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瓷都”景德鎮，自宋起輝煌千年；卻不知還有“瓷城”醴陵，在清末民初的短短二十年間，便“可與景鎮之瓷後先輝映”。高瞻遠矚的中國第一代實業家，為了“瓷城”的崛起，拋家舍業，攻苦食啖，譜寫了清末民初最動人的民族樂章。

一、醴陵的瓷業環境

1、交通地理環境

醴陵位於湘贛交接處，古稱“吳楚咽喉”，淥水穿境而過，江河交織。通達的水陸運輸條件，是醴陵瓷業改革的重要基礎。

光緒31年，株萍鐵路建成，由萍鄉入醴陵，至株洲與湘鄂線相連，可直達長沙、武漢，為醴陵瓷器的外銷提供了很大便利。當時車站所在地板杉鋪鄉十分繁榮，所產土瓷在此彙集，運往武昌等地。

此外，醴陵境內的淥水，是湘江的一級支流，瓷業原料產地大都在其流域。縣中心有姜灣港，既是民國瓷業薈萃之地，也是醴陵土瓷歷來的船運之埠。

2、瓷業資源

醴陵瓷土資源分佈廣、儲量大，有14個礦區，儲量近一億噸；釉料主要取自溈山的香爐坡和麻坡；砌窯磚所用的耐火泥，分佈在淥水上游兩側。

民國醴陵瓷土分佈圖

此外，醴陵多丘陵，植被面積大，且80%以上為燒窯所用的松木；水資源亦豐富，河道交織，降水充沛；就連運輸瓷器時捆綁用的葛藤，也是隨處可見。

可以說瓷業所用原料，在醴陵均有豐富的資源。1905年，受聘來醴陵考察的日本陶瓷技師安田乙吉曾說：

可使用之磁器石、釉土、釉藥…均產於醴陵十里以內之地，頗為豐富，毫無不便。

二、醴陵的瓷業歷史

黃土壩遺址發現的原始粗陶，證明醴陵陶業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漢代設醴陵縣，出現大規模陶器作坊；宋元時期，當地瓷業已非常成熟，多產青瓷；至明末始產青花。

清中期，醴陵瓷業迅速壯大。文斐《體陵瓷業考》記載：

清初，廣東興寧人廖仲威，於邑之溈山發見瓷礦。雍正七年…創設瓷廠……遂為醴陵瓷業之嚆矢。

因此，我們一般將雍正時期的溈山鄉，作為醴陵近代瓷業的發端。

清末，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外國商品得以進入。甲午戰爭後，洋貨傾銷更加嚴重，中國傳統經濟遭到極大衝擊。瓷業方面，由於外國採用先進技術和機械設備，生產效率與產品質量都超過中國，加之其特殊的稅收政策，中國瓷業生存環境愈發艱難。以日本瓷為例，《景德鎮陶業紀事》記載：

凡京、津、滬、漢以及各繁榮商埠，無不為東洋瓷之尾閭

覆巢之下，雖醴陵土瓷僅供下層百姓使用，銷路多在兩湖地區，卻依然面臨產品滯銷、窯戶歇業的窘境。其原因與醴陵瓷業本身的桎梏有很大關係：

一、生產環境不佳。

清中期發展壯大的醴陵土瓷業，並沒有堅實的行業基礎，經營時好時壞，盛衰無常。十年難逢三年好運，一旦突遇變故便成傾覆之禍。如太平天國時期，醴陵瓷業就曾遭受極大摧殘，很長時間才得以恢復。

二、土瓷業的陋習

數百年來，醴陵瓷業一脈沿襲，無甚改進，一些行業陋習最終累積成影響生產的因素。如開採瓷土毫無規化，造成資源浪費；砍伐薪柴，不重培育，以致山林殆盡；窯場還將生產廢料棄於河中，使水道堵塞，水資源和運輸都受到很大影響。

