頌揚與怨恨中的飛躍資本主義，一個充滿爭議的概念和現實。儘管專著和論文已如汗牛充棟，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定義、歷史和未來，仍充滿激情地交鋒辯論，至今無法達成共識。科卡教授的《資本主義簡史》（簡稱《簡史》）以不到十萬字的篇幅，處理這樣一個宏大的題目，不能不說是異常艱鉅的自我挑戰。所幸資本主義的現代競爭對手——社會主義，有著更多的定義、更多的版本、更為模糊的描述，以及更令人瞠目的社會實踐。資本主義是人類經濟史上的第二次大飛躍，第一次飛躍發生在約一萬年前的兩河流域，定居農業開啟了人類文明。第二次飛躍出現在英格蘭，以十七世紀下半葉的工業革命為其標誌。雖然資本主義來到這個世界上較工業革命早得多，但只有在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才滲透到經濟的幾乎所有領域中，成為普遍的和佔據主導地位的經濟形態。農業孕育了人類文明，由於生產工具和技術發展的停滯不前，在持久的人口與生態環境壓力下，可憐的農業剩餘決定了社會經濟與文化長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工業革命突破了陰暗的馬爾薩斯詛咒。在日新月異的技術推動下，經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指數增長趨勢，歷經兩百年至今，仍未出現步伐放慢的跡象。
《簡史》引用經典作家的研究結果定義資本主義。在前所未有的技術和財富創造能力背後，馬克思看到人類生而有之的貪婪本性。資本主義制度使致富的慾望和才幹得以發揮到極致，利潤驅使下的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勞工階層，資本主義因而被置於天然的道德窪地。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堅持價值中性的分析，強調宗教改革對於資本主義的精神解放作用，擺脫了封建束縛的經濟理性促進了資本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推廣。熊彼特視創新為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特徵；而列寧和法國的經濟史學家布羅代爾則認為，藉助政治權力的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真諦所在。每一位經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畫出資本主義的一個側面，讀者需要也只有從這些不同的側面才能把握資本主義的實質。與道德含義上的分歧形成對照，學者們接近一致地將資本主義無休止的創新歸因於私有產權的強大激勵，以及私有產權為基礎的自由市場經濟的效率。在超額利潤的誘惑下，資本主義變成了一架創新的永動機。超額利潤的意義不再侷限於個人和家族奢華生活的享受，而在於滿足創新的巨大資金需求，承擔創新的巨大風險。企業唯有持續不斷地創新，才能在殘酷的市場競爭中逃脫被淘汰的厄運，誠如熊彼特所論述的，創新不是一項可有可無的業務，而是關係到企業生死盛衰的頭等大事。從早期的遠洋貿易、工業時代的鐵路與石油，到科技時代的研究與開發，超額利潤的獲取充滿了風險。投資和產品出售之間存在著時間差，冒險家無時不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遠洋船隻被暴風雨摧毀，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產品不被市場接受，暴利預期等來的將是慘重的損失。高風險要有高回報補償，與其他經濟形態不同，資本主義的特點是純粹為利潤而非消費和物質財富的積累而經營，用錢生錢，錢不僅是手段，也成為了目的，“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時甚至可以賭上身家性命。超額利潤來自壟斷，熊彼特讚揚市場上的“自然”壟斷，視其為創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羅代爾則抨擊官商勾結的人為壟斷。發達市場經濟的歷史似乎支持了熊彼特的壟斷必要論，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歷證明布羅代爾的擔憂並未過時。雖然私人產權和自由市場為資本主義所必需，這兩個要素也早已出現，為什麼現代工商文明遲至十八世紀下半葉方在英格蘭開花結果？根據韋伯的研究，經過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資本主義的精髓——個人主義的經濟理性逐漸在西歐成為主流，士農工商的社會層級逐漸瓦解，商人在鬆動和衰敗的封建結構中崛起。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從另一角度進行了考察，在他看來，十七世紀的憲政革命創造了新的生態環境，在法治化的私人產權保護下，商人的理性經營指向了資本積累、技術與組織創新，即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創富型資本主義”。中國古代商人同樣具有經濟理性，盈利的衝動引導他們將資源投入維護和發展與官府的關係，滋生“尋租或分利型資本主義”。創富還是分利，經濟理性永遠選擇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為十字路口上的資源流向的指揮燈。