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作為高度專制集權的王朝，雖然皇帝集大權為一身，但其統治機構的運轉，政令的貫徹，天下士子的支持，必須依靠各級官員，以及各大世家。
對官員的物質賞賜，是古代皇帝聯絡君臣感情和激勵臣下的一貫手法。宋朝皇帝為了加強君臣關係，使得各級官員更加效忠自己，維護趙宋王朝的統治，除了給予臣僚官爵、封號等政治賞賜外，還有物質賞賜。
一、宋朝賞賜豐厚最早是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的，“養兵”制度盛行，使得賞賜奢靡之風愈演愈烈，宋朝統治者為了軍事上的安心，所以用錢換安心。
在宋代對關於官員物質賞賜中，對官員功賞次數最多，最豐厚的。首先，就是對那些有擁護之功的官員。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的成功後，奪了後周孤兒寡母的天下，對擁戴之功的官員不僅加官進爵，而且大加賞賜。
宋太祖是武將出身，跟隨他的主要是武將，文人很少。宋太祖趙匡胤經過陳橋兵變後，深知兵權必須掌握在皇帝手中，所以他在政治上玩了一出家喻戶曉的“杯酒釋兵權”。他害怕天下的人才會寒心，又從經濟上又給予一些豐厚賞賜，同時又對其實手握兵權的將軍大加封賞。
建隆二年，宋太祖賜鄆州知州兼任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石守信鄆州“宅院一區”，建隆三年，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李處耘京師“甲第一區”，也是因其擁護宋太祖即位有大功。宋理宗賜丞相史彌遠玉帶，賜鄭青之御書“輔德明漠之閣”、又花費十萬巨資為其修建新居，也是因為其擁立之功。
北宋的賞罰不公，乃至於賞重於罰是賞罰制度中最大的問題所在。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重文輕武朝代，這個朝代對於文臣的優待可以說是出了名的，當然對於武將的限制之多也是出了名的，以重文輕武角度來看，可以說宋朝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畸形的時代。
但從賞罰制度，以及各代皇帝的表現來看，北宋的武將經濟待遇遠遠超過文臣。為了換取軍事上絕對控制權，先是用養兵制度，掌握了所有戰鬥能力強的軍隊，還有臭名昭著的“廂兵制度”，白養閒人，浪費國家庫存。對於那些貪將、庸將多數縱容放任。
宋太祖乾德年間，忠武節度使王全斌出征蜀地時，強搶民女供自己及手下歡樂，又趁著戰亂，搜刮民脂民膏，手段無所不用之其極，百姓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後來事情敗露，本應按罪當大辟，但子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
開寶元年，宋太祖趙匡胤駕臨洛陽召見王全斌時，又任她為武寧軍節度使，並賜予大量錢帛。李漢超在人關南巡查使時，貸錢不還，強擄民女為妾，宋太祖不僅未處理李漢超，反而賞銀數百兩，“貼補家用”。
這種賞重於罰，恩忠於威的做法起到助長這種不正之風的利器。縱觀北宋、南宋三百多年曆史，這種不正之風一直充斥整個朝堂。
二、賞罰制度不明確，為不良官吏上下其手造成可乘之機，嚴重者甚至會出現“賣官倒爵”，貪官汙吏從中作梗，中飽私囊。
歷朝賞賜中最大的問題莫過於賞罰不公，或者有人中間加大賞賜力度，主要原因在於專制社會中央集權下的等級授職。雖然在宋朝科舉早已普及，但因為封建統治者的喜惡、或者家庭出身，又或者是考生向長官行賄等等，這樣就會導致賞賜制度不平等。
沒有明確且標準的賞賜制度標準，就會出現有人作梗的現象，吏部司勳部掌功勳酬獎，審核，審視各類資格。由於沒有統一標準，各級官員安排、賞賜都由條法審核賞賜。指的宋徽宗時期，經翰林學士王甫等人的建議，才開始有了統一標準。
由於長時間沒有統一標準，相關部門及人員拖延遲緩，不能及時推賞，並故意隱瞞，或加大獎賞力度，又處於無人監管的局面下，官員的功績大小輕重全在這些吏部官員的手中，出現“同時立功而攻又相等者，或已轉為數官，或尚未布衣”等種種不合理現象。
吏部一下子成了香餑餑，成了各級官員不敢輕易得罪的存在。同時也成了宋朝油水最大部門，掌握著官員調度、封賞的大權。他們甚至向各家官員索賄，威脅利誘，賣官倒爵的現象屢禁不止，最終達到自己中飽私囊、貪汙受賄的真正目的。
