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開始了。
形似手槍的噴霧器，汩汩而出氣狀的白煙，隆隆作響。全副武裝的消毒公司員工，肩扛著設備，從一樓噴灑到七樓。
2月17日起，武漢市開展為期三天的大排查，希望將新冠病毒感染確診、疑似病例、密切接觸者，以及有發熱症狀的四類人群“應收盡收”。
在這個位於長江西岸的老小區，“消毒”是人們最迫切的願望。小區間或進出的救護車，身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滋生出各種想象，包括謠言。業主們在社交媒體上反覆發帖，要求社區增加消毒頻率。
儘管社區回應，許多人心惶惶的樓棟並沒有病人，“請居民不信謠、不傳謠”，但最終他們還是請來了消毒隊。
2月17日，消毒開始了，共持續三四天時間 。
樓道瀰漫著霧化的消毒水，和其他武漢小區一樣，2月20日，這裡進入“全封閉管理”模式。
眼下，足不出戶已經多日，業主們的焦慮似乎沒有解除——一面來自買菜買藥之類的日常，一面來自小區裡可疑的“異動”。
疫情中的一個武漢小區，正在經歷複雜的情緒波折。
【一】
小區外觀有些陳舊，3000多名住戶裡中老年人佔了大半。2月中下旬，已是“四類人群”清零的最後時刻。但在小區深處的一棟居民樓，有人還是懷疑，有遺漏的病人。
該小區於2000年竣工，地處偏僻，住戶多是老年人。
二樓的王鳳英50多歲。她隔著紗門對記者說，物資緊張可以理解，但小區裡有的事，令她心裡打鼓——
小區門口有個棋牌室，老闆是不到七十歲的老太太。王鳳英的老公常去打牌，與他們家人很熟。女店主在年前被看見去醫院吸氧，聽說也發過燒。
“以前只聽說她有高血壓、頸椎病。她生病以後，我們反覆打過幾個視頻電話，想問候她，全都是她的家人接電話，總說她的病還好。”
後來女店主去世了，家人說死因是急性心肌梗塞，但王鳳英不信。那時，小區的微信群都在提醒不要接近病人和家屬，居民們遇到會繞道走。
她很想問女店主的真實死因，但“我們不好打聽哪，問的話，就像是我們要看她家的笑話”。
王鳳英有兩個八十多歲的親戚，都是確診的“新冠”患者，那時床位緊張，他們沒能住進醫院，1月下旬先後去世。臨終時，他們才從家裡被拉去急救中心，再被拉去殯儀館。
王鳳英自認還年輕。但她的同學群裡，也不時有人提到同齡的朋友去世，對王鳳英來說，那都是有名有姓的人，她的心止不住地震顫。
“莫得辦法呀。這是一下子爆發出來的，醫院收不了這麼多，年紀大了，抵抗力差了呀。這個病它沒有特效藥，就是靠免疫力拼呀。”
在小區封閉管理前，她也不願意邁出家門一步，要不是家人要吃要喝的話。
她兩三天出一次門，回家給衣服噴上消毒水，然後掛到陽臺上。她用掉了一包鞋套，很遺憾自己沒“眼鏡”（護目鏡）。萬不得已出門倒垃圾，她總是心裡很慌。
說著話，王鳳英往空白的樓道里掃視，也許樓上有發熱病人，只是躲起來，不願意說。她對記者說，很盼望消毒，把整棟樓都徹底噴一遍。
【二】
不時有救護車和接送病人的白色麵包車停在小區門口。車輛的照片被拍下來，在業主自建的微信群裡流傳：有一輛白色的車子開出去了。
業主群裡大多是生活信息，例如自發團購口罩和食物的接龍活動，但有時疫情“線索”也在這裡流通。
