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本文為郭靜雲、郭立新所著《“藍色革命”：新石器生活方式的發生機制及指標問題（東亞視角)》（原刊於《中國農史》2019年第4-5期），因全文內容較長，現分節摘發。
六、食用穀類與製陶的關係
對於陶器來源的認識，此前學界一直認為製陶技術與農耕生活的產生互補相輔[1]。但最近有新的聲音出來，對此一論點開始懷疑，認為製陶技術遠早於人們對糧食的認識，也就是農耕和製陶，這兩大“新石器革命”指標的起源是獨立而分離的[2]。如海登假設，製造陶器並無生計需求，而只是用來突出社會中的權威[3]。但這種假設為什麼一定要燒泥土，用當時很粗、並不好看且無用的器物來表達身分，而不是用舊石器時代早已存在的精緻骨刻、木雕、石雕等？
製陶技術的突破，是最能代表人類成為造物者的指標，因為它是人類最早創造的自然界原本所無的材料，使人類歷史翻開新的頁面，其重要性幾乎可以同等於新人種出現的“突變”。因此，如果舊石器時代已有陶製技術這一假設能成立，“新石器革命”的概念只能全面否定。[4]對日本和中國學者所提出的舊石器時代陶器的說法，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Gideon Shelach）曾有過提問，指出這是否意味著東亞地區的發展規律與西亞不同﹖[5]筆者認為，無論從基本生活需求，還是從資料本身分析，東亞和西亞的人類發展進程是一致的，各地製陶技術都離不開人們對穀類的關注，“新石器革命”概念不宜推翻。
首先，在舊石器生活方式中，狩獵和採集穀類之外的食物（鳥蛋、植物根果、菇類等），都不會形成製造陶器的需求，人們難道會製造生活中無用的東西﹖只有小粒穀物不能用籃子採集或用稈子穿串。碰到此問題後，人們用泥土來填補籃子的孔並曬乾，日後又想如何加速、改善曬乾的過程，而嘗試用火燒，從而創制陶器這種全新的人工材料，使其成為新石器革命最重要的標誌之一。[6]趙朝洪和吳小紅認為，陶器的出現與採集穀類有關係[7]；Peter Jordan和MarekZvelebil認為，燒陶器的需求來自於人類開始採集和吃螺等水裡的生物[8]；吉迪和塗棟棟指出，中國東北地區陶器的出現早於全定居聚落和農業的出現。[9]這些觀察都與我們一致：食物的廣譜化及與其相關的半定居生活策略促使人群開始使用陶器，這三者都是“藍色革命”即新石器革命的指標，而新石器革命不宜被狹義地視為農業革命，農業是藍色革命的偉大成果之一，但不是出發點。
目前東亞發現的文化層位清楚的最早的陶片，出自南嶺南北麓甑皮巖、牛欄洞、玉蟾巖等巖洞遺址中（圖二三），且發現魚骨、螺蚌、禽骨和稻屬植硅石等屬同一時期。[10]循著食物多樣化即所謂廣譜化的過程，在這些地方可觀察到人類漁獵、採集以及初步照顧稻穀的生活方式，並且因為對稻穀的關注，從發明日曬的土器，進而到發明火燒的陶器。澧陽平原華壋遺址以及彭頭山遺址下層的陶片及陶屑，也表現製陶技術的原創階段[11]。關於澧陽平原十里崗文化，筆者贊成裴安平先生的觀點，雖然沒有發現陶片，但也屬於新石器生活方式的原創階段[12]，甚至認為未發現陶片細屑的原因或是出於自然環境的原因而使陶片保存不良，因原始陶器燒製溫度低，在地下水波動的環境中容易退變成泥土。在長江中游的季性溼燥的環境裡，甚至硬陶也常碎成粉，不用說極低溫燒的陶器，更不用說日曬土器更難長久保存。這些歸類為十里崗文化的遺址所反映的，正是藍色革命的萌生階段。