宋朝每年用於犒賞軍隊的物資不盡其數，再加上宋朝著名的三冗制度，其中不少都落入不良將帥和各級官員的私囊之中。地方官員扣押賞賜、軍餉，中飽私囊現象屢禁不止。發生因長官貪汙，未及時發生賞賜、軍餉而引發的譁變事件就有好幾起。
宋高宗紹興二十四年，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在回朝途中將朝廷所用來犒賞全軍的東西全部貪汙，分文未給。士卒抱怨，非但不能使其警醒，反而慘遭成閔殺害。宋哲宗即位時依照慣例犒賞三軍，大赦天下。
萬州太守遲遲不給，激起廚師朱明白白日持刀刺傷太守，次日萬州州兵譁變。宋朝軍賞物資地形，無故拖放。左藏庫在支賜衣服時，諸司留下很多好絹，卻把次等絹給軍隊。雖然是次等絹，但卻被做好表面文章，欺上瞞下。
然按照規定下發前須進呈樣，但發放人員僅在樣品上做足表面文章，而將劣質品隱匿不報。劣質物品的發放必然引起士兵的騷動。如宋仁宗天聖年間南郊後賞賜軍士,汾州(今山西汾陽)將淮南綢比折給軍士，因綢不足又發土絕布，激起廣勇軍兵的憤慨，直到譁變。
宋英宗即位後大赦天下，按慣例搞賞諸軍，而荊南(今湖北荊州)所給縑帛質量低的制劣，幾乎釀成兵變。無故推延賞資是發放過程中的另一弊端。至道三年（997）三月宋真宗即位，依例賞賜三軍，相關物品延至九月才支給河北路。
又如捕盜推賞，有部門無故拖延，獵胥好吏乘機作弊，直至政府規定了時間。這些次等絹布還不能按時發到士兵手中，又經過層層剝削，發到士兵手中的絹布，名為好絹，實際上已經和市面上最差的絹布所差無幾了。安撫使司常常以缺絹的為由，多不及時供給，無故推延，起到了很大的負面作用。
三、統治者粉飾太平，自以為“盛世”，大加封賞，過多過濫，卻被各級官員貪汙。
宋朝的官員賞賜項目，涉及官員病、喪、事功、出知、升遷等等多個領域，上至國家砥柱，丞相，下至一般官員，均可以在不同場合，不同時機獲得數量不等的封賞，花樣繁多，有經濟上，有政治上的，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宋徽宗作為一代君王，後世曾說他做風流王爺尚可，做帝王不行。評價中曾有這麼一句話，雖來自元朝，但我認為很中肯。“諸事皆能，為君不可！”宋徽宗一朝粉飾太平，號稱“盛世”。雖然北宋、南宋濫賞、厚賞之風盛行，但尤其是宋徽宗一朝最為嚴重。
政和八年七月一日至宣和元年，三月間，各種爵賞共和297件，涉及人數高達五千多人。其中有隻稱“某等”而不開具姓名之人，寬州（今山東兗州市）升龍慶府，三省兵房不過發放公文而已,推恩者卻多達336人。
宣和五年(1123),朱動以鉅艦載太湖石,就連石頭也被封為梨固侯,可見官爵賞賜氾濫至極點。北宋初年,文臣必帶直學士職者才可服金帶,至政和、宣和年間,以盤官的身份獲得金帶者已不可彈紀。金帶甚至“費及作隸，使混消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辯也”。
朱動以鉅艦載太湖石運至京城的當日就有4名家奴獲賜金帶,當時修語稱“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宋朝對權臣的賞賜更是毫無節制。南宋一代，秦松所受賜資最多“帝充眷無比，命中使陳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
紹興十五年四月，秦松遷居賜第，宋高宗賜其銀、緝、緝錢各1萬，彩1000匹，金銀器、綿綺帳礙608事,花成1400枝。
賞賜制度作為歷朝歷代最為重要的制度之一，賞賜制度落實運行不能因為種種人為因素所影響。賞賜制度過盛，也不僅僅在宋朝一朝，只是在宋朝更為嚴重罷了。宋朝的賞罰不公和濫賞助長了貪官汙吏的不正之風，助長了不良的社會風氣賞。
罰不公的主要原因是在專制社會中央集權的等級授職制度。只要有這個制度在，這個問題就無法解決，賞賜過濫也是專制社會中難以克服問題。宋朝的賞賜制度，為元明清三朝敲響了警鐘，但只要因人的因素而改變的賞賜，沒有絕對的標準，不公或者過濫、過少都會如蛆附骨一般存在著。
參考文獻：《宋史》
《兩宋風雲》
《細說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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