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兵能到戰‘疫’一線，打非同一般的阻擊戰，那是使命！”
|編審：蘇睿
最近，武漢防疫一線有三位“80後”女博士上了熱搜——董韻竹、張夢瑤和遲象陽。
她們在軍事科學院帳篷式移動檢測實驗室工作，被大家稱為“實驗室三朵金花”。帶隊“三朵金花”的人更是來歷不小，就是環環之前寫過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某藥物研究所研究員陳薇。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抽組全軍軍事醫學專家深入武漢地區，全力進行科研攻關，支援武漢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科學研究。
“三朵金花”所在的某藥物研究所也派出研究人員，趕赴疫情一線。他們都是長期從事烈性病原體研究攻關的骨幹力量，大都有抗非典、H7N9禽流感和埃博拉的豐富經歷，代表著軍隊和國家重大疫情處置水準。
24小時縮減到4小時
1月30日，在多方努力下，軍事科學院帳篷式移動檢測實驗室開始運行，“三朵金花”主要負責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工作。
病毒核酸檢測工作對臨床早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早治療至關重要，是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技術支撐。為此，時間對研究員來說至關重要，必須分秒必爭。
按照防控要求，研究員從拿到咽拭子樣本到得出核酸檢測結果，須在24小時內完成。為了儘早讓醫院獲知結果救治患者，研究所與地方公司共同緊急研製出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利用檢測試劑盒開展檢測，大大縮短了檢測時間。再加上研究員紮實的基本功和嫻熟配合，硬是把病毒核酸檢測時間壓縮到4個小時。
每天早上8點，研究員進實驗室作核酸檢測準備，然後進艙做實驗，下午2點多出艙；午飯後稍作休整再次進艙，待結束晚間的檢測工作已是第二天的凌晨。有時樣本收得多，研究員就要增加班次。
由於實驗室的特殊性和個人防護裝具的密閉性，每次檢測結束時，研究員身上的衣服都會溼透。因為進出一次實驗室全套防護服就需要更換一次，為了節省防護裝具，大家都儘量少喝水、少吃東西，有時也會穿著成人尿不溼進實驗室。
檢測工作除了要求速度，還要求安全。因為一旦打開樣品蓋，就意味著研究員將直面病毒，所以他們的工作容不得一絲馬虎。
截至3月5日，“三朵金花”檢測組已完成5500多份樣品檢測，沒有出現一起錯情。這是讓她們最自豪的事。“拿出精準結果，就是對提高疫情防控效率做貢獻！多付出點時間和精力，值得！”董韻竹說。
收穫的背後是不計辛勞的付出。
因長時間晝夜奮戰在防疫一線，“三朵金花”一臉憔悴，不僅額頭爆痘、黑眼圈極重，甚至開始掉頭髮，每天早上起來渾身都有一種像被人揍了一頓的肌肉痠痛。但她們從不抱怨，從一開始的不適應到現在越來越習慣。
·從左至右為：遲象陽、董韻竹、張夢瑤。
“軍人必須聽令而行”
春節前夕，武漢疫情爆發。
1月26日凌晨1點，遲象陽在接到前往武漢的命令後，幾個小時之內就打包好了自己的行李和實驗設備儀器。“我是軍人，研究方向又是微生物，覺得自己這個時候如果不做點什麼，就會很著急。”
同一時間，董韻竹在家裡也接到了同樣的電話，馬上打包行李。她說：“軍人必須聽令而行。”
2天后，張夢瑤接到了前往武漢的命令。這是她第一次參加如此重大甚至有生死考驗的任務。
臨行前，張夢瑤來不及到辦公室帶走軍大衣，作為現役老兵的父親將自己的軍大衣送給了她。父親曾在玉樹地震救援中表現突出，被評為“全國抗震救災模範”。那件大衣正是父親參加救援時的“徵袍”，後來，他一直當成寶貝珍藏著。這次女兒出征，他才再次拿了出來。
雖然空蕩的車廂裡只有她一名乘客，但張夢瑤知道，自己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列車到達武漢，張夢瑤穿著父親的軍大衣走出車門。當她獨自一人拉著行李走在月臺上時，每經過一節車廂，都會有列車員自發地向她敬禮；不遠處，她的戰友正等著和她並肩戰鬥……
在武漢的一個多月時間裡，“三朵金花”吃得最多的食物就是泡麵。也只有在吃飯的時候，她們才有時間和同事聊會兒天，短暫地休息一下。
