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辨析其他頭條網

孫永岷

《論語》中孔子的這段話究竟該如何斷句，早已是個老問題。據說，對這個老問題的公開辯論，是在“五四運動”前後。當時，打倒“孔家店”的，聲言孔子有罪，理由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人民絕對服從，是專制理論，是愚民政策。而康有為、梁啟超等認為這正說明孔子提倡民主。所謂愚民，只因斷句有誤，本該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看來對這句名言斷句圈點的位置不同，意義竟成是非兩面。（至於另作析義的如宦懋庸《論語稽》，就認為當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本文就不另作評論了。）

又據說，前些年新加坡“亞洲大學生辯論會”上，這句話究竟該如何斷句，成為復旦大學與臺灣大學兩方爭論的題目。（其內容與結果如何，筆者無所知，想來很有意義。）

顯然，這不僅是句讀問題了。韓愈著《師說》一文，在緊接“習其句讀者也”的話之後有道：“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一代文章大家萬萬沒有料到他千年以後，人們對這孔子名言竟然句讀難知、惑之難解。可見，孔子政治思想的解讀，對他這句話之本意作何理解及如何斷句起關鍵作用。話說回來，筆者細讀《論語》，怎麼也看不出孔子有愚民政策的主張、有輕視人民的落後保守言行，卻看出應當正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對這句話的圈點、解讀至今仍有分歧，而論者或論據不足或語焉不詳，那麼今天繼續討論思考也是應該的。

一

所見當代版，《論語·泰伯篇》該句句讀為：“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當代專家學者頗為認同。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寫道：“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可以使由（服從）之，不可使知之，這又說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1]這裡，把關鍵詞“由”作“服從”解，加上前面“孔子把民看作愚昧無知的人”，當然更能說明孔子“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了。

我以為，這結論值得商榷。

傑出學者、歷史學家蒙文通先生在其《孔子與今文學》一文中有句很中肯的問話：“孔子在生時，‘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語），可見在當時反對孔子的正是舊的統治者，難道孔子專門擁護當時的舊勢力，而他們反不要孔子擁護嗎？”[2]

可以說，此話正說到保守性問題。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不保守甚至反保守才引起當權者的不滿、排斥。

我們應該知道，統治者舊勢力本是垂青保守而厭惡革新的。孔子在魯國不能實現政治理想、周遊列國不受歡迎乃至遭遇困厄（參見《史記·孔子世家》）的主要原因，無疑是他的儒家主張不如法家那樣切合統治者役使人民、擴張勢力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張“仁者愛人”、“博施於民”的長治久安計，這種仁政禮治絕非保守。至於秦用商鞅變法而強、而為“尚首功之國”而一統天下——這段沉重的歷史篇章，反倒說明了孔子主張的進步性。否則，短短秦後的漢代儒學勃興、繼燦爛先秦文明之後的漢代輝煌就無法得到說明。或有論者說，儒家學說、孔子思想在漢初並不受歡迎，“馬背上得天下”的劉邦對儒士不就非常輕侮？其實，這隻能說明皇權意識對進步政治思想的牴觸，並不能說明繼承孔子政治思想的漢初儒學是落後的。“蓋至秦漢之間，而儒學之宏深莫可與為倫也。唯晚周之學重於議政，多與君權不相容”[3]。歷史證明，君權需要智術之行，難容仁政之議。而此後儒學得以“獨尊”，實因董仲舒為儒學之否定專制的進步性披上了“天人感應”的“合法”外衣。這是董仲舒偉大處，也是皇權之下孔子儒學之呼籲仁政的優良傳統蹣跚前行的悲哀處。

然而，如《史記·孔子世家》言：“天下君王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歷史潮流，除了短暫洄逆，總是向前行進的。孔子學說的中心理念是前進的，其政治主張是進步的。西晉杜預《春秋左氏傳序》雲：“仲尼……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這遵遺制（並非照搬）“以明將來”不可謂“保守”；繼遺制之優良傳統以利將來不可謂“落後”。說以上這些，似乎可以用來澄請一些如對孔子“克己復禮為仁”（《顏淵篇》）、“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篇》）等主張作誤解的言論。

