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方誌記載“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於都縣為例

內容摘要】祠堂,是祭祀祖先活動的禮制性建築物,是鄉土文化的根和魂。祠堂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在目前的方誌中記載祠堂文化尚屬少見,尤其是在縣級方誌中絕少記載。因此,在新時代以方誌記載祠堂文化就顯得意義重大。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可以弘揚優秀的鄉土文化,傳承優良的民風家風;保護歷史文化資源,留住歷史根脈。如何以方誌的形式記載祠堂承載的這些優秀的民間傳統文化呢?又該記載哪些內容呢?一是編錄儒家經典核心文化;二是編錄傳說故事與歷史變遷;三是編錄祠堂的建築審美文化。

以方誌記載“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縣為例


關鍵詞】祠堂;方誌;文化;歷史;美

祠堂,在中國隨處可見,既是祭祀祖先活動的鄉土建築中的禮制性建築物,也是鄉土社會的公共空間,更是鄉土文化的根和魂。對於以宗族為紐帶聯繫在一起的中國社會而言,祠堂就是紐帶的具體物化,具有獨特存在的意義。由祠堂而衍生的文化,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有關資料記載,“祠”,或特指春祭,是從帝王宗廟系統分離出來的,一開始建立在墓地邊上,後來建於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明中葉到清代,一套完整的宗族祠堂系統出現:總祠—分祠—支祠。在歷史的長河中,每一個宗族祠堂就像一位厚德載物的母親,矗立在那裡,默默哺育著、關注著子孫後代的成長。祠堂在中國社會的重要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在目前的方誌中記載祠堂文化及其歷史變遷尚屬少見,尤其是在縣級方誌中記載絕少,以《于都縣志》(1991年版)、《于都縣志(1986—2000)》(2005年版)為例,書中就沒有記載地方祠堂的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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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時代以方誌記載祠堂文化就顯得意義重大。祠堂文化是反映一個宗族興衰的重要因素。方誌記載祠堂文化,可以弘揚優秀的鄉土文化,傳承優良的民風家風,引領優良的鄉風文明,讓群眾留住鄉村記憶,銘記鄉愁多音,激發愛國愛家情懷以及工作熱情;同時保護歷史文化資源,留住歷史根脈;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推進鄉村文化振興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歷史智慧和現實借鑑。

那麼,新時代大環境下,如何以方誌的形式記載祠堂承載的這些優秀的民間傳統文化呢?又該記載哪些內容呢?

一、編錄儒家經典核心文化

祠堂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作為宗族子弟學習,或者宗族尊長向族眾宣講的場所。在這一過程中往往會宣揚本宗族的傳世德行或者有的地方也叫“家風”,諸如我們所熟知的《孔子家語》《顏氏家書》《增廣賢文》《家誡要言》《朱子家訓》《曾國藩家書》等,都是用以教化後人,使得本宗族人才興旺,並光宗耀祖的經典讀本。大凡有成就的大家族,尤其是古代一直延續至今,宗族人才輩出的家族,無不以這些“經典”為模本教育後代子孫。譬如,眾所周知的典故——孔鯉過庭。從孔子對兒子孔鯉的教育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孔子對於子孫後代的德行教育的範本就是《詩經》《禮記》等。撇開孔子自身的光芒,孔子後人在當今社會也是人才輩出。時過境遷,兩千多年過去了,很難說《孔子家語》不對後人產生良好的影響。由此可見,一個宗族的傳世德行或者“家風”對於後代子孫影響之大。所以,以宗族為紐帶的中國人歷來都重視家族德行或者“家風”的建設,並且代代相傳,更有甚至還會刊刻成冊或者雕刻在牆,以在族人學習、生活、工作時,警醒族人隨時隨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認真為人處世。如果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講,上述大致可以歸類到儒家核心內容的“仁義禮智信廉恥勇”範疇。這些內容即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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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編纂縣級志書之前,就要通盤考慮,要有意識地進行頂層設計,設置“祠堂文化”這一章節,大章節下設置若干子項目。包括宗族概況、名人傳記、家風傳承等。

