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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過《明朝那些事兒》的人基本都知道，明末有三大案。這三大案，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明帝國末年的政治形勢。而讀過孟森《明史講義》的人則清楚，所謂“三大案”實際上並非三個孤立的事件，乃是大案之中套小案，主案之外有支案的三個案件群。譬如“三大”之一的移宮案下，便包含有一例名為“盜寶案”的小案件。
盜寶案顧名思義，是一起入室盜竊案件。犯罪嫌疑人為數名太監，受害者為皇家，案發地為紫禁城的後宮。經富有正義感的大臣檢舉揭發後，皇帝嚴懲了犯罪嫌疑人及有關單位主要領導，案件圓滿結案。
今人(普通人)看來，該案在恢宏壯闊的三大案之掩映下，顯得十分沒有意義且不具趣味性。但明史研究者們，似乎並不這麼認為。究其原因，我想應該是由於孟森等公，一致認同該案是魏忠賢與東林黨對立的起始點吧。
講史事，不可不追溯源流。所以盜寶案的故事，有必要從事件發生的二十餘年前(萬曆中期)說起：
當時，萬曆帝以出身卑賤的原因，極度厭惡自己的長子朱常洛，甚至於在皇太后面前鬧出來一個天大的笑話：
《明史·李太后傳》載：一日，帝入侍，太后問故(問為何不立朱常洛為太子)，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蓋內廷呼宮人(宮女)為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故云。
明神宗
皇帝對皇長子的這份厭惡，朝廷內外都看在眼裡。所以不乏投機之人，意圖促成廢長立幼，將受寵的朱常洵扶上太子之位，為自己博個擁立之功。但萬曆之世，去嘉靖年不遠。嘉靖年間三王猶疑，而最終以皇長子為帝的歷史，對於萬曆中期的參政者們尚屬“當時之事”。是故也頗有些人，堅定地站在皇長子朱常洛的身邊，堅信著萬曆帝必然死得比朱常洛早，堅持為孱弱的朱常洛一家遮風擋雨。
這些堅人之中，有一位名叫王安的太監。王安最初只是個替朱常洛捱打的伴讀宦官。由於他在門房都拋棄朱常洛的時候(梃擊案)，還能對朱常洛不離不棄，甚至利用自己在太監中的關係為朱常洛奔走，所以在朱常洛登基後，他成為了實際上的內宮總管。
這樣一位有恆心，敢於挑戰艱苦現實的奮鬥者，自然有著相當宏大的追求。據當時參與過朝廷各項工作的首輔葉向高說：
王安者，頗讀書，知好名義。光皇(朱常洛)初出閣，安為伴讀，日侍左右，諸事賴其調護，諸講官皆重之。光皇居東宮二十餘年，處危疑之地，杌隉不安，惟安悉心擁翼，有失必歸正。光皇亦推心委信。登極不浹月，悉行諸善政，安殊有力。
鑑於葉向高並未與王安產生直接的利害關係，我想他的這番話當可信從。那麼從此處看，王安扶立朱常洛，或許還真是抱著一種“走正道，做好事”的思想——先是出於明朝法例，幫助“正統”的嗣君朱常洛活到繼位；爾後又以士大夫革除積弊，拯危濟難的自我要求，幫助朱常洛治理好大明。
明光宗
這種對國家有利的“好”宦官——亦即與理想狀態下的士大夫行為接近的宦官，在明宣宗開外臣教育內官之事後，可謂層出不窮。所以看明史，若以為宦官皆是惡棍，那可就犯了大錯也。
可惜朱常洛壽數不永，王安還沒和他一起做幾件好事，他便白日升仙。痛苦之中，王安不忘初心，又參與擁立了朱常洛的長子朱由校。
在擁立朱由校的過程中，王安這位從萬曆朝走過來的老人，很自然地想用萬曆年間的成例解決當下的問題。比如在“誰為後宮之主”的問題上，王安認為應舉萬曆之例，尊朱常洛正妃與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為太后，其餘諸妃皆只號太妃。
王安的這種態度，使得當時意圖成為太后的，朱常洛的寵妃李選侍與其對立。而與李選侍的對立，又使得王安發現了一個新的，可以套用萬曆年間成例解決當下問題的機會——
朱由校繼位當天，以楊漣等人為核心的東林黨便與李選侍產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個衝突最終形成了所謂“移宮案”，深刻影響了大明的歷史走向。而對王安來說，外臣與李選侍的衝突，使得他擁有了與外臣結盟的機會。萬曆初年馮保張居正的內外勾連，促成榮華富貴的往事，王安沒經歷過也該聽說過。現今共同之敵正在肘腋，王安自然不會放過與東林黨結交，一同攻擊李選侍的機會。明清史家事後對此有所揭露：
(王安)素不快於(李)選侍，為漣等內應。
於是盜寶案應運而生。
