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3年，從日本出發的兩支商船隊，先後到達當時中國在東方最大的貿易港口寧波，明王朝在這裡設置了直接管轄中日海上貿易的衙門“市舶司”。這兩支商船隊將在這裡勘驗貨品和報稅，看起來一切應該像以往一樣順利。
但不同以往的是，由於這次與市舶司的報關核稅，卻間接導致和引發了大明王朝海上倭寇的再次大規模侵犯。
導語：
中國古代的海上貿易，事實上遠比想象來得久遠和昌盛。各朝各代為管理海上國際貿易，均設置相關的衙門，便如同現在的“海關”，當時稱之為“市舶司”。市舶司產生於唐，發展在宋、元、及明初。
但縱觀整個明朝時期，東南沿海便多次受到倭寇的侵犯。市舶司也隨著海禁的執行和開放起起伏伏。
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倭寇曾經平息過一段時期，然後卻再次氾濫，這其中有著相當大的原因是因為明王朝的腐敗。基層官吏結合紳商對與中國海上貿易的商船隊強行收受賄賂，隨意改變規則。而市舶司作為專管部門，難辭其咎。
中國海上貿易發展和市舶司的產生
中國海上貿易可追溯到公元2世紀的166年，當時羅馬帝國的一位使臣，去到日南（越南東河），聲稱受羅馬皇帝安東尼的差遣，向中國皇帝致敬，並送象牙、犀牛角等禮物。
公元3世紀的226年，羅馬帝國的商人乘船到交趾郡（越南河內），後來到東吳建康覲見孫權。
這兩次由西方國家來到中國的使者或者商人，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和中國進行海上貿易。
但直到中國唐朝的8世紀，國際間的定向航道才開始確定，中國門戶大開。這個時期，中國逐步出現當時全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如交州（越南河內）、廣州、泉州、明州（浙江寧波）等。
這些港口城市的興起，完全是因為與西洋、東洋海上貿易的發展。比如廣州港內就停滿了阿拉伯船舶，還有大量南海商船（馬來亞半島）、波斯商船（屬於阿拉伯帝國屬地）、崑崙商船（非洲東海岸）、獅子國商船（錫蘭島）、婆羅門商船（印度）。
為了辦理這些商船的供應，以及這些商船人員、貨物的進出交易管理，唐朝在廣州設立了一個專門機構，名“市舶司”，領導市舶司工作的官員稱“市舶司使”。隨後由廣州逐步發展出了其他貿易港口的市舶司專管衙門。
所以市舶司自打出現，其目的就是中國設立在各海港對外貿易的官府，可以算得上是中國古代的海關。
到了宋朝，海上貿易顯得更為重要。特別是南宋時期，國家稅收將近三分之一是由海上貿易所得，市舶司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可見是有多麼重要。
元朝時期，同樣重視海上貿易，僅在東征日本時關閉對日貿易，但很快恢復。至元十四年，元朝在上海、杭州、慶元（寧波）和泉州建立市舶提舉司，其中北方的三個市舶司主要用來管理與日本的貿易。
明朝海盜的產生髮展
到了明朝，起初市舶司依然發揮重要作用，但隨著海上倭寇的泛濫，迫使明朝做出一系列禁海動作。市舶司也隨著海禁的政策起伏關閉。
倭寇對明朝的傷害，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十四世紀末到十五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海盜結合明王朝的一些流民對中國沿海侵犯。
第二個階段，是十六世紀二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這個階段的倭寇興起，則是中國明王朝政府官員貪汙和市舶司腐敗所直接造成的後果。
十四世紀末頁，浙江反抗蒙古人的領袖方國珍，無力抵抗朱元璋的勢力，終於被吞併。但他的一些下屬卻勾結日本海上流浪武士，在沿海一帶劫掠。
朱元璋下令禁海，禁止漁民出海捕魚，並全部被編入軍籍。這種“堅壁清野”的方式卻嚴重傷害了民生，反而迫使一些漁民加入倭寇的行列。另外，日本南北朝混戰結束後，一些不願意服從北朝的臣僚，也加入海盜行列，此時的倭寇聲勢浩大。
朱棣執政後，改變閉關政策，他一方面准許日本和中國進行正式貿易，一方面加封日本大將軍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請他加強對日本海盜的打擊。足利義滿當然不會接受日本國王的稱號，但因為朱棣的善意，所以對中國稱之為倭寇的日本海盜，嚴厲剿捕。此時中國沿海秩序漸漸恢復正常。
日本商船的委屈
中國沿海地區保持了八十年的正常秩序後，進入了倭寇侵犯的第二個階段。而這個引發第二次倭寇的始作俑者，便是中國海關市舶司。
市舶司在唐朝初設時，長官是由地區節度使兼任。但隨著市舶司在運行當中，為國家獲得的稅收大幅增加，逐步開始由朝廷派出的宦官來擔任長官。這樣看起來便於由國家直接掌控這個部門。
到了明朝，國內主要經濟體實質上的長官全部都是宦官擔任。市舶司是個絕對富庶的衙門，更是滋生主管宦官貪腐的“寶地”。
1523年，從日本出發兩個商船隊，目的地是中國東方最大的港口寧波。這裡的市舶司也是主要負責日本貿易的主管部門。
