殘損加劇，終於在宋元之際徹底崩墜江中。
康熙六年（1667年）初冬，張弨（chāo，字力臣）到焦山探訪《瘞鶴銘》，因為殘石浸沒在江水中，訪碑工作進行得極艱難。張弨描述：“先觀重刻二石，次至壯觀亭址右，俯瞰破石叢雜，攝衣下尋，見一石仰臥於前，一石臥於後，字在石下，去泥沙咫尺，臥地仰觀，始見字跡。又一石側立，剝甚，各存字多寡不一。急命僕各拓一紙，時落日風寒，不能久立，遂乘片帆回所寓之銀山蘭若。”
米芾訪《瘞鶴銘》題名拓片
張弨的這次勘查，是繼慶曆六年錢彥遠築亭保護，熙寧三年（1070年）張壆（xué）在亂石間新發現兩塊《瘞鶴銘》殘石後的第三次重要考古活動。他將勘訪所得以及相關文獻，彙編為《瘞鶴銘辨》。以張弨所見，殘石凡三塊，一塊側立，一塊仰面，一塊倒僕，憑張弨一己之力，實在沒有辦法將《瘞鶴銘》打撈上岸，只能將設想的方案筆之於書：“先以仰面一石、側立一石，移置寶墨亭上。至僕石雖大，固曩所曾植者，若扶而立之江邊，斯稱極快。否則俟冬日水涸時，掘其沙土，容身可拓。再別磨一石，依原位行次，效宋人之補刻，重摹而精勒之，亦一快也。不然，姑將仰面一石取起，可一朝而畢，至為簡易。從來遺墨數字即可垂之久遠，況此石見存三十字，已得首尾之大概乎。誠令此石先得無恙，徐圖再摹三十九字，與不全二字，並宋人補續三十四字，合一百三字，置於一處，則神物復還舊觀。”
陸游觀《瘞鶴銘》題記拓片
張弨的考察工作得到廣泛認可，王士禎謂“予門人淮陰張力臣作《瘞鶴銘辨》，援據甚博”，朱彝尊也表揚：“淮陰張力臣，乘江水歸壑，入焦山之麓，借落葉而仰讀《瘞鶴銘》辭，聚四石繪作圖，聯以宋人補刻字，倫序不紊。”而張弨打撈《瘞鶴銘》的計劃，也終於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陳鵬年完成。這是有關《瘞鶴銘》的第四次考古工作，打撈上岸的殘石安置在寶墨軒，不僅傳拓方便，更擴大了《瘞鶴銘》的影響力。
陳鵬年撰《重立瘞鶴銘碑記》說：“茲銘在焦山，著稱殆千有餘年，歿於江者，又七百年。蛟鼉（tuó）之所盤踞，波浪之所剝蝕，沙泥之所沉埋。”自己曾“以扁舟一至山下，尋探崖壁”，正好當年“雨雪稀少，水落石露，異乎常時”，於是“命工人，是相是伐”。其中最大一石“巉巖尋丈，力難全舁（yú）”，乃“是割是剔，不遺餘力”，歷時三月，厥工乃成，“士民觀瞻，莫不忭（biàn）舞”。
即使在今天，這樣的打撈也是大工程，陳鵬年能有此舉動，原因亦見於碑記：“餘以愚昧，重獲罪戾，兩蒙特宥之恩，得優遊自放于山崩水涯。事與時會，以舁茲銘，力挽而拂拭之。”又說：“恭逢我皇上重熙累洽之朝。如河圖洛書，因時而見；如日星雲漢，萬象維新。用以黼黻（fǔ fú）太平，光昭文治。而山海效靈之徵，幽仄明揚之慶，於茲重有合焉。誠盛世之嘉祥，亦千秋之勝舉也。”
陳鵬年（1663—1723），曾在江寧知府任上受兩江總督阿山構陷排擠，幸得獲免；後起復為蘇州知府，又忤總督噶禮，被舉報早年所作《重遊虎丘詩》中有悖謬語，將下獄論罪，最終經康熙宸斷，批示“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於是脫困。碑記說“兩蒙特宥之恩”者即此，所以陳鵬年將打撈行動昇華到“黼黻太平，光昭文治”的高度，不僅表示感恩戴德，更主要的是作出一種政治姿態。
時過境遷，當年政治是非已經消弭無形，留下的文化景觀則流傳久遠，陳鵬年作為保護瘞鶴銘碑的大功臣，也是當之無愧。
閱讀更多 書法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