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明朝后期中国南方已经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不是满清入关打断了这个进程，那么中国很快也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本文就来分析一下，所谓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中后期的手工工场规模如何？
明代中后期的手工工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规模得不到扩大，自始至终没有摆脱小家庭生产的规模。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时任应天巡抚的曹时聘在考察苏州后给朝廷的奏疏中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这个机业，就是丝织手工业。“家杼轴而户纂组”。 这是说城东大部分家庭都从事丝织手工业生产，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
曹时聘在奏疏中接着说：吴中“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臣所睹记，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这些人虽然无产，但是他们依然自食其力，为人做工，是良民，而不是乱民。
奏疏反应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时“城中机户数千”，而“机房罢”则织工失业者也是“数千人”，机户与织工的人数相当，从这里可见，每家机户这个生产单位，除了自己家人以为，每户雇佣的人数，平均也就在1~2人左右，这种生产规模非常小。
而比这早100年的英国，就有在当时来讲规模巨大的集中手工工场。16 世纪初伦敦西部纽伯利的商人约翰·温奇库姆，有首民谣这样唱颂他 : “一屋宽且长，织机二百张。织工二百人，排列成长行……旁有一巨室，女工共百人……附近 又一室，少女二百人……”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参考资料》中古部分）
与曹时聘报告大约同时，17世纪初英国格洛斯特有207个呢绒商，他们向8.6倍于己的织呢工、2.1倍于己的漂呢工、染呢工、剪呢工及其他各类纺织工提供工作。（里普利：《村庄和城镇：1660-1700 年格洛斯特腹地的职业和财富》 ）
小结一下，明朝后期的手工工场，规模极小，以小家庭生产为主，只是封建家庭生产的补充，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明中后期商人赚钱目的是扩大再生产吗？
马克思在对西欧手工工场进行考察后，得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对商品与资本的处理方式：资本——商品——资本。资本家对于赚来的钱，都是继续投入扩大再生产，以制造更多的商品，赚取更多的利润，其最终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才是资本主义。
而明朝的商人呢，他们赚钱后是投入扩大再生产，还是拿钱干别的？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提到，商人资本对土地市场的介入日益积极，庶民地主大大增加。
大商人置地，更多的是出于“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的目的，而并非盈利。如红楼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所说的那段话：
“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赶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也没有典卖诸弊。便是有罪，己物可以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红楼梦》，第十三回）
除了买地之外，商人花钱另一个地方是进入仕途。
整个明朝都提供捐纳入仕的途径。花钱可以买到散官、文官等，成为生员吏员之后，可以享受身份带来的特殊利益。
富商一般多捐纳冠带、散官。冠带即有官之资格，并无官之实任，即所谓“冠带听选”或“冠带未仕”是也。义官及冠带、散官虽是身份和社会名誉地位的象征，但对富民或商人来说，捐纳可以进入仕途、获得显赫的社会地位。如官宦子弟纳粟授散官.嘉靖太康县志》记载，成化二年，通判张纪之子张播、骚压刘荣之孙刘纪、知县万贝族侄万渔等纳粟授七品冠带、散阶承事郎。弘治《句容县志》载“张铭福，巨富，江彦玺，家富饶，勤于农商王道通，勤商俭以致富卢占廷，以商致饶。凌宗崇，家富”等，这些富商通过纳粟获得冠带。这些均纳粟为冠带义官等。此外，社会地位及荣誉的吸引，也使得富人竞相捐纳。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户部刊发书册，内开通行省直义助东征银两，“生监儒吏军民人等助银五百两以上、粟一千石以上者，许领救书一道，抚按衙门转行，有司备羊酒导送，族表其门，仍许建坊，入志以传永久”。
至此小结一下，商人赚来钱后，一是购田置地，二是进入仕途。这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赚来钱之后会继续扩大再生产。
明朝中后期的商人们，其做法与传统地主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不想利用已经取得的利润去升值，而是想着如何把它藏起来，避险、保值。
如果不是用已获得的资本去赚取更大的资本，这与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相何区别？如果认为把钱投入土地、官位也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
明中后期的手工工场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了吗？
嘉靖时，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许多资金量大、雇佣工人较多的机户。苏州府长洲人陆粲的《庚巳编》中记载其里人郑灏“家有织帛工及换丝佣各数十人”。浙江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苏州富民潘璧成时说“潘氏以机房织手发家，始大富至百万。”
他们能算是中国最早的“资本家”了吧。以当时眼光看，其规模不算小了，雇佣的手工工人数量也不少，资本也算雄厚。
但是，依靠手工工场致富的富商潘璧成，命运多舛，最后被弄成牢狱之灾。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政治对所谓新兴的依靠手工工场发家的富商，是起约束性作用的，而不是鼓励。
另外，今天所谓的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后代学者以西方观点套用回去的。
从嘉靖开始，经历隆庆开关，到万历时代，直到明末甚至近代，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一直没有多大发展，甚至反而时有萎缩。
当时手工工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但一般人没有感觉，连最敏锐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没有特意提出。
比如王守仁、李贽、徐光启、宋应星、张居正、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在著作中都没有提到由此(即资本主义萌芽)而引起的社会变动。相反，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经济论述较多的仍是重本抑末、减赋节役、富国富民等其它方面。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手工工场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变化和影响，它只是封建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或者说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并非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结束语
黄仁宇曾说：“世界上竟有何种名花异卉，会萌芽达三四百年，还不曾开花结果?”这就是黄仁宇对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疑问。
实际上，明朝中后期的手工工场，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而仍然中国古代社会的家庭作坊，只是扩大了规模。扩大规模之后，家庭作坊根据需要而雇佣工人。这种经济现象在性质上与以往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中国古代经济的补充，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
因此，所谓的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并不成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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