開採過後的瓷土礦山

三、土瓷品質遭遇挑戰

醴陵土瓷雖行銷甚廣，但品質粗糙，這與本地窯工技藝有關。《寧鄉縣誌》說醴陵：

工技劣，貨不適用…

如漂洗瓷土只洗一兩成，所出瓷泥不細膩；釉料用糠灰調和，呈色暗淡；窯戶工價多以數量為計，工人貪多貪快，手法粗笨。

四、客商盤剝

長期以來，醴陵窯戶與客商有先款後貨的慣例，瓷業興盛時相安無事。待到晚清戰亂不斷，客商趁機操縱，停付部分先期款，要挾窯戶降低售價。盤剝之下，許多窯戶陷入破產境地。

一、熊希齡與醴陵瓷業改革

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從早期籌辦新式學堂、創建報館，到後來成為中華民國總理，熊希齡一直走在探索救國的時代前端。1904年，他親赴日本考察工業，回到湖南後，即上書巡撫端方，提出一整套創興湘省實業的設想，包括引進機器製造業、興辦實業學堂等等。他的構想得到端方的認可，囑之：

“先速辦一二校以觀厥成”

此時，醴陵迅速進入了熊希齡的視野，“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較易設法改良”。

1905年，熊希齡前往醴陵考察，當地窯戶“鼓舞同聲”、“圍觀延攬”。隨後，作《為創興醴陵瓷業呈端方文》，論述改革之必要性及方法，成為醴陵瓷業改革的標誌性文件。

熊希齡

熊希齡的文章得到端方肯定。當年，他就在醴陵創設湖南瓷業學堂，聘請日本技師教授技術。次年籌辦湖南瓷業公司，購地建廠，裝置機器。1906年末，完成從粗製土瓷到優質細瓷的轉變，並創燒釉下五彩。醴陵瓷業從此一鳴驚人，“可與景鎮之瓷後先輝映”。

二、改革措施

1、從溈山到姜灣

溈山作為醴陵近代瓷業的發源地，生產基礎深厚。然而熊希齡棄之不用，選擇了離縣城更近的交通樞紐之地——姜灣。

溈山在縣城東北三十里，以其優質瓷土、水利等資源優勢，在清中期成為瓷業重鎮。清陳遽園有《遊溈山寺》：

樹梢窯煙寺，溪頭瓦爍橫。洞天原古寺，可惜被陶傾。

可見當時瓷業之盛景。但長期粗放的生產模式，讓其周邊松柴耗盡，需從瀏陽、茶陵等地購入，燒窯成本增加很多。

瓷業公司姜灣規劃圖

在工業發展過程中，原料對區位選擇的影響逐漸淡化，交通因素則愈發重要。姜灣因蜀漢姜維曾居於此而得名，是醴陵土瓷的水運集散碼頭。瓷業公司與學堂選址姜灣，主要考慮到其交通便利之優勢：引進的機械設備可以直接登岸落地，購柴便利，瓷器外銷也非常方便。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恰恰因為姜灣臨水近城的優勢，後水災、戰禍都對瓷業公司打擊頗重，機器傾遭損毀，生產陷入停頓。

即便如此，姜灣也成為了醴陵的瓷業發展中心，建國後著名的國光瓷廠、群力瓷廠等均設於此。

2、瓷業技術教育

瓷業傳承長久以來依賴學徒教育。如景德鎮燒窯、圓器、琢器、紅店各幫，都有嚴格的帶徒規矩，比如何時收徒、帶徒年限、學徒義務等等。這種學徒制固然在技藝傳承及行業穩定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已經不適應工業時代的生產要求。

1896年，江西高安成立了中國第一所實業學校，實業教育在中國興起。熊希齡也深知教育對醴陵瓷業的重要性，他說：

醴陵瓷工雖多可者，然其心手不靈，必先施教育方可得其爛熟。

湖南瓷業學堂舊照

湖南瓷業學堂由此應運而生，熊希齡自任校長，主聘日本師資。首批為速成班，招收技術熟練的工人，一年即可畢業，入公司當值。1907年設永久班，挑選15歲以內的窯戶子弟，學制四年，教授制瓷的同時學習國文、歷史、算術等。學成後回自家窯戶謀劃改良。