(二)利用好縣地方誌辦的平臺,協調其他部門,尤其是公安部門、統計部門,統計清楚縣域內各鄉(鎮)各村的宗族情況,並制定好下鄉進行田野調查、查閱資料的計劃。重點篩選出一些人口較多,影響力較大,各方面人才較多的宗族。譬如,以于都縣嶺背鎮為例,謝姓人口在該區域內非常多,該鎮還有個謝屋村,謝姓人口達到了99%,並且自古以來,該村出過不少有名望的人才。因此,對於這類型的村子,必然要列入田野調查的範圍。

(三)在田野調查時,調查些什麼內容呢?

1. 宗族總體概況,包括地理位置,田土資源,開山鼻祖,歷史遷移,人口數量等,重點突出該宗族的歷史變遷,以釐清宗族的歷史脈絡。譬如,嶺背鎮謝屋村位於于都縣中北部,開山鼻祖是宋代淳熙年間的謝孟清。祖先原居福建邵武后遷居虔州贛縣(贛州)大都。南宋末謝氏一族又自贛州遷雩都水頭。在嶺背水頭繁衍發展至今已近千年的歷史。千年來,謝氏族人南下廣東,東走瑞金、福建,北上吉安、南昌,西入贛州、湖南。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為學為商為政都大有人在。諸如此類的內容便是瞭解宗族的第一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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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瞭解宗族內出過的有名望的鄉賢以及他們的故事,一一登記在案,為編入志書做準備。如果調查時,群眾不清楚自己過往的先輩歷史,可以要求該宗族族長或者領頭人提供他們的族譜進行查閱。譬如,嶺背鎮水頭謝氏家族,八十一世祖謝寧,八十二世祖謝祜便是其中翹楚。(1)謝寧,字惟康,明代水頭裡人,明正統六年(1441年)中舉,旋又會試及第,以賜進士出身任廣東都指揮使司(正四品),蒞官勤慎,操行剛介,崇尚正道,屏斥淫靡。後又敕封承德郎,擢升奉議大夫,致政歸。訓敕子孫,務於耕學。明代于都知縣王琳(湖廣黃岡人,由監生,正統二年任於都知縣)為表其績,在謝屋村立“步蟾坊”。(2)謝祜極孝順父母,聽從父教,在家勤耕苦讀。他生性聰明,博覽群書,但不喜歡研究進仕之道。謝祜能體恤百姓疾苦,為民解憂。當時于都每年要派伕50名,協助贛縣、南康造紅站船5只;派10名司馬兵往安遠板石巡檢;還要徵集許多民兵去會昌參加防禦。百姓負擔沉重,疲於奔命。謝祜十分同情。於是步行5000里路,赴京上書,說明於都地處要衝,百姓疲憊,對鄰縣的伕、船、兵員實難協助。奏文報入朝廷,明憲宗命令江西撫司,商議處理,一定要做到勞役均平,使負擔稍有減輕。隨後謝祜又向各院司等衙門,訴說于都百姓困苦,請求減免賦稅,再次得到批准,百姓無不感激他的恩德。諸如此類有德行和聲望的鄉賢應當加以著重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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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訪宗族內比較有名望的鄉賢,請他總結敘述本族內的家風傳承,或者他認為族中傳承下來的優良的德行,並且瞭解宗族的學風情況,包括以前的讀書人,現在的讀書人情況,進而提煉出宗族興旺發達的精髓,歸納出幾條編入志書。嶺背謝氏家族繁衍生息至今,並且代有人才出,必定有其原因。如八十二世祖謝寧,他的品行剛直,為官勤勞清廉,反對驕奢淫逸,這便是極好的德行和“家風”。為此,後人建造了謝寧公祠。八十三世祖謝祜雖然不求仕途騰達,但是心中正義凜然,對百姓充滿仁愛之心,否則就不會徒步5000裡到京師上書請求減免徭役。謝氏一族內有很大影響的還有謝氏宗祠、謝氏存正公祠。諸如謝寧、謝祜傳承下來的“家風”必定是深深影響著後代。據清·同治版《雩都縣誌》記載:明朝的歲貢就有謝琛、謝珦、謝廷位、謝良翰、謝民賢、謝天嶽等人;清朝歲貢有謝馨;清朝應例職員州同銜有謝廷瑛;清朝例貢有謝宏文;清朝例監謝宏毅、謝裕洪、謝永棟、謝宏道、謝宏逵、謝芳伴、謝永江、謝鳳傳、謝彥茂、謝永寵。上述所舉鄉賢都是謝孟清甫以及謝寧、謝祜後人。按照明清科舉取士內容,這些為朝廷服務的人全是讀儒家經典,有德行的人才。追述前人,家國同構的宗祠文化對後人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清朝詩人趙翼一首詩裡講到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以宗祠為紐帶的文化像無形的線牽連著族人,也像鞭子鞭策著族人奮發有為。由此可見,像嶺背水頭謝氏一族便可以歸納出:耕讀傳家、以德為先、注重操行、心存仁義等家風精髓。這便也是祠堂的核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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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集完資料後,再翻閱有關文獻,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進行整理加工。值得注意的是在方誌中記載上述內容時,一是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對大族群、影響力較大的宗族總祠堂進行資料收集編入志書,打造一批典型。因為一般而言,大宗族祠堂的年代久遠,建築特色明顯,人才也更多。至於大宗族群下的分祠或者支祠,如果也產生過很大影響,並且祠堂本身具有很大特色的也可以考慮編入。二是應當遵循方誌的語言要求,只對祠堂文化的核心內容進行敘述、描寫,而不應做出主觀評價。譬如《于都縣志》(1991年版)第643頁卷二十五,關於人物的卷首語:“于都自古至今,人才輩出,今選71名已故人物立傳、22位將軍作名錄,785名古今官員、幹部、英模、英烈列表。對少數逆潮流而動的人物,也擇其個別立傳,以警來者!”其中“逆潮流而動”含有濃重的貶義以及批判色彩,帶有明顯的主觀傾向。“以警來者”更具有通過撰寫人物故事達到教育的傾向。這類詞語,寫在志書當中應當慎重考慮,值得商榷。

