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梭倫改革之前，在雅典以及希臘地區，都是以血統作為判斷人類在社會政治地位的唯一一種標準。而在這其中有關國家的政治權利大都受到貴族階級的壟斷，貴族才可以擁有相關的特權；而反觀平民階層則是受到不平等的對待，經濟等權利遭到剝奪。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才會有貴族與平民階級的激烈的利益矛盾衝突，兩股對立勢力之下所造成的就是社會的秩序混亂、經濟的發展也是相對滯後。為了解決這一局面，梭倫臨危受命接下了改革的這一重擔，這也醞釀著一場不同尋常的改革，也正是這場改革確立了以個人的財富作為劃分等級的一種原則，而不再是血統。
一、“生聚同相慶”
在古代時，世界的各個地方都普遍存在著一種分辨一個人是否高貴的一種原則——這種原則就是以一個人的出身血統來判斷人的社會政治地位。例如，在中國先秦時期就有世卿世祿制度、印度的種姓制度、雅典社會前期的三等級制度。
雅典——一個神奇的國度
這種以血統作為貴族壟斷政治權力的依據，只是為少數的貴族提供了活躍於政治舞臺的機會，卻將多數人阻擋於權力之門之外，堵住了多數人接近權力的渠道。而率先打破這一僵局的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梭倫。在梭倫改革之前，雅典還是處於由氏族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時，家庭的出身以及血緣成為決定人們社會地位的一個度量的重要因素。在提秀斯改革時就將居民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創造者，其中就明確規定了只有貴族才可以涉及政治層面，有自己的政治權力；而農民和手工業者則只是在公民大會中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卻無權足涉政治。e這一政治改革就為以後的貴族政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雅典中平民階層
在公元前8世紀，雅典一區的政治首腦是由名為執政官來擔任，而這一職位——執政官的任期是終身制（這一規定在後面開始改變，執政官的十年一任到後面的一年一任）。要想擔任這一職務就必須是貴族出身，貴族的身份是代代相傳，以此來繼承前輩的職務，這樣可知貴族只會與貴族之間產生關關係。
除了在血緣上，貴族有自己明顯區別於其他階級的特點，但是在貴族自我的這一範圍內，也是形成了貴族所特有的權力，貴族通過自己我所掌握的司法權力，而將自己所想要的變為法律法規，更不暇於是否觸及其他階層的利益（因為他們握有所謂的最高權力）。從這裡就可以明顯看出血統是雅典社會政治地位的限定原則。
雅典的貴族生活
在前面曾提及到公民大會，雖然有公民大會的存在，但是這一會議卻是毫無實權可言，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而貴族則是憑藉所謂的政治地位，肆意妄為、實行兼併土地，使廣大的農民成為了這些貴族的奴隸（就是農民為貴族耕種，而貴族則從中收取利益，這時全國的到大部分土地集中於少部分人手中）。
隨著雅典貴族政治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貴族與其他階級的矛盾日益激化。儘管工商業奴隸主在工商業方面略有小成，但是由於他們其中大都是出身平民世家，也正是因為這樣在政治上也是飽受貴族階級的歧視。以為廣大農民和自己保護權力為由，工商業者開始奮起反抗，這正是在這一階段中，梭倫擔負著這不同一般的重擔，被貴族及平民一致推選為執政官。
雅典的執政官一職
二、“日盼共言歡”
正是在公元前594年，梭倫臨危受命，正式著手於政治經濟改革。首先，梭倫取消了原來實行的貴族、農民、手工業者的等級劃分，另外製定了一種劃分等級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按照公民的個人財產進行劃分，一共分為四個等級。這裡的每一個等級的公民都對應享有政治權力，與新制定的財富原則所適應。
雖然平民在這一改革中是提現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所賦予平民的政治權力是有限的，而這裡也反映了梭倫所遵循的是中間改革路線，梭倫改革是為了提升平民中工商業者的權力，讓他們憑藉自己雄厚的財富而獲得掌握政治的機會。
梭倫
梭倫所實行的財富原則雖然只是提升了少部分平民階級的權力，沒有實現公民之間的真正的平等，但是從本質上來說這一原則有效的調整了雅典各個階層在國家政治中各自的地位，也明顯打擊了貴族世代世襲的政治局面，為工商業者爭取自己的權力提供了一條便捷的途徑。
<code>在恩格斯所寫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有這樣一句話：“隨著資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敗。”/<code>
在政治上，除了設置的貴族會議外，還有四百人會議以及公民陪審法庭。所謂的四百人會議就是從四個部落中各選出一百人組成，其中第一、二、三等級的公民都可以當選。新實行的四百人會議取代了原來貴族會議的權力，而這一會議也為公民大會最好了充分的準備。
公民大會制度
儘管貴族會議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經失去了所擁有的處理政治的能力。另外，就是有關陪審法庭，它的職能就是有權利對預審法庭的任何案件進行處理，除此之外，就是還對法官已經判決的案件有起訴的權力，換句話來說就是雅典當時的最高司法機關。