資本主義的大規模拓展離不開政治變革，諾斯的見解應該說較韋伯的更為深刻。在開放的市場經濟中，不僅商人做著資本主義的發財夢，底層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過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會金字塔的頂端。儘管塔頂只能容納少數人，通道始終對所有人敞開。如果商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還依賴家族的遺產和蔭庇的話，上個世紀的工業大亨和當代的技術新貴很少出自商賈世家，他們自己的人力資本，也許還有運氣，是決定事業成敗的關鍵。石油巨頭洛克菲勒從學徒幹起，科技奇才喬布斯出生即遭遺棄，養父母是藍領工人。不僅富貴可自寒門出，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資本家的後代往往風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術令父輩的輝煌企業轉眼間變為明日黃花。“富不過三代”是資本家的失敗，卻是資本主義的成功。產品、技能、知識、思想都可轉化為資本，“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創新和創業不問出身、人種、貧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備增值潛力就可走上資本的神壇。“認錢不認人”的法則或許太過冷酷無情，否定了封建世襲身份特權和斯大林主義的官僚等級特權，難道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平嗎？即便不符合人類夢想卻永遠無法達到的“絕對公平”，相對於其他形態，資本主義提供了最高的社會垂直流動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會出現階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階層的固化。機會在任何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運之神青睞財富創造者，實現社會成員的多贏或共贏就有了可能。共贏要求政治上的開放，畢竟資本家和他們的高薪團隊是人口中的少數（精英在哪個社會中不是少數呢？）。社會的多數不得不通過廣泛的政治參與，按照程序修改遊戲規則，抑制資本在收入分
配與再分配上的影響力，保護和爭取自己的利益。在美國，1873年、1930年以及2008年的經濟危機推動了有利於勞工的立法，迫使資本採取更為溫和與收斂的方式。鐘擺並不永遠朝向一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北美和西歐的滯脹又為寬容資本的新自由主義開闢了道路。經典作家們高度評價資本主義的創造力，卻傾向於低估它的自我調節和自我糾正能力。社會流動性和開放性弱化了被預言要摧毀資本主義的階級鬥爭；韋伯擔心的官僚化管理的蔓延和由此而來的停滯僅限於公共部門；讓熊彼特對未來感到悲觀的創新力衰竭並沒有發生。像一輛左右搖晃的自行車，在反覆的失衡和再平衡中，資本主義繼續書寫它雖不光彩卻依然不失精彩的故事，眼下仍沒有停筆的徵兆。專制政體儘管也允許甚至鼓勵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且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垂直流動性，但它的激勵機制誘導社會精英從事分利而不是創富活動。經營權力者竭力攀爬官僚行政階梯，官階越高，尋租空間越大，到達頂峰就可如印尼的蘇哈托，建造以國家權力為支持的超級商業帝國。與公共部門類似，民間企業配置資源也優先考慮政府關係和依附權力的行政壟斷項目，而不是技術創新和企業的高效率經營。從誕生的那一天起，資本主義的成長就伴隨著對它尖銳而嚴厲的批判。如果說第一次大飛躍在悠長的歲月中緩慢而自然地完成，第二次大飛躍則如疾風暴雨，僅用一兩代人的時間就給古老的文明帶來地覆天翻的變化，經濟理性顛覆了傳統社會的價值與道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人從家庭、村社、宗族等農業社會的共同體中剝離出來，將原本“作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件般地拋到市場上，轉化為經濟理性的工具。他/她現在像一粒砂、一顆塵，孤立無援，隻身遊蕩在陌生的現實中，面對難以預測的未來，失去原有共同體中的溫暖和安全感。雖然他/她獲得了空前的個人自由，代價卻是空前的寂寞與失落。生計的困苦化作對資本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發了對價值和道德泯滅的憤怒指責。資本家比前現代的封建地主或專制的大清皇帝更為貪婪嗎？表面上看或許如此，論內在動因卻難分仲伯。傳統社會之所以披著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馬克思），因為在莊園的小共同體內，主人若壓榨過烈會引起農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動。資本主義的僱傭關係使企業主可以輕易地解僱不滿的工人，從市場上另行招聘替代的