瓷業學堂為醴陵瓷業培養了大批優秀學生，是20世紀初實業教育的典範。《大清宣統政紀實錄》載：

湖南醴陵瓷業學堂已著成效，章程及預算表也無不當之處。

3、從個人到企業

除了培養人才，熊希齡建立瓷業學堂，還有著實業方向的規劃。他說：

磁土雖可改良，而辦法尚無把握，驟招商股，恐無成效，則以後實業之信用必失。因擬定先開學堂…俟有成績，再設一資本三、四萬元之公司。

成立公司發展實業，是20世紀初“實業救國”的主流思潮。

瓷業學堂建立後，改良試驗卓有成效，人心鼓舞。第二年，熊希齡便著手承辦湖南瓷業公司，集資五萬元，由鉅商富紳招股而來。民國二年，省政府撥款14萬元收買公司股票，轉為官商合辦。

湖南瓷業公司股票

瓷業公司成立後，研發精良細瓷並創燒釉下五彩，各大報紙爭相報道，各項賽會捧獎而歸，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據孟幼庵《醴陵瓷業工廠調查記》描述：

1914年，公司廠屋700餘間，分為40個廠，工人六七百人，窯爐三座，每窯出貨價約一千二三，銷往湖南、湖北、江蘇、安徽、山東等地。

按熊希齡的計劃，公司初期仿景德鎮瓷；待學生學成回家，便製作西瓷，以抵外貨；五年內走出國門，為中國挽回利權，實現瓷業振興。雖然實際遠沒有到達他的預期，但也取得一些成績，稱得上清末民初的實業典範。

一、細瓷

瓷業公司的成立，很快改變了醴陵土瓷“中人之家欲求一適用而不可得”的局面。《中國近代工業史料》記載：

出品既極精良，形式花樣又無一不玲瓏輕巧，較之前此式樣，相隔不啻天壤

細瓷的生產一方面依賴於引進日本技術和機械，另一方面則得益於景德鎮的經驗與參與。湖南瓷業公司最初採用日式窯爐，後引進景德鎮師傅，改用階級窯。其最大特點是預熱利用好，較易控制燒成氣氛，且使用匣缽裝燒，避免了瓷器表面被粘汙。

醴陵細瓷產品

醴陵細瓷分釉上彩和釉下彩兩種。釉上彩由彩花紅店出品，先採購細瓷白器，施以繪彩，再入窯低溫燒成。釉下彩包括青花和釉下五彩，青花是醴陵的傳統品種，生產起來得心應手。而釉下五彩則是瓷業公司的拳頭產品，為其贏得極大聲譽。

此外，傳統土瓷在當時依然有著廣闊的市場。瓷業公司的生產分也為三個等級，上品部做細瓷，中品部做普通瓷，下品部做粗瓷，各種泥料釉料也隨精細需求相應設置。

二、釉下五彩

湖南瓷業公司極為重視材料創新，於1907年創制出高火性釉下顏料，開始主要為草青、海碧、豔黑、赫色和瑪璃紅五種，故名“釉下五彩”。高火性顏料的發明，突破了瓷器釉下色彩的使用侷限，是中國陶瓷史上的一大創新。

釉下五彩須經三次燒製：先在素燒過的瓷坯上用濃墨描繪圖案，再將高火性顏料與膠水混合，添繪於濃墨之間，置窯中低溫鍛燒，至濃墨和膠水揮發乾淨後取出，施透明石灰釉，再入窯高溫燒成。

釉下五彩一經出品，便獲得一致好評，《南洋勸業會報告》稱其：

色澤之鮮明，繪畫之精緻……及釉下刷花，猶覺枝枝葉葉，秀色可餐；把玩之餘，令人不忍釋手。

當時，瓷業公司積極參與國內外各種勸業會和博覽會，積累了不少榮譽。如1909年獲武漢勸業會金獎；1910年獲南洋勸業會最高獎；1911年獲意大利博覽會二等獎；1915年獲巴拿馬賽會三等獎。

