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是現代社會的永恆議題。曾以為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戀愛、結婚、生子，踩著前人的腳步走，就可以不那麼害怕，不用去面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到了29歲，棗棗（化名）發現，前人的經驗不一定是對的。她旁觀四周，按照社會標準時間表生活的人，得到的還可能是拖累與傷害。

身體機能下降，一段感情結束，即將跨入而立之年。空前焦慮的棗棗希望能抓住點什麼，能實實在在抓在手裡的，只屬於她自己的。婚姻不行，孩子也不行。棗棗認為將情感寄託在他人身上，沒辦法獲得真正的自由。

她選擇了卵子。

個人生活中的反抗

卵母細胞冷凍保存（oocyte cryopreservation），俗稱凍卵，是一種用深低溫保存技術來保存女性卵子的方法。簡單來說，凍卵就是將母體健康時取出的卵子進行冷凍保存，防止卵子隨著人體衰老，以保存女性的生育能力。

對於棗棗來說，凍卵之所以能緩解焦慮，在於通過凍卵，能將生育的選擇權把握在自己手裡。棗棗明確地說，關於生孩子，最好是“現階段不用我想，我肯定現在也不想，但要給以後再留一個選項，讓我多一個機會。”

現在的生活讓棗棗操心的事兒不少：要不要轉行？要不要再去學點什麼？要不要換個城市生活？要不要工作兩年出國留學？她不希望再增加一項——要不要生孩子？

圖 | Nick Knight form Vogue

查了不少資料，棗棗知道根據國內相關規定，除非罹患癌症，單身女性在國內不能凍卵。可同時她也注意到，大家都是聽說不可以，但是具體怎麼不可以，不可以到什麼程度，醫生會不會給患者私底下的一些暗示和建議，沒有人知道。工作經驗告訴棗棗，規範與實際操作之間，總有距離。去現場問問或許就有辦法。

她想自己走一遭，試一試。

棗棗最初打算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掛號諮詢。打電話諮詢得知，北醫三院的生殖科只能現場掛號，且在掛號前需要確認患者的已婚狀態。又打了兩三個電話諮詢其他醫院，都是類似的結果。直到聯繫上北京婦產醫院，對方表示沒聽說有類似的規定。棗棗在“京醫通”上掛了一個一百塊錢的專家號，去醫院當天取號排隊也沒遇到障礙。

在診室外等待叫號，棗棗和旁邊的姑娘攀談起來，像普通病友一樣交流排隊等號的經驗。姑娘問棗棗“你是一個人來的嗎？”棗棗說是，回問“你也是一個人嗎？”姑娘說不是，她老公上廁所去了。環顧四周，不是夫妻倆一起來的，就是母親帶著女兒來的，只有棗棗獨自一人。

一走進診室，嘈雜的人聲和開得十足的暖氣把人頂得頭昏腦脹。三張並排的桌子，每張桌子前都有患者在排隊。沒有任何隱私可言。棗棗能清楚聽到鄰桌醫生和準媽媽們熟絡的對話，“你怎麼樣啊？有沒有按時吃藥？”、“沒事，不疼，你別擔心”、“回去跟你老公好好說說”。

輪到棗棗，她有點怯，但還是開門見山地說出了自己的狀況，工作比較重要、也許以後會想生、希望能凍卵。

棗棗的醫生態度不差，“客客氣氣、文文明明，很溫柔”地拒絕了棗棗，並開導棗棗要早結婚、早生孩子，還用自己舉例，說她生得晚特別後悔，帶孩子體力跟不上、產後恢復慢。身前是勸婚勸生的醫生，身後是滿心期待著新生命的準媽媽們。棗棗當時感到“很不舒服，可這種不舒服又不知道該怎麼表達”。

事後回想起來，棗棗認為，自己當時感受到的是憤怒。憤怒中摻雜了無力、絕望，還有恐懼。“我是為了跟我的焦慮對抗，所以做出了這個選擇，也為此而努力。它背後其實是我整個生活裡面懸在空中、懸在頭頂的一個事兒，是我挺大的一個焦慮的來源。可別人又在告訴你，說你的這個選擇很傻，你現在就應該接受大多數人想要走、讓你走的路。”