二、編入傳說故事與歷史變遷

贛南是塊神奇的地方,各地流傳著很多傳說故事。而在這些傳說故事中,尤以與祠堂有關的而傳播得久遠、廣泛。隨著歷史滾滾向前,故老相傳,這些傳說故事便也成了祠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于都縣馬安鄉上寶村內的上寶鍾氏祠堂、于都縣寬田鄉管氏宗祠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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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傳於都縣馬安鄉上寶村鍾氏,於明末從興國縣長崗的竹壩遷居而來,一個懂天文地理叫英郎的人,來到上堡,認定這是一個有發展前途的風水寶地,於是,他舉家來到上寶安居樂業,果真五穀豐登、六畜興旺,人財兩盛,以致明代至今有萬餘名鍾氏後人從這裡走向天南地北,興旺發達。

1932年1月20日,工農紅軍第三軍攻打躲進土圍內負隅頑抗的土豪劣紳,活捉土豪170餘名,繳獲槍支300餘,以及其它用品藥物無數,所用衣物則分給勞動群眾,能投降的靖衛團丁每人發六元旅費回家,拔除了于都縣最後一個白色據點,並在上寶村排腦建立了紅色政權——中共勝利縣委、縣蘇維埃政府,于都成為全紅縣。因當時戰事需要,土圍被部分拆除。2001年8月,于都縣人民政府公佈上寶祠堂群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03年7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公佈上寶村為省級歷史文化名村。