巴拿馬賽會獲獎作品：扁豆雙禽瓶

賽會績優，引發了良好的行銷效應。1911年《時報》報道：

風潮所布，舉國若狂，各埠商販之來此販運者絡繹不絕……歲值二十餘萬……名聲日隆，幾與景德鎮並駕齊驅”

在南洋勸業會展出之後，有人評價:“醴陵瓷器幾與東洋高等瓷器無所區別”。毫無疑問，湖南瓷業公司是熊希齡學習日本經驗的產物，二者的關係不言而喻。

19世紀末，日本陶藝受西方影響，開始關注“光與色彩”的運用，釉下彩、結晶釉成為其主流樣式。在德國理化學者瓦格納和日本匠人加藤友太郎的帶領下，“吾妻燒”、“陶壽紅”等釉下彩成為一時名品。

19世紀末的日本陶瓷

醴陵瓷器中的日本元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技術

湖南瓷業公司以每年3000元的高薪，聘請日本技師安田乙吉主持進口制瓷機器，陶畫、模型等科也均由日本技師教授。安田乙吉是日本京都府立陶瓷試驗廠的技手，畢業於瓦格納任教的東京高等職工學校。他的到來對醴陵瓷業的改革方向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二、色彩

醴陵釉下顏料中的瑪瑙紅、海碧、豔黑等，呈色與日本彩相差無幾，淡雅清新。不同的是，日本多以藍色描繪植物枝葉，而醴陵則用草青色。

草青色的醴陵釉下五彩

三、構圖

醴陵釉下彩很少採用滿器布圖、分層、開光等中國傳統構圖法，基本是一器一畫一主題，以瓶身為中心展開。另有畫面佈局以瓶口為起點，下腹大多留白。這種構圖在中國瓷器中非常少見，卻常見於日本瓷器，也許與日式家居環境相關。

四、題材

醴陵釉下五彩喜歡模仿日本的寫實花鳥。如日本陶藝家鍾愛的紫陽花，被長崎、神戶等市定為市花，其在中國並不多見，醴陵瓷卻有大量的相關題材。

日本漫畫中的紫陽花

醴陵釉下五彩“雅似外洋”，帶來煥然一新的面貌，並在洋貨傾銷、景德鎮萎靡的背景下，讓國人看到了“抵制洋磁”的希望：

抵外貨不入中國有餘，國人喜洋磁者可以該磁代之…能力求反古，融合中外…足可與世界爭一日之短長

而這，正是熊希齡改革醴陵瓷業的初衷。

一、以釉下五彩奠定產品地位與價值

醴陵瓷業改革最大的成功，是釉下五彩的創燒，使其名聲銷路幾與景德鎮並駕齊驅。即便從歷史的角度，醴陵釉下五彩也在中國陶瓷史上佔據著不容忽視的地位。

1、與景德鎮產品的比較

不同於景德鎮長久以來的瓷業中心地位，醴陵的名聲是在一場又一場的實業評比中熬打出來的。獲獎無數後，業界掀起了二者比較的大討論。《勸業時報》就曾盛讚湖南瓷器改革日新，“優點自較江西為多”。

客觀說來，瓷業公司雖學習日本，但仍有許多不離中國傳統、吸取景德鎮經驗的地方。1911年，瓷業公司從景德鎮聘請40名瓷工來醴陵安家就業。這些傳統工匠雖然承認釉下五彩的美觀及發展前途，但因其高昂的成本，紛紛建議公司應以日用瓷為主。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他們眼光的正確性。