當代著名學者楊伯峻先生《試論孔子》有云：“孔子的政治主張，儘管難免有些保守處，如‘興滅國，繼絕世’；但基本傾向是進步的，和時代的步伐合拍的”[4]。我以為此話雖較為公允，但仍有可商榷處，即所謂“保守處”的“興滅國，繼絕世”。該條見於《論語·堯曰篇》：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以上兩方面措施，前者說統一度量衡，裁冗整飭、肅清吏治以行四方之政，應該沒有問題。後者希望“天下之民歸心焉”也正確，問題在“興”“繼”“舉”。我們清楚：當時在華夏大地，諸侯小國甚多，《史記·殷本紀》：“周武王之東伐至明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比如此前紂封三公之一的西伯昌之西岐領域，也只是若干小國中之佼佼者而已。往後，僅管“周轍東、王綱墜”，這些自然形成的小國還不少，然而“春秋無義戰”，僅管其中那善理國政的，也難免於危亡，以致其宗廟社稷坍毀，祭祀不存。我以為，此即所謂“滅國”“絕世”。至孔子時，這現象也常發生。對此，如《論語·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事件，孔子就責備當官的學生冉有不稱職，不能諫阻季氏的征伐行為。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可見，這魯國轄內的附庸小國，縱有賢良當政也不免有滅國絕世之危，而季氏之伐絕無正義，更無進步可言。由此可知，孔子提出的“興滅國”、“繼絕世”，實為正義呼籲而非落後保守的政治主張。再說“舉逸民”，在孔子心目中的“逸民”例如“伯夷、叔齊……柳下惠”諸人，這是些志行高潔而被遺落的人材，能讓“天下之民歸心焉”（《微子篇》）的人。歷來，抒發自己懷抱者不少，而主張“選賢與能”者不多。孔子之“舉逸民”乃為百姓邦家之計。如以上所說正確的話，則孔子政治主張之重民生的進步性在這裡也體現出來了，而不能歸在“有些保守處”裡。

如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體現了孔子重民生的政治主張，不能成說是落後保守、視民為“愚昧無知”了。所以此句讀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合情理。

二

據出土的文物看，秦漢（或先秦）簡牘的“原來樣子”是文辭無句讀符號。關於“民可使”句，不妨再結合事實來對上文進行分析。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5]列出時人對孔子這句名言的爭議，這裡摘要於後。

故大戴禮記言其事雲，說之以義而視諸體也。此則可使知之者也，自七十二人之外，凡未能通六藝者，夫子亦以詩書禮樂教之。

對此，《正義》之注未置評，但我們可以看出《大戴禮記》之言“可使知之者”所指為孔子學生，卻非本文所言之“民”，似不必討論。但“未能”者“亦以教之”卻值得注意。此外，針對其他說者的言論，《正義》有云：

說者以民為群下之通稱，可使由不可使知，乃先王教民之法，其說似是而非。

可見《正義》不贊同此種（愚民論）說法，並舉例論述：“《韓詩外傳》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心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據《外傳》之文，則先王教民，非概不使知者，故家立之塾，黨立之序。”是說先王教民使知，則設立私塾、庠序，君子引導百姓使民心晰。否則道義不明，民眾難以行進。先王設立教育機構，君子引導民眾，皆在使民眾不愚昧（“道不迷而心不惑”）。意即孔子重教系聖人君子所為，其“民可使”這句話，是說能明白道義而行之者，由之；未能者，（則教以）知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孔子稱先王之教民、贊君子之導民，而“民可使”句本意正是這樣。其句讀自然應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人已有此解讀，至今不算遙遠；今天的解讀還應商榷。

當代解讀之特別值得重視的，見於楊伯峻先生《論語譯註·泰伯篇》：

[註釋]子曰……知之——這兩句與“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史記·滑稽列傳補》所載西門豹之言，《商君列傳》作“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後來有些人……別生解釋……反失孔子本意。[6]

