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50年裡，許多傳染病從動物身上進化而後傳播到人類身上並且造成災難性結果。20世紀80年代的艾滋病危機起源於類人猿，2004-07年的禽流感來自鳥類，而2009年的豬流感則是由豬引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是由蝙蝠通過果子狸傳播的，而蝙蝠也傳染給了我們埃博拉病毒。到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爆發再次強調了一個問題：
測量體溫並不能準確識別，因為有的新型冠狀病毒攜帶者並未顯現症狀
動物是怎樣使人生病的、疾病如何跨種族傳播？
大多數動物都攜帶一系列的病原體——細菌和病毒，這些都是導致疾病的罪魁禍首。病原體，無論是細菌還是病毒，病原體的進化生存依賴於感染新的宿主，而跳到其他物種則是最高級的一種方式，因此動物疾病感染到人類，這即使病原體進化的動因也是結果。新宿主的免疫系統試圖殺死新的病原體，人類的免疫系統和病原體在進行著一場永恆的進化遊戲，都試圖找到新的方式來擊敗對方。例如，在2003年Sars流行期間，約有10%的感染者死亡，相比之下，“典型”的普通流感流行的死亡率還不到0.1%，所以一般新型病毒對人類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猴子和人類共同生活在城市裡
環境和氣候變化正在改變動物的棲息地，它們如何生存、住在哪裡、誰吃誰，這都在發生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全球5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50年前這一比例僅為35%。這些更大的城市為野生動物提供了新的家園——老鼠、浣熊、松鼠、狐狸、鳥類、豺、猴子——它們可以生活在公園和花園等綠色空間。通常，由於豐富的食物供應，野生動物物種在城市比在野外更容易生存，這使得城市空間成為不斷演變的疾病的大熔爐。比如你要是到紐約去，人家會跟你炫耀：“你見過跟貓一樣大的老鼠嗎？我們地鐵站裡到處都是。”
紐約鼠患成為它的一張名片
誰的風險最大？
新的疾病往往更危險，這就是為什麼任何新出現的疾病都令人擔憂，同時一些群體比其他群體更容易感染這些疾病。較貧窮的城市居民更可能從事清潔和衛生工作，從而增加了他們遇到疾病來源和帶菌者的機會，他們也可能因為營養不良和暴露在惡劣的空氣或不衛生的條件下而有較弱的免疫系統。如果他們生病了，他們可能負擔不起醫療費用，更加耽誤了治療。如果這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這會更容易將之傳播出去。
城市人滿為患
由於人們擠得太緊——呼吸同樣的空氣，接觸同樣的表面，新的感染也能在大城市迅速傳播，城市是新疾病傳播的最佳溫床。更為驚人的是，在一些文化中，人們也用城市野生動物作為食物。
我們應該如何做？
社會和各國政府傾向於把每一種新的傳染病當作一種獨立的危機來對待，而不是承認它們是世界一系列變化的必然結果，它們並不是孤立出現的。事實上我們越是改變環境，就越有可能破壞生態系統，併為疾病的出現提供機會。世界上只有大約10%的病原體被記錄在案，因此需要更多的資源來識別其他的病原體——以及哪些動物攜帶了這些病原體。例如，紐約有多少隻老鼠，它們攜帶什麼疾病？許多城市居民重視保護城市野生動物，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一些動物有潛在的危害。我們要了解哪些動物是剛到城市的，人們是在捕殺、食用野生動物，還是把它們從周邊地區帶到市場，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改善衛生條件、廢物處理和蟲害控制是幫助制止這些疾病爆發和蔓延的方法。
更廣泛地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管理環境的方式以及與環境交互的方式。
正視現實：流行病是我們未來的必然組成部分
認識和了解新的疾病出現和傳播的真正原因——上文所說的錯誤地改變環境和生態——會使我們更有力量去對抗新的流行病，這是我們未來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個美軍士兵把一種新流感帶到了歐洲，然後在全世界感染了大約5億人，造成5000萬到1億人死亡，這段歷史被稱為“西班牙流感大爆發”。
彼時的人們對傳染疾病了解不夠深刻，但科學進步和對全球衛生的巨大投資意味著傳染疾病在未來將得到更好的控制。然而，無論我們如何學習與病原體（包括病毒和細菌）抗爭，傳染病大爆發的風險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是災難性的。
二十世紀中葉，一些西方國家聲稱傳染病是可以戰勝的。但隨著城市化和不平等的加劇，以及氣候變化進一步擾亂我們的生態系統，我們必須認識到，戰勝傳染病的代價可能會越來越大。如果時間逆轉到100年錢，那時候的人類沒有如此聚集，人類也沒有太過先進的交通工具，病毒想要大範圍傳播幾乎很難。到了如此全球化的世界，任何病毒和細菌可能在瞬息間傳遍全球，造成更大範圍的破壞。
控制傳染病的最有效方法除了研發疫苗和特效藥，更重要的是在疾病大爆發之前就要控制隔離，抑制疾病的大範圍傳播，這是經過上百年來無數次疾病預防和控制經歷總結出來血的教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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