總體而言，釉下五彩講究“造畫、造色、造式”，拒絕一味模仿，並通過創新樹立自己的特色，這是釉下五彩的成功之處，也是醴陵能與千年瓷都景德鎮媲美的資本。

醴陵釉下五彩瓷

2、釉下五彩的歷史價值

當五彩、粉彩、琺琅彩等釉上彩輪番爭豔時，釉下彩卻非常單調，青花是其中流磁柱、釉裡紅是少數朝代的點綴、釉下三彩則有如曇花一見。

釉下五彩的創燒，是傳統工藝與現代技術的結合，其關鍵就在於高火性釉下顏料的發明。這一重大進展，將豐富的顏色發展到釉下應用，極大擴展了傳統釉下彩的表現力。中國瓷器史自商代原始青瓷綿延至今，最後一個位置當屬醴陵釉下五彩。

3、釉下五彩的藝術價值

釉下五彩採用傳統水墨技法，同時吸收西洋畫法，注重光線明暗和投影，透視感較強。因色彩足夠豐富，以至能夠描繪青花不足以表現的事物，足可與釉上彩媲美。

醴陵釉下五彩瓷

此外，釉下五彩的裝飾繼承了長沙窯的特色，鄉土氣息濃厚，魚禽花草、尋常小景躍然於上。且比長沙窯更為精緻，從而形成了獨特的清新淡雅的田園風格。

4、對其他窯口的影響

1907年，江西候選道曾鑄請示啟動景德鎮瓷業公司時說：

醴陵湖南瓷業公司，自開辦以來。略仿景德鎮辦法，並請日本技師參用東洋新法，所出磁品精美異常，釉下品尤為特色

可見湖南瓷業公司對整個中國瓷業的影響力。“江西之萍磁，四川瀘州、雲貴等省，以及湘省西南二路、長沙…改良磁業先後成立，莫不仿效。”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江西萍鄉和長沙臺田。

萍鄉瓷業公司成立於光緒31年，比醴陵早一步實現細瓷生產。其品種、花色仿景德鎮，逐漸在武漢、長沙等地開拓出市場。南洋勸業會上，萍鄉瓷業產品被評為二等獎，僅次於景德鎮和醴陵，一時名聲大振。後因股東內部傾軋、本土與外來瓷工不和、醴陵瓷器崛起等因素，經營日漸慘淡。三十年代，開始發展電瓷生產，才找到合適的發展方向。

長沙臺田則受醴陵影響更為深入，其臺田瓷業講習所就是湖南瓷業學堂的附屬學校，師資技術均由醴陵提供。所以臺田瓷器與醴陵一脈相承，技法、紋飾、造型都極其相似。

長沙臺田瓷器

二、醴陵瓷業改革的結局與評價

釉下五彩的成功，讓國人看到了實業興國的希望。《南洋勸業會報告書》曾讚歎湖南道：

該省竟能實心經營，力求變像，且所改造各品，靡不適用可觀，尤屬可欽矣。設使各省出瓷之處，皆仿效湖南之制瓷辦法，則洋瓷自此少進我國，豈非抵洋貨、挽利權之道乎? !

湖南瓷業公司廠區

但願望是美好的，現實卻很殘酷。湖南瓷業公司在30年代迅速衰落，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1、傳統思想的桎梏

誠然，實業興國確實是優秀的改革之法，但中國千年累積的傳統思想卻根深蒂固。如湖南瓷業公司早期引進江西瓷工非常艱難，他們認為制瓷技藝是江西人的看家本領，若讓外省人學去，則是打破本省人飯碗的無益之事。來到醴陵後又拉幫結派，傳授徒弟僅以江西人為限，曾有醴陵人破規冒入，幾乎釀成殺身之禍。可見傳統技藝幫派理念之頑固。

因此，近代實業學堂多聘洋人技師，耗費甚巨，湖南瓷業學堂就因經費緊缺無以為繼，最終在1924年改為湖南模範窯業工廠。此外，當時普遍認同讀書入仕或軍功出仕的“正途”，技師社會地位不高，對學生沒有吸引力，因此多不認真。熊希齡也曾苦惱，希冀學生們能專注於工業一途。