除了以上所述，梭倫還有以下的規定:每一位公民都有上訴的權力；陪審法庭的法官是由各位公民通過抽籤來決定的……這些無不在體現在雅典時期已經有了一定的民主性，而這也有利的打破了貴族在政治法律上的一家壟斷。
陪審法庭制度
也就是在這一個慢慢的過程，梭倫改革確立了以財富決定人在社會中的政治地位的原則。更是以此為基礎作為調整了公民集體內部不同階級的利益關係。這也直接削弱了貴族的一定權力，提高了工商業奴隸主和下層平民有關政治方面的權力，這在一定程度上讓從事勞動領域的人們有了經濟、政治上的保證。
三、“高山景行望”
從一定方面來說，梭倫改革所確立的用財富來決定社會政治地位的原則，從根本上打破了原來以血統為原則的社會政治制度，而這也加速了雅典從氏族社會向國家過渡，這也直接促進了雅典社會的經濟發展。而這一所實行的新原則對社會有何重要的影響呢？
以財產作為重要原則
首先，所涉及的是有關政治方面的影響。梭倫改革從本質上是一場政治性改革，也意味著與經濟基礎與政治建設所相關，這在雅典的社會改革中佔據著重要的一方位置。按照財產的多少來劃分雅典的公民等級，雖然沒有實現人們所追求的公民的絕對平等 但是卻讓平民中的工商業者有了接觸政治，實現自我價值、抱負的機會。
四百人會議和陪審法庭在一定意義上保證了一定的民主政治，這些所設立的機構也包含著對下層公民權力的肯定，更是為以後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和社會基礎。
其次，梭倫改革所規定的財富原則也直接促進了雅典手工業和工商業的發展，這也使雅典成為希臘最為繁榮的一個城邦。以私人財產的多少來作為劃分公民等級的依據，不難看出這時的雅典對私人財產的肯定，以及大力鼓勵公民去創造個人的財富，也制定了相關的法律對公民的私有財產進行保護，進而推動了雅典社會的發展。
雅典逐漸繁榮的經濟
還有這樣一種新的財富原則從經濟層面上也促使雅典成為一個帶有工商業化的城鎮，其中工商業也分為多個細小的種類，比如:粗型的手工業和細化的手工製作。這樣極為細緻的行業分割，也從一定意義上加快了雅典的經濟進一步的發展。
梭倫改革中的這一原則完美的將政治與經濟聯繫起來，以財產作為公民等級劃分的依據是一種於政治層面提出的政策措施，而這更是關乎雅典社會的經濟發展。顯而易見，這樣的政治原則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動力；而不斷向前發展經濟也為雅典的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提供了相對的物質保障。
除了上述對政治、經濟的影響外，還有就離不開對後世歐洲的影響：這一財富原則就為後世醞釀了人民主權的政治思想。梭倫明確以財產作為劃分等級的原則，並且還對應規定了公民的政治權力，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漸漸孕育了人民主權思想。
雅典政治制度結構
財富原則也漸漸形成了另一種體現人們社會地位的體系。在梭倫改革後，血統原則已經打破，而評價人們社會地位的標準也由單一化的評價向多元化發展，也就是轉向了個人的財產方面。這樣一種財產製度不僅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豐富了社會發展。
四、“宇廓水湯湯”
從梭倫改革所衍生出來的這樣一種財富檢驗的原則，也讓梭倫在一定時間後，變為這場改革最後的守墓者，而這一場改革也成為埋葬梭倫的最後一拳。
梭倫改革雖然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雅典各種力量的發展，但是梭倫改革中所形成的一種財富制度原則是讓貴族與平民階級所沒有得到絕對個人利益的體現，而其中最為下層的貧困平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通俗地說，梭倫改革是一場意圖“討好”貴族和平民的“中庸式”的改革（所謂中庸不苛求他人，也不為其進行申辯）。
雅典貴族與平民之矛盾
就梭倫個人而言，他的出身是受到貴族與平民兩個階級所擁護的，原因就在於梭倫在名譽方面是屬於一等範圍的，而就財富多少來說，則是位於中等階級。也要想周旋於兩個不同的階級之中，就必須要與其的利益範圍相聯繫，這樣也便於梭倫各項政策的實施，而梭倫這樣卻忽略了改革的最為本質的東西，而這也成為後來梭倫出走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的來說，梭倫改革中確立以財富作為決定社會的政治地位的一項原則，這就從本質上打破了原有的血統原則，有力地削弱了貴族階級在政治上的絕對領導權，有效地提高了工商業商人的政治地位。另外，在梭倫改革中所設立的新政治機構，也為後來的民主政治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礎。
涉及政治利益問題
結語
在梭倫進行改革的這一過程中，雅典的政治發展效果十分顯著，而在這一過程下所產生的財富原則無疑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產物。以財富作為衡量社會政治權力的一個標準的原則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為雅典的進一步強大提供了流動的資金。
無論是就梭倫改革的這一財富原則出發，還是從梭倫改革的利弊角度，都要用多角度、辯證思維的方法去探索，因為每一件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而梭倫改革中的財富原則則將雅典推向了繁榮的巔峰，同時也為後世歐洲的個人私有財產提供借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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