依學者分析，王安應是收集到或者捏造了一批犯罪證據，交給了東林黨的嘴炮擔當楊漣，由楊漣在外出面彈劾犯罪嫌疑人。而後，隨著彈劾的奏本進入內廷，王安便利用自己實際上的內宮總管權利，指使秉筆太監批紅、掌印太監用印，假裝皇帝同意將犯罪嫌疑人一網打盡，最終使犯罪嫌疑人受到法律的制裁。顧炎武評論此處王安對楊漣的反應之速，有如即答：
兵科給事中楊漣先上疏自明，被旨褒嘉過當。人謂其結王安以取旨如響答者。
不過就像于謙說“廚子不偷，五穀不收”一樣，歷朝歷代的的太監哪有不偷皇家財物的。馮保馮大璫，不就偷過皇室秘藏的《清明上河圖》嘛。所以實際上被舉報的太監，或許真的都偷過些金銀珠寶什麼的，只是自以為是按照“規矩”來做的，不會被舉報而已。
楊漣奏本里的犯罪嫌疑人名單很長，但他舉報的基本都是為李選侍服務的宦官——譬如李進忠、劉遜、劉朝等人。但名單之中還有一人，既非李選侍所屬，又曾服侍過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理論上應與王安處在同一陣線，不會被舉報——他叫魏進忠。
魏進忠，本來姓魏，入宮後曾改姓李，名曰李進忠，後恢復魏姓曰魏進忠，最終在天啟二年經由皇帝朱由校賜名，確定下他垂於青史的名號——魏忠賢。
王安夥同楊漣打擊李選侍身邊宦官的原因很明確，但攻擊魏進忠的理由不甚充分。或許是魏進忠還叫李進忠的時候，曾在李選侍手下做事？箇中情況，現已不得而知。
前敘孟森諸公，探尋到此處，便據楊漣攻擊魏忠賢(為方便計以此名指代)的行為，認為在泰昌元年時東林諸公與魏忠賢便已結仇；繼而猜測日後閹東之爭，起自盜寶。然而只要把視線移回我為諸位鋪敘的前情，可以發現發動盜寶案的始動者，實為王安。顧炎武等後世文人，雖為東林諸公臉上貼金，言王安是“漣等內應”，將主動權劃歸外朝大臣；但就盜寶案之後的發展來說，王安為本案主要參與方的事實可謂十分清晰。
證明王安為主導，東林諸公僅為王安工具人的史實有三：
其一，魏忠賢的自救行為。
在發現自己名屬嫌犯後，魏忠賢惶恐難當，急忙通過一位叫魏朝的太監中介，祈求王安放過他。而在與魏忠賢交♂易後，王安似乎是得到了滿足，便使用了偷樑換柱大法，幫魏忠賢洗脫嫌疑——
雙方愉快地達成了交易
具體操作是：魏忠賢原名李進忠，正好李選侍有個心腹太監叫李進忠，王安安排人跟楊漣說：“上次抄資料的小宦官手滑，錯以為偷寶的李進忠是改名前的魏進忠(即魏忠賢)，私自把魏進忠的名字寫了上去。魏公公實是無辜，還請楊老手滑放過，去追究該死的李選侍手下李進忠。”
《酌中志》載：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朱由校)暫居慈慶宮。 科臣楊漣時為給諫，疏參逆賢(魏忠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安前力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
楊漣還真就信了王安這套說辭，不再追究魏忠賢的問題，而著力去攻擊李進忠。後來這位李公公，在楊漣和王安內外夾擊之下，成功地被弄死在監獄裡，是為餘波。
從這一場戲中，明顯可以看出楊漣等外朝大臣，實際上對內宮之事兩眼一抹黑，根本只是照著王安給的劇本照本宣科唱彈劾大戲。王安寫魏忠賢，他們就彈劾魏忠賢；王安說寫錯了，他們就放過魏忠賢。RPG遊戲裡的NPC對玩家的反應，也不過如此了。固可見本案之中，東林諸公為王安打別的太監的工具人也。
其二，王安翻車後太監們的報復行動。
古往今來，很多士大夫都會因為扶立天子而自傲，甚至對天子產生輕視情緒，然後被天子殺掉。連續扶立兩代天子的士大夫，更是隻有韓琦算是善終。王安既然是個像士大夫的太監，自然也會像士大夫一樣，對天啟帝朱由校產生“你爸和你都是靠我當的皇帝，我可是大大的好人，你得聽我的跟我一起拯救大明”的情緒。
可是對於一位皇帝來說，怎麼能接受在某位“功臣”身後亦步亦趨地跟隨呢？張居正翻車之事未遠，王安如此行為，可謂不智也。
明熹宗
天啟不高興，搭上客氏路子的魏忠賢不高興，那些時刻擔心自己也登上王安舉報名單的大太監們都不高興。於是在王安上表，虛情假意地三讓三辭司禮監秉筆太監之任命時，諸太監聯合客氏，說動天啟帝，下詔說：“你自己覺得你這麼沒用，那好我不逼你當秉筆太監了，你去南海子(皇家獵場)養麋鹿吧。”
今上初立，亦恃安而強。然不學無術，悻直自遂，以上衝齡可以行其意，欲一旦盡 宮中積弊，發諸璫奸利與盜內藏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緣賜玉者，悉奪之。諸璫大不堪，共諂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斷，憎安剛颷嚴切，繩束舉動不自由，屬安求退，遂黜充南海子淨軍。