圖丨 Rhiane Kirkby 2018

這種憤怒無處安放，一直鬱結在心裡，找不到出口。

再加上那段時間棗棗讀了許多關於凍卵和單身生育的文章，包括一些人口學家的發言和社論。主旨都是出生率太低了，男人沒老婆，就業人口老齡化，缺乏勞動力，要趕緊想辦法讓女人生孩子。其潛臺詞用棗棗的話說是“把你當工具，替你做決定，然後告訴你，你就跟其他人一樣就行了。”

“被現實打趴在地上，爬也爬不起來，”棗棗這麼形容自己當時的狀態。

直到聽了天津師範大學王向賢老師的講座，棗棗才緩過來，覺得自己“又是個人了”。在講座中，王向賢老師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闡述了生育政策對女性的影響和生育文化的變遷。棗棗記不得王老師當時舉的那些機智的例子，只記得自己當時笑得很開心。棗棗說：“聽完就覺得表面上女性處於被支配的角色，沒有子宮的使用權，但個人生活中有許多反抗。”

在一個類似的女性主義活動上，棗棗聽到一批法學院的學生在討論2002年吉林出臺的准許單身女性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法規。有人感慨，如果當時吉林能有一個當事人去醫院做檢查，再通過法律程序做點事情，或許當時就能打開個口子。

當年媒體的報道 | 新浪新聞

聽到這裡，棗棗來了靈感：前面的步驟她都已經做了，就差最後一步。“不能說扼住命運的咽喉，但是你能跟命運掰個腕子，”棗棗說，“你不會沒有選擇。”

跟命運掰腕子

33歲那一年是於麗穎頗感焦慮的一年。生活中的變動——母親患病，令她的人生重點從事業轉向了家庭，也讓她對人生的看法發生了變化。怕自己以後會後悔，她曾動過凍卵的念頭。於麗穎來自於一個傳統的家庭，所謂傳統，指的是“在外邊做了再多的事兒、做了一些對社會有意義的事兒，回到家，不結婚、不生孩子，你就有問題” 。

於麗穎是“公共場所無煙訴訟第一案”（因在普通列車上遭遇二手菸，一大學生起訴哈爾濱鐵路局）的原告代理律師、秋白因高校教材“恐同”訴教育部一案的原告代理律師。這次，她是棗棗的代理律師。

於律師是秋白案的代理律師，一直以來為弱勢群體發聲丨zhihu

在於律師之前，棗棗曾聘請過另外一位律師。2019年4月，她和那位律師一起去東城區（被告醫院的註冊地）申請立案。案由是醫療合同糾紛。東城區立案庭的法官收下了材料，說有一個類似的案子在申請立案，如果那個案子能立成功，棗棗的案子也能立案，讓棗棗先回去等通知。

等了一個月，結果是不行。法官提到的案子是一位已婚喪偶的女性申請使用冷凍的胚胎，而棗棗未婚。

陪同棗棗一起來法院的朋友阿爛（化名）想拍攝視頻記錄下這段經歷。由於違反法院規定，工作人員制止了她，還叫來法院內部的技術人員進行監督，以確保視頻被徹底刪除。

棗棗猜測，或許是這一舉動激怒了立案庭的法官。那位法官特意從窗口出來，把棗棗和阿爛帶到一間空的法庭“訓了一頓”。這位經驗老道的男性法官用抑揚頓挫的北京話說，“我們只能按照現有的法律法規規定來判案，所以這個肯定立不了、”“凍卵那些東西都是國外傳過來的，你要凍上國外凍去。”

據阿爛回憶，棗棗當時手都在發抖。

東城區不行，律師提議去棗棗的居住證地址所在的海淀區試一試。海淀法院直接拒絕接受棗棗的材料，告訴棗棗得去醫院的註冊地東城區申請立案。“你只是想拿起法律武器，卻發現法律武器不太好拿，”棗棗說。