上文“意思大致相同，不必深求”之言恐誤。我以為，縱然不必深求，也明白孔子所說與西門豹所指了不相類，更與商君之論隔如雲泥——

孔子逝世半個世紀之後，西門豹治鄴興水利而任民勞，未有引用孔子之言的意思；至於衛鞅引“語曰”（論時代，鞅在豹後，或為引鞅語）“民不可”云云更與孔子“民可使”的話不相關。且說“民不可與慮始”是衛鞅在秦孝公面前力爭變法時所說，正合孝公主攻伐而霸諸侯的野心，於是“卒定變法之令”。商君對儒家理論仇視而鄙夷，斷不會引用孔子那句名言（何況孔子主仁愛倡禮樂）。商鞅主張施行愚民之術，說“民愚則力有餘而知不足”（《商君書·開塞第七》），“力生強”，才更能“為利祿之故戰”（《靳令第十三》），斬首多則利祿大。這樣，西秦這“首功之國”當然就急遽強大了。

以上這些，意在說明，就政治主張言，商君說“民不可”與孔子曰“民可使”這兩句話不可類比，決難說是“意思大致相同”。

當代，對“民可使由之”解讀之值得重視的，還見於南懷瑾先生著述《論語別裁》“愚民政策”條。南先生結論是“不必要另外圈點，就是原來那個樣子”；又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也是一句名言，不必另外去圈點了”[7]。

對此，南先生的例證是自己的經驗和體會，固然可備參考；其言辭豁達和易，說今天是這樣的看法，也許明天再改變也說不定。拙文引述這條，亦意在說明孔子這句名言至今乃至以後都很重要，人們還會繼續研讀，仁智各見。然而說這句名言的“原來那個樣子”，就不確切了。

三

當代，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無疑對《論語》研讀愛好者很有裨益，其註解翔實，深入淺出，能給人以討論空間，影響頗大。茲照錄“民可使由之”條後的譯文：

孔子說：“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什麼。”[8]

顯然，問題的關節點仍然是把“由”作“服從”解（把民可使由之作一句讀），使民“照作”走，因為不可以使他們知道為什麼。然而照著走去的“我們的道路”是什麼，必然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希望知道的，孔子能說不讓他們知道嗎？（豈非孔子在向統治者獻策，而這策論又給錄入《論語》了？）

我們知道，孔子的偉大處，正在希望民眾能知、能行其提倡的儒家之“道”（可謂孔子心目中的“我們的道路”），故而大力提倡仁民重教。

孔子“有教無類”（《衛靈公篇》）是中華教育史上的率先作為；他教學生以君子之道，“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篇》）；深知仁愛之於民眾需要重要性，“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衛靈公篇》）。可以說，一部《論語》，還找不出“不可使知之”的違心言論。

再說希望民“由之”的“道”，就是孔子畢生的信念與追求：大到政治理想，小至人生作為，幾乎沒有無關民生的。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夫，民鮮久矣”（《雍也篇》），是在呼籲人民需要和美的生活，一如“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學而篇》）。可以說，孔子之道的最高理想，也是人民至今嚮往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禮記·禮運》）以這種理念所規劃的人生走向就正是希望“民可使”而“由之”的，即所謂“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禮記·禮器》），這是孔子之本意所在；當然也就是孟子所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離婁下》），“居仁由義”（《孟子·盡心上》）。這些“由”顯然當訓義為行，比如上例“由仁義行”意即“行仁義之行”。孔子之言民可使之“使”，其義亦實為“行”；複詞“行使”，現代漢語猶用之。可見“民可使，由之”義即“民之可行者，其自行之”。

至於有“不可使”，則“知之”。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孟子·萬章上》）其意即“不可使，知之”。“不可使”者即後知後覺者，當然需要讓他們明白，即“知之”以道。至於“可使”與“不可使”之使動義，義同“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論語·陽貨篇》）中之“使”，“易使”義為“可使”；又如《禮記·表記》所謂“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中之“使”。就這些對民的“使”而言，也並非“役使”之義。在孔子這句名言中當然是“行”義，“不可使，知之”，義即“其不可行者，教以行之”。至於孔子所主張社會當“行”者，總離不開他的政治理想，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云云。

總之，我以為，孔子這句（本無句讀符號的）名言應有不同於幾成定論的圈點，應當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本意所在，已如上述。如能見教不同的意見，我以增益知識為幸，還望讀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