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觀點認為，明朝後期中國南方已經誕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不是滿清入關打斷了這個進程，那麼中國很快也會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本文就來分析一下，所謂明朝中後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到底是怎麼回事。
明中後期的手工工場規模如何？
明代中後期的手工工場，由於各種因素的制約，其規模得不到擴大，自始至終沒有擺脫小家庭生產的規模。
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時任應天巡撫的曹時聘在考察蘇州後給朝廷的奏疏中說：“郡城之東，皆習機業”，這個機業，就是絲織手工業。“家杼軸而戶纂組”。 這是說城東大部分家庭都從事絲織手工業生產，一家一戶為一個生產單位。
曹時聘在奏疏中接著說：吳中“浮食奇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這些人雖然無產，但是他們依然自食其力，為人做工，是良民，而不是亂民。
奏疏反應出了另一個問題：當時“城中機戶數千”，而“機房罷”則織工失業者也是“數千人”，機戶與織工的人數相當，從這裡可見，每家機戶這個生產單位，除了自己家人以為，每戶僱傭的人數，平均也就在1~2人左右，這種生產規模非常小。
而比這早100年的英國，就有在當時來講規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場。16 世紀初倫敦西部紐伯利的商人約翰·溫奇庫姆，有首民謠這樣唱頌他 : “一屋寬且長，織機二百張。織工二百人，排列成長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週一良、吳於廑主編：《世界通史參考資料》中古部分）
與曹時聘報告大約同時，17世紀初英國格洛斯特有207個呢絨商，他們向8.6倍於己的織呢工、2.1倍於己的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類紡織工提供工作。（裡普利：《村莊和城鎮：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職業和財富》 ）
小結一下，明朝後期的手工工場，規模極小，以小家庭生產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產的補充，根本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明中後期商人賺錢目的是擴大再生產嗎？
馬克思在對西歐手工工場進行考察後，得出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對商品與資本的處理方式：資本——商品——資本。資本家對於賺來的錢，都是繼續投入擴大再生產，以製造更多的商品，賺取更多的利潤，其最終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這才是資本主義。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們賺錢後是投入擴大再生產，還是拿錢幹別的？
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資本對土地市場的介入日益積極，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大商人置地，更多的是出於“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並非盈利。如紅樓夢中秦可卿對王熙鳳所說的那段話：
“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趕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於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周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紅樓夢》，第十三回）
除了買地之外，商人花錢另一個地方是進入仕途。
整個明朝都提供捐納入仕的途徑。花錢可以買到散官、文官等，成為生員吏員之後，可以享受身份帶來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納冠帶、散官。冠帶即有官之資格，並無官之實任，即所謂“冠帶聽選”或“冠帶未仕”是也。義官及冠帶、散官雖是身份和社會名譽地位的象徵，但對富民或商人來說，捐納可以進入仕途、獲得顯赫的社會地位。如官宦子弟納粟授散官.嘉靖太康縣誌》記載，成化二年，通判張紀之子張播、騷壓劉榮之孫劉紀、知縣萬貝族侄萬漁等納粟授七品冠帶、散階承事郎。弘治《句容縣誌》載“張銘福，鉅富，江彥璽，家富饒，勤於農商王道通，勤商儉以致富盧佔廷，以商致饒。凌宗崇，家富”等，這些富商通過納粟獲得冠帶。這些均納粟為冠帶義官等。此外，社會地位及榮譽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競相捐納。天啟三年（1623年）五月，戶部刊發書冊，內開通行省直義助東征銀兩，“生監儒吏軍民人等助銀五百兩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許領救書一道，撫按衙門轉行，有司備羊酒導送，族表其門，仍許建坊，入志以傳永久”。
至此小結一下，商人賺來錢後，一是購田置地，二是進入仕途。這不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為了追求利潤，賺來錢之後會繼續擴大再生產。
明朝中後期的商人們，其做法與傳統地主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想利用已經取得的利潤去升值，而是想著如何把它藏起來，避險、保值。
如果不是用已獲得的資本去賺取更大的資本，這與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相何區別？如果認為把錢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資本主義的話，那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是資本主義社會了。
明中後期的手工工場形成新的生產關係了嗎？
嘉靖時，在蘇州的紡織業中，出現了許多資金量大、僱傭工人較多的機戶。蘇州府長洲人陸粲的《庚巳編》中記載其里人鄭灝“家有織帛工及換絲傭各數十人”。浙江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記載蘇州富民潘璧成時說“潘氏以機房織手發家，始大富至百萬。”
他們能算是中國最早的“資本家”了吧。以當時眼光看，其規模不算小了，僱傭的手工工人數量也不少，資本也算雄厚。
但是，依靠手工工場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運多舛，最後被弄成牢獄之災。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政治對所謂新興的依靠手工工場發家的富商，是起約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勵。
另外，今天所謂的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實際上是後代學者以西方觀點套用回去的。
從嘉靖開始，經歷隆慶開關，到萬曆時代，直到明末甚至近代，中國的所謂“資本主義萌芽”一直沒有多大發展，甚至反而時有萎縮。
當時手工工場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但一般人沒有感覺，連最敏銳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沒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贄、徐光啟、宋應星、張居正、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他們在著作中都沒有提到由此(即資本主義萌芽)而引起的社會變動。相反，在他們的著作中對經濟論述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減賦節役、富國富民等其它方面。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的手工工場並沒有給社會帶來變化和影響，它只是封建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或者說另一種表現形式，而並非是一種新的生產關係。
結束語
黃仁宇曾說：“世界上竟有何種名花異卉，會萌芽達三四百年，還不曾開花結果?”這就是黃仁宇對所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疑問。
實際上，明朝中後期的手工工場，不是自由市場經濟下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而仍然中國古代社會的家庭作坊，只是擴大了規模。擴大規模之後，家庭作坊根據需要而僱傭工人。這種經濟現象在性質上與以往並沒有什麼變化，依然是中國古代經濟的補充，而不是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
因此，所謂的明朝中後期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說法並不成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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