以于都縣馬安鄉上寶村內的上寶鍾氏祠堂為例。祠堂位於于都縣城北部約四十千米的,319國道西側,與橋頭鄉和銀坑鎮相毗鄰。溪水依祠堂群由東至南流過,四周環水,鄉村水泥公路貫通全村。祠堂群由十八座緊密相連的大小宗祠組成,現存11座:上寶鍾氏宗祠、鍾北茂祠、鍾玉田祠、鍾斗山祠、鍾北山祠、鍾積桃祠、鍾備萬祠、鍾德宣祠、鍾端爵祠、鍾經萬祠和鍾東崗祠。

祠堂始建於明朝末年,總宗祠“世德堂”於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重建,乾隆年間擴建,嘉慶十五年(1810年)、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民國二年三次重修。端爵公祠建於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繼述堂建於乾隆八年(1743年)、北山公祠始建於乾隆年間,咸豐、光緒年間擴建。咸豐五年(1855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民國十四年、十五年在祠堂群內設義倉。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在祠堂群內設私立樸也學校。咸豐八年(1858年)在祠堂群四周建土圍,成包圍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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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據《于都縣志》所載:管氏宗祠初建於唐末(公元809-901年),乃唐朝風水國師楊筠松在贛州隱居時,晚年為管氏家族親自擇卜定向所建,有千年的歷史,是楊公的真實作品,十分有考察研究價值。傳說管氏宗祠立基那一天,特意請了楊公來立向點穴。開工那一天,楊公穿著舊長杉,手裡拿著雨傘,背上揹包袱,風塵僕僕來到管屋建祠的芒筒壩,他看見許多長工正忙著平整地基,便坐在邊上張望。幹活的長工見他衣著平常,也沒太在意。楊公來了後悄悄地坐在一條板凳上,忙忙碌碌的管氏人誰也沒在意這位像當地老俵一樣的老人。楊公選風水用目測就可以代替羅盤,觀察了周圍環境有好一陣的楊公,移動調整著正坐著的板凳,見沒人理自己,就和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走了。

等到村裡人發急到處找楊公時,還是一個孩子說,我看見過一個戴著斗笠的老爺爺在這兒坐了很久,老爺爺早就走了。後悔不已的管氏人兵分幾路地去追趕楊公,終於被追上的楊公心平氣和地告訴管氏人:彆著急,我已經給祠堂定好了向,我剛才坐的那條板凳,就是祠堂大門的位置,你們就按照板凳的方向去立向吧。

主祠堂牆上一首遊人即興塗鴉的詩描述了楊公板凳定向的故事:

板凳定向顯靈通,人丁興旺在族中。

管氏宗祠今猶在,芒筒壩人稱楊公。

其具體立向為艮山坤向兼寅申分金,乾方來水,水口出丁未。前有照,後有靠的格局。河水環抱為盡龍盡結,來龍長緩有力,大門前逆大河水,少祖來龍靠山主星略低陷少力,水口有關鎖,必主離鄉別祖發丁財。現今發丁一萬三千多,名符其實的萬丁之族。

從上述兩個祠堂可以看出,宗族祠堂的歷史意味很濃厚。單看祠堂的外表,也許就是一些很普通的青磚黑瓦,但是經過深入的瞭解,附著在祠堂的特殊歷史內蘊便體現出來了。

三、祠堂的建築審美文化

人類與建築的關係極為密切。祠堂不僅可以用來祭祖,而且還有許多祠堂可以住人。那麼,祠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宗族人審美心理的反映。同時,祠堂也反映了當時建築水平和建築風格。尤其是年代久遠的保存完整的大宗祠,其地方建築特色是非常明顯的。建築審美文化也是祠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將其編入方誌中。以于都縣馬安鄉上寶村內的上寶鍾氏祠堂、于都縣橋頭鄉東山村謝屋組謝公重祠為例。

