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前言

它既是一枚被安放於博物館中供遊人參觀的文物,也是一枚被數以萬計的錢幣收藏愛好者覺得可遇不可求象!它誕生於辛亥革命時期的江西。從幣的正面來看,大體的表面框架與清代機制銅幣並無區別,只是上面的字體發生了改變,

中間的“贑”字表明瞭該幣鑄造地為江西,從背面來看,象徵封建王朝天子形象的龍圖案被當時革命特徵的圓形十八星旗所取代,外面覆蓋了細密的網格紋,或許後來出現的紙幣上面隱約的網格紋受此幣的一些影響而長久的存在至今。中間是一個細小而帶有傳統道教色彩的八卦圖案,武昌首義後,江西緊接其後響應,但是該地在此過程中沒有經過慘烈的戰鬥而迅速光復。當時還沒有正式的國號,該幣戰火中匆匆誕生到停發只有短短的三個半月(1911年10月至1912年1月),存世量非常之少。它背後的故事耐人尋味,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我們同時透過它一起看看辛亥革命前後的江西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江西具有革命的先天基礎


1.十九世紀中葉我國的經濟概況

從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以後,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破壞了我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加速了農民和城市手工業者的破產,增進了農產品商業化,為資本主義生產提供了勞動力來源和市場,這就為中國資本主義興起做好了歷史準備。到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在我國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地區出現了首批近代企業,它們大多是在洋務運動影響下產生,直接為洋務派軍工業服務的,性質大多為官辦或官督商辦。

2.在資本主義勢力影響下的江西經濟

從地理位置歷來看來看:江西處於中間地帶,有些山區交通不便,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入侵要晚些,封建自然經濟保存得比較久。但是隨著外國商品在長江口岸的傾瀉與資本輸出,該省自然經濟同樣日趨瓦解。這具體表現在:

  • 由於外國洋紗的輸入,原來的男耕女織、以家庭為單位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瓦解了,即廉價的洋紗代替了土紗,紡織分離乃至耕織分離在許多地區成了普遍現象;
  • 列強大肆搶奪農產品做工業原料,促使江西農產品商業化加強。經濟的分化、導致了新階級的產生與新思想的孕育。

3.江西民族經濟產業的興起

進入二十世紀後,江西社會經濟發生了比較深刻的變化,這是因為部分士農、務工與從商者迫於列強壓榨,再由於自己落後的生產方式敵不過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因而產生了改變生產方式、發展資本主義的強烈願望和要求。他們力圖從興辦近代企業、發展民族經濟方面來抵禦洋人的侵權奪利,改變完全被外國侵略者所攫取的局面。這種現象在江西表現的特別明顯:

  • 1898年清王朝創辦的萍鄉安源煤礦,在1905年株萍鐵路通車後成為中國很早採用機械生產、運輸、洗煤與煉焦的煤礦,為中國當時的十大廠礦之一。這裡集中了大批產業工人,成為一支反壓榨和剝削的重要新興力量。
  • 隨著當地傳統造瓷、造紙業的發展與煤炭業的興起,全省各地陸續創建了很多新式企業,其它的如紡織業、加工製造業緊跟其上。

④.思想文化領域的新景象

近代江西社會由於新的生產方式、新進步勢力的產生,其思想文化的新景象也出現了,這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和其相關勢力出現緊密相關的便是辛亥革命前夕,江西產生了一批不同於舊式科舉文士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產生既與清廷推行“新政”,辦學堂、興遊學有關;也與進步思想傳入江西有直接關係,同時又是動力。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江西上述得天獨厚的優勢,使其在後期的各進步運動生個發芽打好了良好的基礎,那同盟會是如何在此地區茁壯成長呢?