聽說，小區新增了確診病例，“誰能告訴我啥時候帶走的啊？”一個年輕的頭像發問，“我下午稀裡糊塗地在外面……誰能告訴我有沒有跟（病毒）擦身而過？”
“人是在x棟x單元上的車。”另一人說。
“是有個什麼車子進去，好像跟門口的人還爭論了兩句，我看了一眼……然後出來的時候，我在門衛室這邊，露了一點頭出來。”她連發了幾個哭泣的表情。
業主們試圖覆盤小區“疫情”的起源和傳播路線。
王鳳英的朋友，住在三樓的江小梅肯定地說，這病是小區裡的老年舞蹈隊吃年夜飯傳開的。她們回來後，有一部分人發燒，有的住院了。
江小梅揣摩著，舞蹈隊裡的一些阿姨很愛面子，她們得了病，可能“陰著”不說，平時她們和老公吵架了也不會說。
“聽說有個女的老公一直在咳”，江小梅神秘地對記者說。她是個說話中氣十足的老年人。江小梅一直不喜歡舞蹈隊——何況，舞蹈隊與小區物業走得太近，江小梅對物業又不滿意。
她抱怨說，物業聚餐“摳門”，端一盆圓子上來，物業的人一下就倒走了，要帶回家裡。“我說這次你吃得好吧，大家全部都到醫院裡去了唄。”自從病毒源自年夜飯的說法傳開後，小區裡有人四處打聽，那張桌上，究竟坐著哪幾個人。
在江小梅樓上，六樓的住戶邱蘭分析，好些密切接觸者在外亂跑。比如，一個黑衣的女青年——她向記者展示了一張穿黑羽絨服的女性照片，但她不認識圖片中的姑娘。
這樣的圖片也來自業主群。從居民樓往下俯拍的視角，據說是前一天拍的。圖片上還有水印文字，“父親已確診”。
小區居民常看到救護車進出，拍照在微信群流傳。 受訪者供圖
五十多歲的邱蘭有些激動：“她爸爸已經住院了。她應該上報去隔離呀，她帶著那個病毒，不是把我們所有人都害了嗎！”
邱蘭自己和兒子兒媳住在一起。她在疫情中費勁得到了批准，把兒媳婦平時獨居的奶奶接來住。這些事搞得她焦頭爛額。
有的業主打電話給社區要求全面消殺，那時正是疫情最膠著的時候，社區表示人手不夠。業主們又提到“黑羽絨服姑娘”，要求社區對她進行強制隔離。
社區回覆說，她父親沒有確診，那個說法是謠言。於是業主們又打市長熱線，投訴社區幹部。有的業主看到病人家屬出門買東西，選擇了報警。
“社區說話的口吻比我們的硬，”邱蘭的兒子說，“不肯管我們”，他有心臟病，一直喘息著。邱蘭請記者不要擔心，不是病毒。
七樓的住戶王南很同情社區，他覺得社區和物業的工作人員沒什麼防護，就在戶外工作，與醫護人員一樣，都是“搏命”，他不想給他們增加負擔。
王南和老伴都快七十歲，他們在頂樓搞了一塊菜地，日常摘些蔬菜使用，已經有一個月沒下樓了。
王南說話慢條斯理的，他說自己是退休幹部，原本是河南人，一直在武漢工作。他也想抱怨些什麼，但終究停了下來。“要我怎麼說呢，閨女。你要我說什麼好呢。”
【三】
整棟樓的人都覺得消毒的事應該物業負責，而物業經理對記者說，小區有幾十棟樓和十來名物業人員，其中三個看大門，兩個管理，其餘的是電工和保潔員。物業做不到對所有樓道進行消殺。
邱蘭推薦記者去見一位熱心的業主劉正凱。這是個高高胖胖的年輕人，27歲的健身教練，他自我介紹，早年愛玩，喜歡打架，現在已經改好了。
劉正凱回憶，有一天他在自家的露臺上倒茶，看見一副擔架抬著病人出去，他只感到一陣氣血上湧，在那一瞬間，他覺得要站出來組織大家共同“抗疫”。