日本船隊其中一支是由宗設率領，另一隻船隊是由瑞佐率領。宗設的這支商船隊比瑞佐率領的這支商船隊要早一些到達港口，這意味著按照慣例，宗設要先於瑞佐進行貨物勘驗和報稅。時間對於海上貿易的商船隊來說至關重要，特別是這種大型海上商船隊，時間的延長就是貿易成本的增加。
但正如同我們前文所述，當時的明王朝已經是個貪汙氾濫的國家，在市舶司這種衙門裡，貪汙行為更是無微不至。以往日本商船到達港口，無不對主管衙門市舶司的各層官員關懷備至，以用來方便行事。習慣成自然，大家對此並無抱怨。
這一次，宗設依照慣例前來參加市舶司的招待宴會，卻發生了一件事情，讓這位背景不簡單的日本商人大發雷霆。
依照中國明王朝的規定，先到港的商船先檢查，並且在市舶司宴會上坐上座，後到的後檢查，排後座，以此類推。
瑞佐後到，當然應該排在宗設的後面和坐在宗設下邊。但瑞佐的一箇中方翻譯人員宋素卿，暗自送重賄給到市舶司的主管官員太監賴恩。以前各商隊也都會送上賄賂，基本上會按照法定的秩序辦理事項。
可能瑞佐的賄賂金額實在很大，市舶司的掌管太監賴恩這次就先安排檢查瑞佐的商船，並且把瑞佐在宴會上的座位安排在宗設前面。
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樣要面子，私底下的安排不被旁人所知，宗設還能強忍。但市舶司安排的招待宴會是官面上的事情，這讓宗設下不來臺，於是宗設大怒要打瑞佐。
市舶司因為接受瑞佐的賄賂較高，所以袒護瑞佐，並暗中幫助他準備武器。宗設的委屈本就來自市舶司，這時更無處申訴，因為他在中國的主管就只有市舶司，其它衙門沒有任何責任對他負責。
氣急敗壞下的宗設，召集手下船員攻擊瑞佐下榻的旅社，瑞佐的武力不如宗設，便向寧波城外逃去。宗設追擊，事情開始變化。宗設的船員中原本就有一些流浪武士，性情殘忍，這時便沿途燒殺，一直殺到港口，登上船隻回國。
市舶司的委屈
市舶司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個程度，主管太監賴恩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脫罪。而用倭寇來做他的擋箭牌最合適不過。於是這一起日本商船之間的貿易糾紛，被定性為日本倭寇的侵犯。
明王朝對這件事情的處理結果，不是檢討市舶司的主管官員，而是認為這些罪過都是由於貿易，於是國家所有市舶司都被關閉撤銷。龐大的中國海關係統再一次遭受打擊。
這件事情看似偶然發生，其實是必然結果。因為市舶司在明王朝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貪汙系統，甚至已經遠遠超出鹽礦和織造。所不同的是市舶司牽扯到明王朝最為敏感的神經-倭寇，所以才會首當其衝的被撤銷。
消失的商船|官商勾結下產生的倭寇
市舶司衙門被撤銷，但市舶司的“陰魂”卻沒有散去。官方主持的貿易被迫停止，但民間對貿易的需求卻無法停止。這貿易便由官方轉到了民間。
日本商船到達港口後，改由當地的貿易商行出面招待，並代行貿易之事。最初雙方合作愉快，久而久之，中國貿易商行欠日本商船的貨款增加。日本人不斷催討，那些貿易商行的富商老闆一拖再拖，催的急了，便展開消失大法，人影無蹤。
這些貿易商行的富商，大都是明王朝的士紳階層。士紳階層的構成又大多是官員家屬、親戚，以及退休官員本身。所以日本人是啞巴吃黃連，欠款基本上得不到解決。
日本人得不到貨款，回不了國，於是開始聚集在沿海島嶼等待。
此時欠款的士紳們為抵賴貨款，向官府報告說沿海出現倭寇。官府當然明白事情的由來，但卻和這幫士紳富商勾結，出動軍隊準備圍剿。
士紳富商們此時卻又來做好人，他們暗自通報日本人，說官府要來圍剿海盜，要命的趕緊走。
日本商船於是感激他們的消息通報，欠款也不急著要了，趕緊回國。這樣一來二去，日本商船依然還保持著與中國貿易商行的生意，但欠款卻越來越高。
1546年，日本商船的忍耐達到了巔峰，他們既無法獲得貿易欠款，又無法再次面對國內追討。他們佔據了中國沿海一些島嶼，準備要不到欠款就絕對不回國，明朝要是用圍剿的方式對待他們，他們就用武力對抗。
中國富商士紳們再一次祭出倭寇的法寶，嚮明王朝申請圍剿。明王朝於是真的向日本商船隊攻擊，日本人正式開始對抗。留在島嶼上的力量顯然不夠，於是派人回國尋找支援。當日本國內武裝部隊和日本商船匯合後，即開始登陸作戰。
明王朝沿海軍隊不堪一擊，追債的日本人跟在明朝潰軍之後，攻城掠地。戰爭波及到浙江、福建、江蘇三省。日本原本正當的跨國貿易商人，此時性質已經完全轉變，他們很容易就嚐到了由搶掠所帶來的豐厚財富滋味，於是成為了真正的倭寇。同時他們對明王朝的官府衙門，以及富商士紳恨之入骨，就將憤怒轉加到所有無辜的中國人身上。
結語
日本倭寇第二次大規模的侵犯明王朝，當然有其他們自身貪婪殘暴的性格使然，但原本這份殘暴曾經被封印在明王朝合理的對外政策中，卻又因為明王朝那些腐敗衙門和貪官奸商被釋放。
這一次的倭寇災難，歷時十九年，一直到1564年，抗倭名將戚繼光把最後一支倭寇，消滅在福建仙遊。但中國沿海五十萬平方公里的富庶地區，已經全部殘破不堪。
尋蹤溯源，明王朝大規模發生的倭寇事件，有其外因。但主要的內因卻是明王朝各個角落的腐敗，大明王朝的海關衙門市舶司在這場浩劫中，扮演著那麼可悲的角色，不得不讓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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