當地活躍的革命氛圍

1901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民族危機加深,這增進了新運動發展,孫文的新思想被更多愛國志士所接受,江西是他們早期活動中的首要選擇地。

  1. 當地勢力的爭取

1904年,黃興領導華興會籌備長沙起義的時候,陳天華就從日本寫信到湖南,建議遊說江西巡防營統領廖銘縉屆時響應。當時這支部隊駐紮在吉安,華興會立即派了鄒永成、易本羲等數十人帶著《揚州十日記》與《嘉定三屠記》等書到吉安。事後廖立即設立興中會分部,與其它團體互相聯絡,提倡民族革命。1905年東京同盟會成立後不久,孫文認為“湘贛同心合作,相關密切

”,派黃格鷗、魏會英等回江西,在南昌賜福巷建立了同盟會支部,黃任部長。魏會英是贛州人,因此他又回贛州與另外兩個同鄉成立了贛州分部,並創辦了印刷廠、報紙與學堂等,繼續進行活動。在其它一些地區,如高安、宜豐、萬載、銅鼓與新餘等地相繼建立了分部。江西民眾在各種宣傳活動中受到啟示與教育,很多人意志昂揚地加入了同盟會。

  1. 在新軍中輸送新鮮血液

同其它地方一樣,當地同盟會也非常重視對新軍的影響,不少同盟會會員被派到新軍中去當兵。江西的新軍本來就是一支比較進步的部隊,官兵中有很多富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同盟會會員在新軍中的活動進展很快。當時任管代,後來成為江西都督的李烈鈞曾有這樣一段追述:

“第五十四標一、二營士兵思想很活躍,營中官佐彭克儉、鍾運均、歐陽偉、鄧紹禹等皆志慮忠純,勇敢負氣,先後糾二、三營同志及省垣各學堂學生,加入同盟會數百人”。

到江西光復前夕,該地新軍幾乎全掌握在革命黨人的手裡。從而形成了光復江西的基本軍事力量。

  1. 聯手當地的會黨

會黨是當地具有濃厚色彩的一個團體,江西也不例外,當地是各會黨各派山堂林立,主要有三股較大的勢力:一是由龔春臺、李金奇與肖克昌為首的哥老會,各擁眾數千人;二是由姜守旦為首的洪福會,也有數千人;三是由龍人傑、廖叔寶、沈益寶等為首的武教師會,各擁有眾數百人,這三派互不統屬,形同散沙。為了能夠使得這些分散的會黨形成一股強有力的生力軍,同盟會會員蔡紹南與龔春臺等商量,先以秘密集中開會的方式約各會黨的首領上百人開會,以洪江會為基礎將哥老會其它派系和武教師等併入。推舉龔春臺為首領,上設主腦機關,下設各分部門。當中這儀式還是帶有傳統會黨的封建色彩,但是會上的誓詞還是反映了這些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對同盟會綱領的接受。同盟會在聯手這些會黨的同時,也派遣自己的會員加入上述各會黨充當骨幹,例如焦達峰、陳作新這樣的知識分子本身就具有同盟會成員與會黨首領的雙重身份。這樣大大增強了會黨的組織與動員能力。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當時秘密開會與武裝起義的臨時指揮點之一

多股勢力匯合與交融,一場以會黨為主力的萍瀏醴起義即將爆發!


波瀾壯闊的萍瀏醴起義


該起義是辛亥革命的先聲,也是一場由同盟會領導的一次大規模起義。孫文在曾經稱讚該起義為:

“今得湘贛之役,則昆陽雷雨,共見實行家之精神,謂為1878年巴黎劫武庫之役可也。”

關於該起義的前後經過,各位都可以從平臺的搜索框內輸入關鍵字“萍瀏醴”即可查到,故這裡不再詳細展開。但是我在文章開頭所提“大漢銅幣”的產生與這場起義有一定的淵源。該起義的主要目的是反對滿清的統治,故具有“揚漢排清”的理念,這可以從參加起義的其中兩個關鍵人物言行裡得以直接體現:

  • 初舉“大漢”旗的廖叔寶

此人擅長武術,善使雙刀,成為有名拳師後廣收門徒,在萍鄉、瀏陽與宜春一帶享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平時重舊式的兄弟義氣,喜歡結交武林同道中人,不少武林高手常慕名拜訪,另外,他聯合當地不少諸派武師組成武教師會闖蕩江湖。在萍瀏醴起義前所開的一次緊急會上,一方的激進派認為人多勢眾,可以與清軍決一勝負,而另一方的保守派認為軍械不足,主張稍緩以待外援。廖叔寶討厭這種無休止的通宵爭論,連夜跑回麻石後召集了兩三千人,打著“大漢”旗號的白旗宣佈起義。該旗一亮,各路會黨於是緊接而上,起義提前開始了。廖叔寶任起義軍前營統帶,每次都是身先士卒。