在健身房的不遠處有家書店，劉正凱讀了一本切斯特•巴納德寫的《組織與管理》。他當即制定出計劃：在小區裡招募年輕志願者，最好是30歲沒結婚的，40歲以下也還可以，每棟樓招一個人，統一出門採購。還要集中採購一批消毒藥水，也由年輕志願者消毒。其他時間，居民都不要出門。
這是記者見到他之前數天發生的事情。但2月13日的劉正凱有點喪氣：他往小區微信群發送自己的微信二維碼，然後在夜晚端著喇叭在小區裡循環播放，號召居民出來參加消毒——但沒有年輕人來加他的微信。
40歲的鄰居姐姐想參加志願者活動，劉正凱說，你有孩子，要注意安全，不要外出。還有幾個60歲的老人也加他的微信。劉正凱覺得這與害人性命無異。他一一拒絕了他們。
後來，社區書記向記者解釋，小區裡本就老年人多——曾經有個活動叫“鄰里關愛”，內容是60歲的志願者給80歲的跑腿採買。以前，劉正凱從不參加小區裡的社交活動，早出晚歸的他只認識一個年輕鄰居。
劉正凱孤獨地用澆花用的小壺給自己的樓棟消了一遍毒。他覺得小區裡的傳言有點過分，於是獨自守在大門口，記錄每一日運送病人車輛出現的頻率。
因為業主群流傳某一戶人家有還未送醫的確診病人，劉正凱決定親自上門驗證真假，他特意選擇晚上，這樣家中必定有人。出門前，他甚至戴上了驅邪的鐘馗掛件，結果證明都是謠言，那單元房裡沒有住人。
劉正凱出門消毒，有些緊張。他戴了個鐘馗掛件，用於辟邪。 受訪者供圖
“一個個都只會在群裡傳圖片，瞎說八道。”劉正凱後來變得有些憤世嫉俗。
但是，他又能理解他們的心情。採訪的第二日，他也給記者發來那張黑羽絨服女性的照片。“整棟樓的人都嚇得要命。”劉正凱說，“能不能幫忙核實一下？”
他有個朋友的母親發熱，住在某棟樓的樓頂。樓下出過“新冠”確診病人，那天晚上，劉正凱六神無主，和記者探討是否要把病人送下樓去看病，“會經過確診病人的門口”。最終，朋友的母親還是去看病了，確診也是“新冠”肺炎。
【四】
“你跟他們很難說得通。”記者見到負責該小區的社區書記周文山時，他顯得很煩悶。
“有的人投訴說物業只往樓道口灑點清水，這怎麼可能？還有人要整棟樓全部消殺，物業經理說，哪怕高檔小區的物業也做不到。居民能聽得進這種話？”
物業一般歸房屋管理局指導。周文山說，社區平時讓物業做些事，靠的是私人情面。在“四類人員”“清零”的當口，周文山再顧不上居民和物業之間的矛盾。
2月13日，他正忙著勸說密切接觸者去隔離點。據街道辦事處的人說，周文山曾到某戶居民家門口蹲了一晚——勸說是一件機械的事，是不斷與人說同一套話，最後把人“哄”上車去。
“隔離是為了你的安全，也是為了你家人的安全。政府花這麼多錢，都是為了你們居民好。麻煩的並不是你，你身體好，你屋裡（家裡）要是別人身體有點……划不來嘛，到隔離點去有吃有喝，又不要你掏一分錢。”
社區服務中心位於一條城鄉結合部的小巷子裡
近一半人都需要周文山反覆說這一套話。2月19日，記者第二次見到他，仍舊如此。
他正接起一個電話，那一端的同事說，解釋不通，有個密切接觸者不想帶被子去隔離點。周文山說：“那我們一下買不到嘛，你說是不是，你說能不能買到？”
酒店改為隔離點後，他們“搶著”把密切接觸者送進去。否則，出現新一例的確診，就會立刻多出許多密切接觸者，又有很多變數。
武漢各區疾控中心掌握街道、社區的“四類人員”身份信息。除了各街道城管和志願者負責開車接送，周文山所屬的區要求社區幹部親自將“四類人員”送上車，完成交接。如果是確診的病人，街道辦事處要派員跟車。
