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梭伦改革之前，在雅典以及希腊地区，都是以血统作为判断人类在社会政治地位的唯一一种标准。而在这其中有关国家的政治权利大都受到贵族阶级的垄断，贵族才可以拥有相关的特权；而反观平民阶层则是受到不平等的对待，经济等权利遭到剥夺。

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会有贵族与平民阶级的激烈的利益矛盾冲突，两股对立势力之下所造成的就是社会的秩序混乱、经济的发展也是相对滞后。为了解决这一局面，梭伦临危受命接下了改革的这一重担，这也酝酿着一场不同寻常的改革，也正是这场改革确立了以个人的财富作为划分等级的一种原则，而不再是血统。

一、“生聚同相庆”

在古代时，世界的各个地方都普遍存在着一种分辨一个人是否高贵的一种原则——这种原则就是以一个人的出身血统来判断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例如，在中国先秦时期就有世卿世禄制度、印度的种姓制度、雅典社会前期的三等级制度。

雅典——一个神奇的国度

这种以血统作为贵族垄断政治权力的依据，只是为少数的贵族提供了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机会，却将多数人阻挡于权力之门之外，堵住了多数人接近权力的渠道。而率先打破这一僵局的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梭伦。在梭伦改革之前，雅典还是处于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时，家庭的出身以及血缘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一个度量的重要因素。在提秀斯改革时就将居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创造者，其中就明确规定了只有贵族才可以涉及政治层面，有自己的政治权力；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则只是在公民大会中才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却无权足涉政治。e这一政治改革就为以后的贵族政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雅典中平民阶层

在公元前8世纪，雅典一区的政治首脑是由名为执政官来担任，而这一职位——执政官的任期是终身制（这一规定在后面开始改变，执政官的十年一任到后面的一年一任）。要想担任这一职务就必须是贵族出身，贵族的身份是代代相传，以此来继承前辈的职务，这样可知贵族只会与贵族之间产生关关系。

除了在血缘上，贵族有自己明显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特点，但是在贵族自我的这一范围内，也是形成了贵族所特有的权力，贵族通过自己我所掌握的司法权力，而将自己所想要的变为法律法规，更不暇于是否触及其他阶层的利益（因为他们握有所谓的最高权力）。从这里就可以明显看出血统是雅典社会政治地位的限定原则。

雅典的贵族生活

在前面曾提及到公民大会，虽然有公民大会的存在，但是这一会议却是毫无实权可言，也只是徒有其表而已。而贵族则是凭借所谓的政治地位，肆意妄为、实行兼并土地，使广大的农民成为了这些贵族的奴隶（就是农民为贵族耕种，而贵族则从中收取利益，这时全国的到大部分土地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

随着雅典贵族政治和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贵族与其他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尽管工商业奴隶主在工商业方面略有小成，但是由于他们其中大都是出身平民世家，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政治上也是饱受贵族阶级的歧视。以为广大农民和自己保护权力为由，工商业者开始奋起反抗，这正是在这一阶段中，梭伦担负着这不同一般的重担，被贵族及平民一致推选为执政官。

雅典的执政官一职

二、“日盼共言欢”

正是在公元前594年，梭伦临危受命，正式着手于政治经济改革。首先，梭伦取消了原来实行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的等级划分，另外制定了一种划分等级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按照公民的个人财产进行划分，一共分为四个等级。这里的每一个等级的公民都对应享有政治权力，与新制定的财富原则所适应。

虽然平民在这一改革中是提现出了自己的利益，但是所赋予平民的政治权力是有限的，而这里也反映了梭伦所遵循的是中间改革路线，梭伦改革是为了提升平民中工商业者的权力，让他们凭借自己雄厚的财富而获得掌握政治的机会。

梭伦

梭伦所实行的财富原则虽然只是提升了少部分平民阶级的权力，没有实现公民之间的真正的平等，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一原则有效的调整了雅典各个阶层在国家政治中各自的地位，也明显打击了贵族世代世袭的政治局面，为工商业者争取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途径。

<code>在恩格斯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这样一句话：“随着资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code>

在政治上，除了设置的贵族会议外，还有四百人会议以及公民陪审法庭。所谓的四百人会议就是从四个部落中各选出一百人组成，其中第一、二、三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当选。新实行的四百人会议取代了原来贵族会议的权力，而这一会议也为公民大会最好了充分的准备。