離家多日，偶爾與家人通個電話，成為她們排解思家之愁的唯一解藥。
因為長時間見不到媽媽，遲象陽兩歲多的女兒常和她鬧小情緒，不願意理她；張夢瑤好久沒和自己的雙胞胎孩子視頻了，她害怕自己一看見屏幕裡的孩子就會止不住地掉眼淚；因為疫情，董韻竹推遲了原本預定在今年4月舉行的婚禮，這場婚禮因為非洲醫療救助任務等原因已推遲2次……
放棄“億萬身家”
“三朵金花”的故事，是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某研究所眾多研究員的一個縮影。
該研究所自1958年成立以來，在事關國計民生的關鍵時刻推出了許多關鍵性成果，攻克了多項技術難關，取得了多個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的重大科研成果，為國家鑄起一座堅不可摧的醫學防護盾牌。
然而，為了這座醫學防護盾牌，有多位無名英雄耗盡了自己的青春和年華。
新中國成立後，為解決我軍複雜戰場環境下的醫學防護難題，某藥物研究所前身在京正式組建。眾多老一輩科學家聽令而行，從四面八方齊聚這個無聲戰場。
當時，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採取了嚴密的技術封鎖，老一代科學家們就自己畫圖建造實驗器械。僅用一年光景，他們就在防護重點領域拿出初步防治措施，實現了我軍醫學防護零的突破。
為了儘快研製出可靠的防護藥品，研究員們甘當現代神農氏，不惜以身試藥。據統計，參加試服試注試用的志願者累計達3000多人次，最高服用劑量為臨床應用的8倍，最終研發了一批全新結構的特效防護藥物。
2003年，“非典”病毒肆虐，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將流行病毒鎖定為科研主攻方向，很快取得突破。
1年後，各地H5N1禽流感疫情頻發，當時我國尚無自主生產的抗流感特效藥，緊急接洽外國製藥公司後，得到的答覆卻是：4年後才能供貨，而且供貨量遠遠低於我方的需求。
就在將要“卡脖子”的危急時刻，研究所又出人意料地扭轉逆勢——及時自主研製出抗流感病毒藥物“軍科奧韋”，並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全部臨床前工作，一舉擺脫了依靠國外供應的局面。
2009年，當H1N1再次襲來時，研究所再一次創造奇蹟：提高藥品產能30倍，僅用135天就完成2600萬人份的國家儲備任務，為國家節約採購經費57億元。
隨後的幾年，研究所又為兒童流感患者專門研發了磷酸奧司他韋顆粒劑。而帕拉米韋注射液的成功研製，更是改變了全球流感重症患者無藥可醫的困境。
從膠囊、顆粒劑到注射液，從世界首創工藝到建成全球最大產能生產線，我國現已成為全球抗流感藥物最為豐富、臨床治療保障能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具備了應對任何規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擺脫了關鍵時刻防控藥品買不到、買不起、買不足的困境。
研究所研發出的一種藥物可以產生逾百億的產值，若是按照地方同行的回饋機制，研究員們早就身家億萬了。但是為了對國家研究成果保密，他們報送成果不署名，不發表相關論文，掩藏自己的個人成就，甘願把智慧、心血和汗水奉獻給偉大的事業，無怨無悔。
在軍事醫學研究院院史館，一幅名為《拒評院士》的油畫被放置在醒目位置。
油畫的主人公宋鴻鏘是中國卓越的藥物學家，由他領銜發現的一種全新結構的藥物，使中國在某型藥物領域一直處於世界領先位置。鑑於老人家的學術水平與突出貢獻，組織上決定為其申報中國科學院院士，宋鴻鏘在第二天上交了一張空白的院士填報表格。為了保密研究成果，他堅辭不受。
就這樣，宋鴻鏘為了醫學研究事業，從學術界“消失”了30年。直至30年後，一位來到研究所的舊識才在偶然走錯辦公室時再次見到了他。見面的一瞬，這位故友先是一怔，微含淚光說了句：“宋鴻鏘，你還在……”
他們與死神共舞，為國鑄盾，沒有單純的“個人奮鬥”，沒有“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的詞典中，只有大寫的“家國”“集體”，只有加粗的“奉獻”“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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