於是，在2月19日下午，周文山兩次艱難地將自己套入一身工業級別防護服裡。他說，社區幹部大多都是女的，膽子小。而他，是個55歲的男人。這一樁事要接觸患者與密切接觸者，如果大家輪流去，回到社區服務中心容易交叉感染。說完，他騎上一輛“社區巡邏”字樣的電瓶車飛馳而去。
此前，聽記者提起那個強烈要求消毒的小區，周文山臉上的煩悶又加重一層。他回憶，這小區裡有個密切接觸者不想去隔離點，非常難搞。
最終，他一氣之下對那女子說：“你小區微信群裡都在咒你。要不，你寫個保證書，以後被業主打了，不要找我。”對方聽了，要求立刻去隔離點。那是一個夜晚，臨時找不到車輛。周文山領著她，走了2.5公里的夜路。
【五】
坐到記者面前，周文山說，正好把之前的經歷都梳理一遍。
社區服務中心有十多個職員，除了一個人專門負責數據，其他人都忙些瑣事。轄區內有一萬多人，有的居民會提出稀奇古怪的需求。有的明明60多歲，子女只住在一公里外，可非說自己已經80歲，要社區給他送菜去。周文山內心覺得不應該，但他擔心投訴。只要有居民打市長熱線，甚或有直接報警的，他們都要交書面材料。
沒疫情的時候，對居民提的要求，社區幹部會做入戶核查，一般只有無子女的孤寡老人、殘疾人，才能享受特殊照顧。可是，周文山現在不願意差人到居民家去。那些送藥送菜的需求，只能先答應下來，給居民送到門口。
他說，騰不出人手去做消毒。即便有志願者願意去消毒、與病家接觸，周文山也不會放行。這是有感染風險的事，即便志願者不責怪他，他們的父母和朋友也會打市長熱線、報警。
一切發生得太快了，他感慨。
1月23日，武漢“封城”。那天是臘月二十九，有外地人到社區服務中心來，想請他開個證明。他們以為社區能批准他們離開武漢，但周文山開不出證明。他當時還想，等疫情過去，這些人能回家過元宵節的。
大年初一晚上開始，周文山住到了他位於社區服務中心二樓的辦公室裡，此後的二十多天，都沒有回過家。他的手機總連著充電寶。春節的頭幾天，大量的病人家屬打不通“110”“120”，就打他的電話——他的電話寫在社區的公告欄裡。
最緊張的時候，是正月初三、初四，他沒有怎麼睡過覺。那兩日武漢落了小雨，到初五，就轉成了雨夾雪。周文山掛了一個電話，能看見剛才沒能打進來的，回撥過去，那一端是對他的哀求：我在屋裡頭，燒得快要死了。
但床位太不夠了，他只好對病人們說，我們社區只有這點條件，我明天給你上報到街道啊。
那段時間，周文山不脫鞋睡覺，也不關燈。
有的女病人在家生病，社區裡幫不到她。她的女婿先到社區服務中心來罵了一場。第二日，仍然不能住院。她的女兒跑來社區，摘下口罩，哈出一大口氣。
2月2日，“鬆動了”。這一天開始，病人陸續住進了醫院。可週文山感到疲倦萬分：之前深夜來電，有發燒的人攻擊他，說他不為他們服務；病床供應增加以後，甚至有人誇大病情，想趕快住院；還有的人想給周文山送錢，這讓他感覺受到“侮辱”。
最近，周文山在給老年人送菜。他說送菜挺開心的，雖然爬樓累點，但老人們都感謝他。
【六】
“防護服不可能按照量來送。”街道辦事處主任劉寧對記者說，“區裡只是大致估計一下各街道的需求。有時候，為了省防護服，接完病人就在樓下站一會。這樣能省下一套。”