中日考古界曾經討論末次冰期時出現了陶器，這種討論蓋緣於對其時代的鑑定中，忽略了某些關鍵因素，而造成陶器和共存物的時代定得不夠準確。比如說，採集碳樣的地層實為二次堆積，碳樣與陶片未必真正共存，陶片本身碳的混雜性；另外，巖洞遺址所在之地廣泛分佈著石灰岩，那裡的地下水中多含碳酸鈣，其所含的碳多為古老的“死碳”，即因年代久遠衰減到沒有任何放射性的古老碳。碳標本生長或埋藏在這樣的環境下，很容易受環境汙染而使測試的年代偏老。[13]因此，若有原始陶器，其年代實際上並沒有早到超過11000年（以甑皮巖一期200OC以下溫度燒的土器為例，圖二三）。甑皮巖發掘者均認為，古人萬年前發明土器的目標是為了煮螺。甑皮巖最早的土器作用應該如此，接著也開始被用來採集和加工穀類。人們食用穀類與陶質技術發展關係密切。我們認為，食用穀物的方法（釀酒、煮粥等），進一步促使人們創造不同的器型和提高燒陶溫度。
簡言之，器物的變化直接反映生活方式的改變，如石器細小化反映出狩獵對象的小型化，而陶器的出現反映出人們對穀類開始有興趣，雖然應該還沒有到耕作階段，但已有平常採集穀類的需求，從而促使人們發明陶器。到了人們開始穩定定居時，陶器的需求增加，製造陶器的技術也發展得更快、更成熟（圖二四）。
七、關於稻穀與陶器最早用處的假設
最後，筆者認為人們被穀類吸引的事情還包含一個秘密。穀類那麼細小，採集費勁，食用起來亦困難，最初為什麼能吸引漁獵人群？採集野生穀類只能用來補充、多樣化口感，很難用來吃飽，尤其是在未馴化之前，野生穀類產量低、且易脫落而使採集變得困難，採集量受限。野生稻到底如何“補充口感”導致人們開始依賴它？
筆者認為，東亞考古資料已能回答此問題。距今8000年以來氣候快速暖化，因此野生稻自然範圍擴展到淮河地帶，此時河南舞陽賈湖也出現採集及栽培野生稻的漁獵民定居聚落[14]。賈湖喪葬文化有在死者頭部邊上放一件陶壺的習俗。研究者對16件陶壺裡邊殘留物的成份進行化學分析，發現這些容器被持續用於盛放一種含酒精的飲料，由大米、蜂蜜和一種水果(山楂果和/或葡萄)製成，其主要酒精成份來自稻穀。[15]
雖然沒有對彭頭山文化出土的陶壺做過同樣的檢測，但是彭頭山文化陶器中酒壺之類的器形數量多，佔比高，而且通過陶器的類型比較可知，賈湖文化酒壺的形狀與彭頭山文化的一樣，只是前者比後者小（圖二五）。此外，在彭頭山文化遺址，除了稻穀，也發現有野生葡萄。稻穀和葡萄也一起發現在玉蟾巖遺址中。所以，從賈湖的發現，可以合理地推測，時代更早的玉蟾巖和彭頭山人很可能用稻穀和葡萄釀酒。
換言之，我們認為，穀類最早的用途並不是煮飯而是釀製低度數的甜酒，人們先發現穀類泡水可以成為酒，自此而使釀酒文化進入古人祭祀等社會活動中，因此保護穀類、栽培穀類成為重要的事情，發展陶器也與此有關。賈湖遺址應該屬於當時最北方的釀米酒的遺址，因為它位處水稻擴展的北界；再往北不遠的裴李崗文化，所致力發展的是用小米（Setaria）釀酒的文化。
在長江中游平原，即稻作的核心區域，直至水稻產量達到足夠高的水平時，稻穀釀酒的用處進一步擴展到煮粥、煮飯的作用。但是周圍山地族群，到最近仍保留在山間溼谷進行中小規模的稻作，其主要目標不是吃飯而是喝度數不高的米酒，如南嶺地帶的龍脊壯族和瑤族。[16]
八、總結
總而言之，一萬餘年前少數人群擴展其食物來源和獲得食物的方式，以降低對固定食物的依賴性、努力擴展生態龕為主；最終發展出人類主動生產食物的生活方式，增強了人類在自然界的決定能力。在此基礎上，通過生產者的合作以減少人們之間為攫取而相互競爭的風險。此舉最終讓人類成為地球之主。食物的生產包含農產和畜產等，這都屬於“新石器革命的成果”，但馴化野生植物與馴化野獸的生活策略不相同，很難在同一人群中同時進行，這一定是不同時代、不同族群的功勞及成果，經過漫長髮展和跨人群交易、合作，互相學習而產生一整套後人習見的食物生產與生活方式。
