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的隱士
夷 齊
周曇
讓國由衷義亦乖，
不知天命匹夫才。
將除暴虐誠能阻，
何異崎嶇助紂來！
編者按：曇詩中所說的夷齊，指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齊。與一般人的看法不同，詩人在這裡對他們的做法表示了批評，認為這種主觀上的不作為實際上是間接幫助了暴虐的商紂王。細想起來，周曇的看法也不無道理。在先秦時代，與夷齊類似的人物還有不少，他們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選擇了消極避世，這些人因此被稱為“隱士”。
最早的隱士
所謂隱士，必定滿足兩個條件：一是這類人必定是士，即與農、工、商並列的古代知識分子階層，村夫、商賈、女流之輩沒有接受知識的機會，當然也就成不了隱士；二是採用隱逸的方式生活，要麼隱居，要麼遠走他鄉。從這兩個方面來考察的話，堯舜時代便已經有了這樣的人物。許由和巢父是很好的朋友。巢父居住在山中，不謀求世俗的利益，年老之後，他在樹上築巢而安然地沉睡其上；許由則是一個極端痛恨邪惡的人，並因此贏得了堯的高度信任，堯決定把帝位禪讓給他。但許由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堯的好意，而是跑到潁水岸邊。後來堯又派人來規勸他，許由感到非常骯髒，等勸他的人走後就跑到河邊用清水來洗耳朵。這時，巢父正好牽著一頭小牛到這裡飲水，看到洗耳的許由，就問他為什麼這樣做，許由說：“堯想讓我當天下的首領，我不願意聽到他的聲音，所以來這裡洗耳。”巢父則說：“你要是早躲得遠遠的，沒有路可通的地方，那麼就沒有人能找到你。我看你是故作姿態，以求得更高的名譽，你的做法汙染了我飲牛的水。”為了不讓許由洗耳所用之水沾染牛嘴，巢父牽著牛到上游去飲水了。這個故事雖然不一定確有其事，但對後人影響深遠。所以，很多讀書人都以避世田園、耕讀教子為人生最高境界。
夏商西周時期的隱士
夏商西周的隱士，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蟄伏濟世的隱居，第二種是孤傲霜雪似的隱居，前者以傅說、伊尹、姜尚為代表，後者以伯夷、叔齊為代表，他們成了中國隱逸文化發展的楷模和奠基。夷齊是先秦時期最著名的隱士。據《史記》記載，在商代末年，孤竹國（在今河北省）的國君有兩個兒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齊。國王很鍾愛叔齊，想把王位讓給他，伯夷知道了父親的心意，主動離開孤竹；叔齊不願接受哥哥讓給他的王位，也躲了起來。伯夷、叔齊聽說西伯昌（即周文王）尊老敬老，贍養老人，便一起投奔周國，並在那裡定居下來。後來西伯昌死了，周武王繼位。武王整頓內政，擴充兵力，進軍討伐商紂。伯夷、叔齊聽說後，便跑上去拉住武王的馬韁繩，勸諫道：“父死未葬，就大動干戈，攻伐別人，這能說是孝嗎？作為臣子，卻去攻伐君主，這能說是仁嗎？”武王的將士聽了這些話，非常生氣，拔出劍來要殺他們，被太公望制止住了。太公說：“這是講道德的人。”吩咐將士不要為難他們。等到打敗了殷紂王，天下人尊奉周武王為天子時，伯夷、叔齊認為這是件可恥的事，決心不做周臣，不食周粟。他們互相攙扶著離開了周朝的統治區，在首陽山（在渭源縣城東南約30公里）隱居下來，後來就餓死在那裡。對於伯夷、叔齊的行為，今天的人看來自然迂腐可笑，甚至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可是古人卻認為他們是忠孝兩全，高風亮節的人，因此甚為推崇。
春秋戰國時期的隱士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加劇，戰爭頻繁，對於禮樂制度的踐踏和破壞非常嚴重。與之相伴隨的更有道德的崩潰。這種社會現實給文人知識分子帶來的道德危機感和社會危機感無疑是很強烈的。這樣的社會還可以拯救嗎？個人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德行）的完整？與此相關的，是投身於社會現實之中，還是避開滾滾濁流的社會現實？當時的知識分子做出了不同的選擇。選擇後者的那一部分人就成為隱士。
從散落在諸子中的記載可以看到，隱士可能是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以《論語》為例，論語記載的隱士，除去西周初期的伯夷叔齊之外，其他的都生活在春秋到戰國初期。老子據說在留下五千言後也飄然歸隱。戰國中後期，隱士更為流行，隱士一詞就出在這個時期。《莊子》一書提到的隱士甚多，如務光、許由等，這些人物雖然可能出於杜撰，卻頗能反映當時部分隱士的隱逸精神，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莊子就是一名隱士。而《荀子》更把社會是否有隱士作為治亂的一個標準。這些事例一方面說明隱士可能在當時社會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而從另外一個方面也反映了隱士的存在對社會秩序潛在的衝擊作用，可以說，隱士的出現，也是一種與世抗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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