省防護服的是劉寧自己。他替區政府解釋，要求基層幹部親自運送病人的理由是：到了醫院的接待處，病人之間為避免交叉感染會主動站得“非常分散”，需要有人維持秩序。
劉寧與負責開車的城管隊員去過兩次方艙醫院。2月15日上午，劉寧在街道辦事處的走廊裡踱來踱去，給密切接觸者打電話。社區書記搞不定的密切接觸者，也要轉到劉寧這裡。
但劉寧說，他沒有社區幹部困難。“他們與無數的人打交道，我們只與有限的人打交道。”
特殊時期，社區辦事處原有的建制打亂，分成運輸組、物資組與數據組。運輸組調度改裝過的城管車輛，作為臨時的救護車運送病人；物資組要給隔離點的患者送日用品，從區政府運回酒精和成箱的中藥，再分發到各個社區；數據組實時更新各社區的病例情況，包括體溫、核酸檢測結果，每個確診病人的密切接觸者。
數據組的王佳在區疾控中心的微信群裡。最忙的時候，群裡會在深夜跳出信息，說是某個醫院有床位，請各街道上報病人最新情況。王佳忙不迭地給區疾控發郵件，包括轄區內重症患者的個人信息和胸片。王佳總覺得，自己在與其他街道比拼手速。
那段時間，為了確定上報名單，劉寧和王佳要給各社區上報的重症病人排隊，分出輕重緩急。劉寧說，各個社區書記在材料裡的口風不一樣，有的特別緊張，有的可能在轄區裡收集到太多病例，描述時反而輕描淡寫。
一開始，劉寧會找街道衛生中心的人看一下胸片，但後來中心主任染上“新冠”病毒，就再沒有多餘的醫生幫他幹活。
劉寧是哮喘患者，“對咳喘的事比較瞭解”，於是他自己給重症病人家屬打電話。有時候他也會想，錯了怎麼辦，“那隻能盡力而為吧”。
他說起一個35歲左右的“新冠”患者，有哮喘的基礎病，“我還好，”病人在電話裡說，“把床位讓給其他人吧”。
過了一會，病人的妻子給劉寧打來電話，邊說邊哭。其實這個病人的情況不太好。後來，劉寧把他送去了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
方艙醫院剛開始收治病人時，有幾天，接收重症病人的定點醫院還比較滿，劉寧想讓轄區內的病人都及時住進醫院。
“住進方艙要測靜態血氧飽和度，”劉寧回憶，“我就和病人們講，去的路上平心靜氣一點，不要急躁，一躁血氧飽和度會下跌。”
2月15日，劉寧有一件事想和區政府彙報：轄區內有一名不到30歲的尿毒症患者，核酸檢測陰性，但屬於符合臨床診斷標準的“新冠”病人。他不願意去方艙醫院，理由是不方便去另家醫院做透析，而且有交叉感染的風險。劉寧想問下區裡有沒有折中的辦法。
他的另一樁任務是籌備封閉小區。在劉寧的轄區內，不少居民樓的樓棟直接面向馬路。只好組織一下，把馬路也封起來。
街道辦事處主張封鎖馬路，這天下雪，要趁路面結冰做完。
千頭萬緒的事等著他們去做，消毒只是其中一件。
“疫情”暴發以後，只要是有人在家死亡，無論是否有跡象顯示與“新冠”有關，都要對房屋內部進行徹底的消殺。坐在王佳斜對面的鄭雲，就負責收集社區人員的去世信息，對接區疾控去消毒，給他們協調車輛。
她還負責核對密切接觸者。當一個病例確診後，區裡會先找病人瞭解情況，然後把密切接觸者的名單發送給她，她打電話複核後，重新上傳。過一段時間，區裡會給王佳一個確定版本的密切接觸者名單。王佳再把名單分發給各社區，說服他們接受隔離。
但作為“其中一件”的消毒，此刻在居民眼中無比緊迫。