勞力。剝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惡決定剝削的程度，與其訴諸道德，不如從制度上加強勞工的市場談判地位。資本主義的確提出了與傳統相異的道德標準——就像人類從狩獵時代進入農耕文明時那樣。道德是歷史的和不斷變化的，新舊道德發生衝突不足為怪，真正難以回應的是資本主義對社會價值的衝擊。是否存在絕對的和亙古不變的價值？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與人類文明的絕對價值相互矛盾嗎？資本主義必須以共同的價值為基礎嗎？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進步是否足以抵消人們在轉型期付出的精神代價？學術界為這些問題而苦惱之時，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公眾似乎已做好了權衡，他們希望改進而不是更換這個制度，特別是在它的替代方案——計劃經濟於上世紀晚期退出歷史舞臺之後。在一些西方知識精英眼中，若想改進資本主義，抑制資本對自由的壓迫，提高國家能力是必要的前提，科卡教授在書中也分析了國家和資本主義的關係。資本和強制這兩大現代社會的支配性力量固然可以相互制約，兩者並不處在對等的位置上，資本是競爭性的，而國家強制力是天然的壟斷。誠然，資本始終追求壟斷地位以獲得超額利潤，但它只能滿足於局部的和暫時的壟斷，因為資本賴以生存的市場是開放的，隨時有“野蠻人”闖進來分食利潤。無論市場份額多大，現有的壟斷性企業（例如蘋果公司）必須開發出新的產品，形成新的、暫時的壟斷，才能保住超額利潤，正是資本的這種壟斷——競爭機制產生了源源不斷的創新。國家沒有也不可能有競爭對手，獨家壟斷的強制力對個人的支配強度從而對自由的潛在傷害遠超彼此競爭的資本。《簡史》中的國家像在國際學術界的很多地方一樣，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流行作那裡，被處理為一個空洞的幽靈，雖然沒有一個生物學的大腦，卻有思維和行動的能力，獲得了起碼是某種程度的自主性。藉助這個幽靈，偏愛完美的學者重新設計資本主義，並臆想他們高瞻遠矚的方案將被平庸的公眾懷著感恩的心情接受。坦率地講，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比這些烏托邦更接近現實，國家絕非獨立的終極行動人。具有思維和決策能力的博弈各方既爭奪對國家機器的影響，通過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護各自的利益，也利用國家機器維護共同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經濟秩序和社會的穩定。
《簡史》以極為精煉的語言，介紹了資本主義幾百年的發展歷史、它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以及帶來的苦難，相信這本大家寫的小書將為讀者提供考察資本主義的啟發性視角，並有助於人們深入思考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價值和道德問題。許小年2016年12月4日
英文版作者序“資本主義”是理解現代性的核心概念，追溯其歷史對解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關鍵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圍繞資本主義展開的爭論也將視線引向了當今世界最為緊迫的問題：從全球化、貧困、氣候變化到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公，以及人類進步的前景和為此付出的代價。作為一個無與倫比的綜合性歷史概念，資本主義總括了經濟、社會、文化以及政治等領域的時代變遷。資本主義既是學術洞察的工具，也是社會批判的手段。這一雙重功用使它在某些人眼中顯得可疑，對另一批人來說卻因此愈發有趣。兩者可能，但不一定會阻礙彼此。過去幾十年裡，這一概念強勢迴歸，成為公共討論和社會科學的熱門話題。不過，資本主義的概念仍有爭議。很多時候，它依然屬於某種片面表述裡的模糊概念，可以被神化或扭曲。無論是其批判者還是捍衛者，過度簡化處理資本主義的現象都比比皆是。本書呈現了一段簡史，涉及這一概念的起源及其飽受爭議的發展歷程，概述資本主義從古至今的歷史。書中對資本主義的不同形態做了區分，尤其關注商業資本主義、種植園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既是造就創新與進步的引擎，也是帶來危機、剝削和異化的源頭。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上西方佔據著中心地位，與此同時，本書也詳細勾勒出它在全球範圍內的分佈與擴張。全文所述核心議題包括“資本主義中的勞動”“市場與國家”以及“金融化”，同時也將資本主義及其批判置於思想史和宗教的場域
進行了探討。需要強調的是，資本主義具有十分強大的適應能力，在不同社會政治條件下均可興起，同時被當地的社會與政治塑型。從這種意義上講，資本主義批判向來十分重要，並將一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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