今南海子公園牌坊
王安一倒臺，盜寶案自然要翻案。之前因為盜寶案進監獄的太監們，除了被弄死的李進忠，全都被放了出來。
放出來還不算完，當時掌權的太監們(包括魏忠賢)明顯懂得“有仇報仇，有怨報怨”和“宜將剩勇追窮寇”的道理，把出獄的太監們全安排到了南海子的管理崗位上，既讓這幫李選侍的餘孽遠離政治中心，又借他們的手幹掉了王安這個隱患。
而盡用安所排擠者管機事，從獄中赦劉朝，使掌南海，譏察之，安遂縊死，暴其屍。
而在王安倒臺，魏忠賢翻案的全過程中，東林諸公沒找魏忠賢的麻煩，魏忠賢也未嘗對東林諸公下黑手——比如就盜寶案裡楊漣與王安的一唱一和，告楊漣一個私通內宮。
很明顯，魏忠賢等太監作為當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實際上是遭到了王安的打擊，東林諸公不過是王安的Toolman而已。所以在事後報復的時候，只殺王安不管外臣。
東林諸公方面，則可能是出於坐山觀虎鬥的心理，尋思著王安抓魏忠賢是清理閹豎；魏忠賢殺王安也是清理閹豎；橫豎死的都是閹豎，對於“君子”那都是重大利好，何必去管呢？
更何況大明有嚴刑峻法，禁止外臣與宮內人士接觸：
《大明律》：凡諸衙門官吏官吏，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皆斬，妻子流三千里 安置。
大明律
社會上也鄙視和內官交結的大臣：
《明熹宗實錄》：(勾結內官)官邪之首惡，言路之奇醜。
更何況結交宦官被抄家的張居正才死幾年啊？他兒子可還在江陵城外隱居著啊！都忘啦？怎麼可能忘得了啊！
東林諸公很明白，他們打包一起算也趕不上張居正的權勢。張居正結交宦官身後不保，他們結交宦官只怕是直接死得很慘也。所以從萬曆駕崩開始，甭管他們在外朝鬧得多麼鑼鼓喧天鞭炮齊鳴，這幫人硬是不敢和內宮發生半點關係。
他們喊打倒李選侍，就真的只是打倒李選侍，從沒想過扶持一個宮中眼線，或者明事理的太妃，來佔住這片權利真空。結果造成客氏和魏忠賢漁翁得利，不費吹灰之力獲得了宮內的管理權。不止我看了覺得他們腦子有水，明末一群群反思家都覺得當時的東林諸公是迂腐到腦癱也。
但其他的一些蛛絲馬跡顯示，王安與東林諸公之間雖無盟約，而已有聯合之實。萬曆末年東林幹翻齊楚浙三黨，有王安從中調配：
《黃忠端公文略》：齊、浙果大構，卒以兩敗，而楚遂歸正。 (王) 安之謀居多，其奔走先後以卒成之者，(汪)文言也。
泰昌天啟之際東林諸公復起，是王安出面舉薦：
《倖存錄》：餘與向高之仲孫交，言及此，仲孫謂餘曰：當熹廟時，條召諸名賢，此誰力哉！文言向客於王安所，每為安言天下某某皆清流也，故一朝召用，皆文言所為。
東林諸公這種卸磨殺驢的行為，徹底斷絕了宮內人與他們結盟的念頭。之後被內外勾連之人打得半死，自然是題中應有之意也。
其三，楊漣之事。
盜寶案後，魏忠賢還對東林諸公心存幻想，並未阻遏東林諸公升官發財。如楊漣，天啟元年正月歸鄉，二年便又起為禮科都給事中，不久又擢為太常少卿，三年冬拜左僉都御史，四年春進左副都御史。相對別的三年一考、六年一升的官吏來說，楊先生的升官速度可謂是坐了東風—17。
而天啟四年，東林諸公徹底與魏忠賢決裂。楊漣上書言魏忠賢二十四大罪，連莫須有的魏忠賢殺害嬪妃都寫上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條大罪也只敢寫魏忠賢陷害王安，而不是重提盜寶案。當年之事，我們這群后人搞不清楚，但出手舉報的楊先生心裡總該有點AC之數吧？他絕口不提肯定存在的盜寶之事，只說陷害王安，其隱情自然可知也。
寫到此處，明末盜寶案的前前後後，我尋摸著應該是展示出了七七八八。這麼一出案子，不僅是展現了明代宮廷內部偷竊行為的泛濫，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萬曆天啟之間參政各方的愚蠢和醜陋。所以，與其說這場盜寶案是閹黨和東林黨不共戴天的先聲，我覺得還不如說這案子，是明末各方展現他們自私自利自大自用的一場大戲。而這大明朝，則隨著臺上角色們高舉四個“自”字大旗，終究走向了萬劫不復。
是故毛子(就是作者我)有言，該案：
名為盜寶之後效，實是竊國之先聲。
【奉狗已己】
參考文獻：
1、 孟森.《明史講義》
2、 夏允彝.《倖存錄》
3、 陽正偉.《明末“盜寶案”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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