從考古學來說，代表新石器時代的細石器、磨製石器、陶器等工具和用具，都指示人類新的生活需求。通過本文對“新石器革命”發生機制及指標的分析，使筆者相信，宜將人類這一次巨大成就與進步稱為“藍色革命”。藍色革命的第一步，肇始於末次冰期之後的氣候暖化時期，水界進入人類生態龕中，有些人群的食譜開始多樣化，他們開始食用更多的魚等水生動物，也多吃水邊的鳥類，因此石質獵器和部分工具細小化。以漁業維生的族群的發展，使其有機會減少流動，而選擇在那些水流平緩寬敞、水生動植物資源豐富多樣的區域裡，在水邊明亮的平原上建設棲息據點，逐步開始半定居或全定居的生活。同時，因應捕撈發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夠的地區，開始製作竹筏和木船（應該是以獨木舟為主），為配合此需求，順帶創造出磨製加工石器的新技術。因為只有用磨製石器才符合加工竹木做筏舟的特點。之後，屋柱等木製的東西都用磨製石器加工，磨製石器的功用進一步擴大，被製作成為生活中各種不同的工具。換言之，細石器、磨製石器和定居的發展，都是由開始吃魚、以水維生的族群所發明：細石器的出現和發展與狩獵對象細小化有關，人類開始較多射鳥、獵水生動物、刮削魚鱗；而採用木材制舟引發對磨製石器的需求，所以，磨製石器最早出現於人類開始製造木舟的地方。並且因為依靠水域謀生，人們開始下山出林，尋找水生動植物豐富的地區，因此而開拓平原。
在水邊開闊草坪定居的人們，進一步嘗試自己生活範圍中的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穀類，開始採集及釀製低度數的甜酒，而採集及加工穀物的需求，促使人們發明陶器。換言之，對陶器發明離不開人類採集細小穀類的需求。從漁業到食用穀類，此乃人類新石器化的“突變”、人類歷史重大轉折的核心意義所在。
這一套變化即是人類生活水藍色革命的發生。再經過漫長的發展，在富饒的平原地區定居的漁民轉身為農民，當然他們並沒有放棄吃魚，飯稻羹魚，並可能進一步馴化禽類，發展其他技術。
就上述討論可見，從稻作區域的資料觀察人類新石器化的過程，經過了三個階段，而且每一個階段似乎均以氣候變化為基礎。一、博林──阿雷羅德震盪時水生和水邊食物成份增加，開始形成對水生和水邊食物的依賴性（東亞地區以燕爾洞、樟腦洞、雞公山下層等遺址為例）。二、可能是因為在博林──阿雷羅德震盪時水位波動大，人們還沒有穩定地在低地活動，大約在新仙女木期間水位總體偏低的時候，人們到低地水邊找尋穩定的食物來源（東亞地區以雞公山上層、十里崗、牛欄洞一期等遺址為例）。三、在此基礎上，靠近水邊生活而半定居的人們，在新仙女木之後的全新世暖化時，隨著周邊環境中動植物多樣化，野生稻茂盛生長，因此而認識到水稻（東亞地區以牛欄洞二期、十里崗等遺址為例）。對上述三個階段的具體環境和持續時間，還需要進一步做各方面的研究。
不過，很少有人群成功地經過這一整套的變化。能夠走完藍色革命全程的，肯定只有極少數的幸運兒，依靠極其獨特的自然環境和條件，而使其能夠從遊獵一脈相承地發展出全定居生活。在以上所列的文化中，實際上只有十里崗文化才是這種經歷了藍色革命全部過程而沒有崩潰的實例。其他區域可能只有一些局部的生活變化，如食譜中增加禽、魚和植物，或許開始半定居，或用陶器，而只有到原創者全面表現新生活方式的優勢，才來借鑑和模仿，使用他們的產品，並進一步學習他們的技術。至於藍色革命全程成功的小區域，筆者進一步發現，其須具備一套獨特條件，對此問題筆者擬另文再展開討論。
（全文完）
[1]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3rdedition. Watts & Co., London, 1939.