公民大会制度

尽管贵族会议仍然存在，但是它已经失去了所拥有的处理政治的能力。另外，就是有关陪审法庭，它的职能就是有权利对预审法庭的任何案件进行处理，除此之外，就是还对法官已经判决的案件有起诉的权力，换句话来说就是雅典当时的最高司法机关。

除了以上所述，梭伦还有以下的规定:每一位公民都有上诉的权力；陪审法庭的法官是由各位公民通过抽签来决定的……这些无不在体现在雅典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民主性，而这也有利的打破了贵族在政治法律上的一家垄断。

陪审法庭制度

也就是在这一个慢慢的过程，梭伦改革确立了以财富决定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的原则。更是以此为基础作为调整了公民集体内部不同阶级的利益关系。这也直接削弱了贵族的一定权力，提高了工商业奴隶主和下层平民有关政治方面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从事劳动领域的人们有了经济、政治上的保证。

三、“高山景行望”

从一定方面来说，梭伦改革所确立的用财富来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原则，从根本上打破了原来以血统为原则的社会政治制度，而这也加速了雅典从氏族社会向国家过渡，这也直接促进了雅典社会的经济发展。而这一所实行的新原则对社会有何重要的影响呢？

以财产作为重要原则

首先，所涉及的是有关政治方面的影响。梭伦改革从本质上是一场政治性改革，也意味着与经济基础与政治建设所相关，这在雅典的社会改革中占据着重要的一方位置。按照财产的多少来划分雅典的公民等级，虽然没有实现人们所追求的公民的绝对平等但是却让平民中的工商业者有了接触政治，实现自我价值、抱负的机会。

四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一定的民主政治，这些所设立的机构也包含着对下层公民权力的肯定，更是为以后的民主政治奠定了可靠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其次，梭伦改革所规定的财富原则也直接促进了雅典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这也使雅典成为希腊最为繁荣的一个城邦。以私人财产的多少来作为划分公民等级的依据，不难看出这时的雅典对私人财产的肯定，以及大力鼓励公民去创造个人的财富，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保护，进而推动了雅典社会的发展。

雅典逐渐繁荣的经济

还有这样一种新的财富原则从经济层面上也促使雅典成为一个带有工商业化的城镇，其中工商业也分为多个细小的种类，比如:粗型的手工业和细化的手工制作。这样极为细致的行业分割，也从一定意义上加快了雅典的经济进一步的发展。

梭伦改革中的这一原则完美的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以财产作为公民等级划分的依据是一种于政治层面提出的政策措施，而这更是关乎雅典社会的经济发展。显而易见，这样的政治原则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动力；而不断向前发展经济也为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相对的物质保障。

除了上述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外，还有就离不开对后世欧洲的影响：这一财富原则就为后世酝酿了人民主权的政治思想。梭伦明确以财产作为划分等级的原则，并且还对应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力，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孕育了人民主权思想。

雅典政治制度结构

财富原则也渐渐形成了另一种体现人们社会地位的体系。在梭伦改革后，血统原则已经打破，而评价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准也由单一化的评价向多元化发展，也就是转向了个人的财产方面。这样一种财产制度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社会发展。

四、“宇廓水汤汤”

从梭伦改革所衍生出来的这样一种财富检验的原则，也让梭伦在一定时间后，变为这场改革最后的守墓者，而这一场改革也成为埋葬梭伦的最后一拳。

梭伦改革虽然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雅典各种力量的发展，但是梭伦改革中所形成的一种财富制度原则是让贵族与平民阶级所没有得到绝对个人利益的体现，而其中最为下层的贫困平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通俗地说，梭伦改革是一场意图“讨好”贵族和平民的“中庸式”的改革（所谓中庸不苛求他人，也不为其进行申辩）。

雅典贵族与平民之矛盾

就梭伦个人而言，他的出身是受到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所拥护的，原因就在于梭伦在名誉方面是属于一等范围的，而就财富多少来说，则是位于中等阶级。也要想周旋于两个不同的阶级之中，就必须要与其的利益范围相联系，这样也便于梭伦各项政策的实施，而梭伦这样却忽略了改革的最为本质的东西，而这也成为后来梭伦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梭伦改革中确立以财富作为决定社会的政治地位的一项原则，这就从本质上打破了原有的血统原则，有力地削弱了贵族阶级在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有效地提高了工商业商人的政治地位。另外，在梭伦改革中所设立的新政治机构，也为后来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