劉寧交辦鄭雲，聯絡下可以做小區外部消殺的第三方機構。在前述工作的空隙，鄭雲打了幾個電話，第一個說自己正在隔離點幹活，第二個關機，第三個說，消殺一棟樓的價格是700元。鄭雲覺得有一點貴，她拿不準由哪項經費出這筆錢。
【七】
消毒前後用了三四天，裡裡外外霧氣滾滾。
“現在居民也比較怕，要讓他們有安全感嘛。”19日的採訪中，周文山說，他勸服了物業經理，掏錢搞一次消毒，要不然，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小區已實現封閉管理了。2月20日，物業張經理在協調給小區居民買菜。他對記者說，別老聽著居民罵我們，這個小區每年的物業費，不過每平方米6毛錢，這點錢能幹什麼事？
完成“四類人員清零”以後，社區的主要工作是保障民生。大門口堆放著蘿蔔和冬瓜。
疫情之中，物業倒下了一個電工。他大約52歲，高高瘦瘦的，武漢黃陂人，他的老婆也得病了。看門的大爺說，居民之前看見電工出門就很緊張，為此報過警。
至於那個身穿黑羽絨服的年輕女性，在街道辦事處的文檔中，她的母親在1月30日住進醫院，是確診的“新冠”病人。她的父親在2月2日左右也開始發熱住院，但核酸檢測陰性，也不是臨床的疑似病例，最近被定性為普通發熱，已經出院了。所以，黑衣的姑娘不算是密切接觸者。
小區里長期分成支持物業與反對物業的兩撥人。江小梅經常與物業爭吵，2月20日，當記者再次見到她時，她抱怨說，消毒的時候只聽到隆隆的響聲，聞不到84消毒水的氣味，擔心是走形式。但她又說，現在覺得，物業也很不容易。
轉變的起因是，小區封閉後，開始招募團購志願者。江小梅想攛掇其他反對物業的姐妹去報名，正好讓物業看一看，她們是怎麼管理這個小區的。可那些姐妹又不願意。江小梅很不忿。她想自己去當志願者，外出替居民採購。
邱蘭還是惴惴不安。她對記者說，前一天小區微信群裡還有求助的，是有個女人，已經喘不上氣了，住在樓上的王南為此報了警，後來又說不是“新冠”。邱蘭搞不明白到底怎麼回事。但王南向記者解釋，他沒報警，只是打了市長熱線。過了一會，社區回覆說，求助帖不是本人發的，是那個女人的朋友代發的，朋友在電話裡聽女人氣喘吁吁的，就報警了。實際上，女人家裡的確有“新冠”病人，但14天之前已經送醫，她也不算密切接觸者。
小區出門左拐是個大賣場，三個中年男人站在門口，陽光打在他們的臉上。他們都是小區的團購志願者，在等著搬運各類貨物。其中一位說，小區不招募志願者了，人再多一點，就變成“人群聚集”。
劉正凱最終沒參加這次志願者活動。他覺得，自己之前在外購買消毒物品，又拿大喇叭在小區招募志願者，接觸太多，需要在家自行隔離。
可在家待了幾天之後，他在微信上吐槽，“我好無聊啊”。經過朋友介紹，他決定去當治安志願者了。
2月22日，他的任務是去方艙醫院附近巡邏，夜班，晚上6點開始。
出發前，劉正凱有點緊張，他擔心有壞人衝他吐口水。但是，“沒關係，我會綜合格鬥，要是有人敢在夜裡做壞事，我就去抓這些壞人”。
他戴上了他的鐘馗掛件。
（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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