[2] Xiaohong Wu et al.“Early Pottery at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 China.” Science336, 1696 (2012).
[3]Hayden, B. Foreword. In: Jordan, P.,Zvelebil, M. (Eds.), Ceramics before Farming:The Dispersalof Pottery amongPrehistoric Eurasian Hunter-Gatherers.Left CoastPress, WalnutCreek, 2010, pp.19–27.
[4] MarcVerhoeven. The Birth ofa Concept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olithic: A History of Prehistoric Farmers inthe NearEast, Paléorient,Vol. 37(2011), No. 1, pp.75－87..
[5] Gideon Shelach. “Onthe Invention ofPottery.” Science 336, 1644 (2012).
[6]郭立新、郭靜雲、範梓浩主編，《時空之旅：文明搖籃追蹤》，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7年，頁328─329。
[7]Zhao, C., Wu, X. The dating of Chineseearly pottery and a discussion of somerelated problems. Documenta Praehistorica27, 2000, pp.233–239.
[8]Jordan, P., Zvelebil, M. Ex Oriente Lux:the prehistory of hunter-gathererceramicdispersals. In: Jordan, P., Zvelebil,M.(Eds.), Ceramics before Farming: The Dispersalof Pottery among PrehistoricEurasianHunter-Gatherers. Left Coast Press, WalnutCreek, 2010, pp. 33–90.
[9]Gideon Shelach-Lavi,Dongdong Tu. Food,pots an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beginning and intensification ofpottery production in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Research in Asia. Vol.12(October 2017) , pp.1－10.
[10]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會、中山大學地球科學系、英德市人民政府、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農業文明研究專業委員會，《英德牛欄洞遺址》，頁12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西壯族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桂林甑皮巖遺址博物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桂林甑皮巖》，頁59；袁家榮，《湖南舊石器時代文化與玉蟾巖遺址》，圖版25、26。
[11]李意願，〈臨澧縣華壋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收穫〉
[12]裴安平，〈湘西北澧陽平原新舊石器過渡時期遺存與相關問題〉，《文物》，2000年第4期，頁24－34。
[13]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C14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C14實驗室，《石灰岩地區碳-14樣品年代的可靠性與甑皮巖等遺址的年代問》，《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頁243—250；Henrik Tauber,PossibleDepletion in 14C in Trees Growing inCalcareous Soils，Radiocarbon, Vol 25, No. 2,1983,pp.417-420；郭立新、郭靜雲：《上古國家與文明研究中年代學方法的反思》，《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頁24-27等等。
[1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史與科技考古系編著，《舞陽賈湖II》。
[15] Patrick E. McGovern, JuzhongZhangetall. Fermented beverages of pre- and proto-historic China. Proceedingsof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101,No.51 (Dec. 21, 2004), pp. 17593-17598.
[16]郭立新，《天上人間——廣西龍勝龍脊壯族文化考察札記》，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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