他用行動證明了“大漢”的這個傳統觀念,這對後來的所產生的銅幣樣式奠定了一個模糊的框架。

  • 既打“大漢旗”,又發佈討滿檄文的龔春臺

他在當時起義部隊無法統一指揮的情況下被暫推為“先鋒隊都督”,打得旗號也是“漢”外,還分為“左軍漢勇”、“右軍漢勇”與“後軍漢勇”。發佈的檄文有點類似於明成祖的討元檄文,上面的內容充滿了對滿清的歷史控訴:

“今天劃清種界,特興討罪之師,率三湘子弟為天下先,冀雪前恥,用效先驅。特數韃虜十大罪惡,昭告天下,以申撻伐”。

以上檄文又進一步突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主題思想,對後來的大漢銅幣烙上了民族印記。義軍一路上紀律嚴明,所到之處只打擊官軍與地主豪紳的因素外,其它社會各界秋毫無犯。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轟轟烈烈的起義雖然在清廷的高壓下失敗,但是他也給後續的起義提供了深刻的教訓:一是克服了革命派社會基礎狹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圈內打轉的侷限,二是建立了系統化而又嚴密的秘密組織,三是全力運動新軍,不輕易發難。


九江首義,江西光復,短暫的大漢銅幣退出了歷史舞臺

  1. 九江首義

九江是歷史上有名的“通都大邑”,自古以來有“陸通五嶺,勢距三江”和“七省通衢”的美譽,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為兵家必爭之地。它也是江西的首義之地,在辛亥革命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宣統三年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發動了起義,九江也於10月23日快速響應,由同盟會員林森,吳鐵城與李烈鈞領導,同時在清軍駐九江第五十三標標統馬毓寶,九江警隊所長李先曾的配合下,宣佈脫離清廷。

  1. 南昌光復

南昌地處江西北部,為江西省會,贛江撫河和浙贛鐵路、南井公路貫穿其中,扼通往省內交通要衝,素為兵家必爭之地。九江首義成功後,革命黨人也做好了進攻南昌的準備,1911年10月31日,同盟會員蔡森等率爬城隊首先登上了南昌城頭,打響了首槍,城內由方先亮、李柏年等配合下迅速佔領了軍械庫與其它重要地方,城內清軍被打散,頃刻間,南昌全城被義軍控制,象徵清廷的黃龍旗被扯落,換上了鐵血十八星旗。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 大漢銅幣的退出
  • 義軍在佔領南昌後,銅元局也被控制,該幣是在充忙中被趕鑄出來,由於當時還未確定正式國號,受當初萍瀏醴起義中所含有的“抱鐵血主義恢復漢室”思想的影響,該幣的正面印上了“大漢”字樣,後面的標識受到當時共進會的影響而被優先考慮

    。這時是1911年辛亥年10月底。壬子年後,該幣先是背部的圖案發生了變化,即是被九角十八星旗所取代,響應起義的安徽與湖南兩省錢幣的背面也是採用了該圖案。1912年初, 民國成立後,孫文任臨時大總統,國會進行了國家旗幟討論中,認為當時的排滿思想過於狹隘,不利於滿、蒙、藏、漢、回五族共和的思想,還會造成不利的對立現象,故大漢銅幣不再符合當時形勢而匆忙地退出了貨幣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五色雙旗幣與鐵血十八星旗幣。


    辛亥大漢銅幣背後的故事

    結束語

    辛亥大漢銅幣在戰火中匆忙而生,它見證了辛亥革命中風風雨雨的江西,也宣告了中國兩千年帝制的結束,當我們在博物館裡再次看到它的時候,似乎再次回到了那個不堪回首的崢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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