(一)于都縣馬安鄉上寶村內的上寶鍾氏祠堂,整個祠堂群結構精美、寬敞高大、飛簷翹角、絢麗藻井、高大拱門、大麻石條、光滑的鵝卵石、明亮的天井,讓人看到了古建築的精緻與雄偉,美麗與長存。牆上對聯橫批“興仁”、“講讓”、“敬宗”、“尊祖”等清晰繁體字樣,體現出上寶鍾氏和客家人純樸善良的傳統美德。祠堂群中又以總宗祠“世德堂”規模最大,為三井五廳,其它分宗祠均為一井二廳,並以主祠為中心左右分佈,總面積約為3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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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絕大部分座西朝東,均為磚木結構,硬山頂,馬頭牆,前廳大部分設有裝飾富麗的藻井。有的門眉設有浮雕或有雕刻各種花紋人物的斗拱。祠堂群內設有清澈見底的古井(上寶井),可供居民飲用;巷道皆以鵝卵石鋪設,土圍牆體以片石夾夯實泥土砌築而成,土圍厚二至三米,曾建有六個碉堡和東西南北門,並有護圍河而圍之,是當時鍾氏百姓抵禦外來侵擾的堡壘。

(二)謝公重祠俗名“花廳前別墅”,位於于都縣橋頭鄉東山村謝屋組花廳前,建於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歷代有修葺,1959年、1964年兩次重修。坐東向西,由泮池、外院、門樓與廂房、內院、門廊及二井三廳(含廡房、正房)、兩側各2列橫屋組成,磚木與土木混合結構,硬山頂與懸山頂。面闊81.6米,進深40.5米,高7.5米,院深18.7米,總佔地面積4830.72平方米。泮池距祠門22.7米,底邊41.8米,矢高20米。祠前為空坪。

門樓居正牆中,仿四柱三間三樓式,水磨磚與卵石砌成,麻石門框,門額陽鐫“寶樹流芳”,上款“乾隆庚子”,下款“邱祖澤題”。樓頂以菱形孔磚雕壓脊,鰲魚呧吻,簷下灰雕萬字紋及瑞獸紋。門廊在3級臺階之上,設3門及木槅扇,兩側設耳房與廂房,與門樓形成內院。簷柱出雙挑,上飾浮雕麒麟紋及花卉紋,雀替透雕蟠螭紋,紋飾繁縟。門簪浮雕鎏金太極圖與八卦圖、雙龍戲珠與如意紋。門廳設八角形藻井,浮雕十字形卷草紋、凸雕花蕾紋。天井以紅石條砌成。享堂設中門,存柱,木槅扇缺。大梁上紅漆書“五九年”、“陸肆年”重修題名。兩廡設木槅扇。寢堂兩側設正房,神龕設置簡陋,缺槅扇。內外牆上分別有蘇區標語:“歡迎白軍士兵當紅軍!”、“紅軍不損壞工農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廣州暴動”、“學校宣”。地面鋪青磚。該祠有確切紀年,建築佈局大氣嚴謹,文化內涵豐富,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美麗的建築總是能給人美麗的享受,歸根結底,人類離不開視覺帶來的美感。祠堂的建築物是後人瞭解前人建築風格和水平的最好的實物載體。由此,祠堂便具有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價值。

祠堂是歷經風霜雨雪滄桑變化的歷史見證者,她寄託了中國人太多的情感和遐思;她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載體,前接古人,後啟來者。由此,在新時代,以方誌記載祠堂的文化就顯得必要而迫切。上應國家全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政策,下開基層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局面。同時,這對於地方誌文化事業而言,也是新的嘗試和開拓,應當大力推進。

以方誌記載“祠堂”文化的探索——以江西省于都縣為例

【參考文獻】

[1] 姚曄.嶺南祠堂文化的審美特質——以小谷圍島為個案[D].廣州:華南理工大學,2009.

[2] 黃鳳瓊.番禺祠堂文化的調查與研究[D].廣州:中山大學,2010.

[3] 于都縣志辦.明代于都縣嶺背謝祜和他的家族[

[4] 于都縣志辦.于都古祠堂的概況

[5] 于都縣志辦.以于都縣為例談談方誌記載“祠堂”的探索

[6] 江西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總主編:梅宏[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05.

(供稿:于都縣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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