湖南瓷業學堂學生的畢業證書

2、經營管理不善

熊希齡在創辦瓷業公司三年後履新奉天，導致後期瓷業公司用人不善，管理混亂。向焯就曾感嘆：

若“使當事者，善為經營，固一有望之工業也。”

3、天災人禍

1918年，北伐戰爭禍及醴陵，南北軍隊佔駐廠房，所有窯爐機械、瓷品、物料、器具概受損失，生產陷入停頓；1924年，醴陵遭遇水災，近於淥江的瓷業公司未能倖免，以至無法維持、全部停業。

4、產品方向

不可忽視的是，釉下五彩的燒造要比其他瓷器品種更為複雜，成本也更高，因此大多作為美術陳設瓷出售。但動亂年代，人們對此並沒有很高的需求，這種供需差異，也是公司經營艱難的原因之一。

醴陵釉下五彩陳設瓷

以上問題，讓湖南瓷業公司在經歷了一連串恢復、停頓、開工、合併、倒閉的波折後，最終於1931年倒閉。這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晨報》就曾發文惋惜道：

茲舉全國不景氣之時，欲圖挽救此種頹勢，固屬不易，然此大宗實業又豈容輕易放棄。坐視其沒落?

好在瓷業公司的倒閉，並不代表整個醴陵瓷業的衰敗。三四十年代，姜灣地區還有裕華、民利等細瓷工廠，土瓷窯戶亦有數十家。建國後，醴陵釉下彩在老一輩藝人的努力下恢復，並光榮的承擔了為毛主席制瓷的任務，成為醴陵瓷業創造的另一個高峰。

建國後醴陵的主席專用瓷

陶瓷對中國的意義不用贅述，但這個本該最有競爭力的傳統產業，卻在如今國際市場上籍籍無名，無論日用瓷還是工業用瓷，都被德國、日本壟斷。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德國瓷業的崛起，直接受到清末廣彩的影響；而日本瓷業更是與我們淵源深厚，1000多年前，唐三彩就成為了日本陶業的模仿對象。

如今，千年瓷都景德鎮，沉溺於“仿古瓷”的窠臼無法自拔，賴以生存的優質瓷土逐漸枯竭，制瓷技術卻沒有大的創新。筆者曾徘徊於景德鎮的街頭，鋪天蓋地的仿古瓷，彷彿與百年前毫無二致。美則美矣，但如果上升到產業的高度，卻是陳腐氣十足。

景德鎮因明清帝王對瓷器的酷愛，在不計工本、極盡工巧的道路上一去不回。百餘年後的今天，景德鎮的高端外銷瓷依然是那些仿古的藝術陳設瓷，真正的產業化卻步履維艱，眼睜睜看著曾經的學生佔領了最寬廣的市場，攫取了最多的財富。

反觀熊希齡和他的湖南瓷業公司，卻能在動盪不堪的時代，放下“陶瓷大國”的高傲身段，遠赴東瀛，學習先進制瓷技術，於底蘊遠遠不及景德鎮的小城醴陵，引領了中國陶瓷史上最後一次技術突破——釉下五彩，立下了“為中國挽回利權，實現瓷業振興”的宏願，給艱難時局中的中國人帶來了“實業強國”的希望。雖最後功敗垂成，卻無法掩蓋中國第一代企業家銳意進取的實業精神。

如今的醴陵陶瓷博物館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希齡赴香港為難民、傷員募捐，因勞累過度病逝，享年68歲。不知他去世前，有沒有想起壯年時在小城醴陵攻苦食啖的創業情景。醴陵釉下五彩的光芒，掩蓋了帝王之器的陳腐奢華，卻永遠閃耀在中國陶瓷史冊。

《醴陵縣誌》

《醴陵陶瓷志》

《醴陵釉下彩瓷》

《熊希齡集》

《現代中國實業志》

《南洋勸業會報告》

《清末實業教育制度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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