2019年9月，通過朋友介紹，棗棗聯繫上了於麗穎律師。於律師起初有些猶豫。目前國內實行立案登記制度。雖然棗棗的案子沒有立案成功，但法院收了材料系統裡會存有相應的記錄。除非能拓展出一個新法院，否則棗棗的案子連立案都成問題。不過，由於棗棗態度非常堅決，再加上於律師也曾面臨同樣的選擇，她還是接下了案子。

和同事商議後，於律師乾脆將一般人格權列成了備選案由。

2003年原衛生部修訂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中規定，“禁止給不符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法規和條例規定的夫婦和單身婦女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此規定針對的是醫療機構，醫院不能給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

棗棗和於律師一起接受採訪丨chinadaily

生育權屬於包含在一般人格權裡的一項基本權利。對於侵權糾紛，侵權行為地也可以起訴。北京婦產醫院有兩個院區，註冊地址是醫院的西院區，在東城區；棗棗去的東院區在朝陽區。

由於朝陽區法院的案子比較多，先要去窗口讓工作人員審核基本材料，看訴狀是不是寫得清晰明確、證據材料是不是充分等。通過人工審核之後，才能拿到排隊申請立案的號碼。有的案子在這個階段就會被拒掉，連號都拿不到。

於律師把材料交給審核窗口的工作人員。工作人員看了看，拿出一本特別厚的白色封皮的書開始翻。翻了一會，又說讓於律師等一下，他要去問問領導。等了十多分鐘，工作人員拿著書回來了，給於律師寫了號。工作人員解釋說，朝陽區由於案子多，好多案件都是專屬管轄（打個比方，離婚的案件可能專門由亞運村法庭管轄；交通事故可能專門由奧運村法庭管轄）。因此，有的案子可能從立案的時候就由基層法庭立。工作人員去諮詢領導的是，一般人格權到底是由本院立還是下邊的基層法庭立？兩人討論一番，確定一般人格權由本院立。

這次碰到的立案庭法官是一位年紀較輕的女性。於律師回憶，當時法官問了一個關鍵問題：“既然檢查都合格，為什麼醫院不給她提供凍卵服務？”於律師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我們也不清楚”。

立案成功的另一關鍵因素是對訴狀的修改。一開始的訴狀以事實、理由為主，看上去像一個權利倡導的案件。於律師儘量把訴狀的重點放到個人經歷上，把案子寫成一件個人的事兒。

這一修改和於律師的執業經歷有關。早些年，於律師接手的案子多是環保議題，環境汙染受害者的權利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來支持。但近些年接觸性少數群體的議題之後，於律師發現，性少數群體的權利可能沒有具體的法律來保護，整個大環境又對少數群體不友好，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個人經歷、成長經歷，你才真正地能知道性少數群體到底有什麼樣的需求

於律師曾幫助六位跨性別者成功修改學歷上的性別。目前，跨性別者做完手術，修改身份證和戶口本上的性別沒有任何障礙，反而不少人卡在了學校那裡，修改學位證、畢業證上的性別成了難題。有的跨性別者甚至會因此放棄上大學的念頭。“有的小朋友會想，‘反正大學畢業了也改不了，那我幹嘛要去唸大學？’這會導致邊緣群體更加邊緣化，” 於律師說，“一個制度上的問題，可能會改變許多人的整個人生。”

恥辱的單親媽媽

立案成功後，又等待了一個多月，開庭信息來了。2019年12月23日，徐棗棗訴北京婦產醫院侵犯一般人格權案於朝陽法院開庭審理。

在開庭的前一週，“多元家庭網絡”的公眾號和微博公開發布了棗棗案子的開庭信息，並邀請媒體旁聽。這個成立於2018年8月的組織，核心成員有包括展瀅瀅（化名）、阿爛在內的三人，志願者有二十幾人。

棗棗參加的王向賢老師的講座，便是“多元家庭網絡”舉辦的；也是展瀅瀅將於律師介紹給了棗棗。展瀅瀅告訴果殼，“生育沒必要和婚姻捆綁在一起，這是我們核心的一個倡導點。我們倡導的是女性的獨立自主。”

“多元家庭網絡”出品的《單身女性/拉拉生育寶典》丨多元家庭網絡公眾號

展瀅瀅曾在2016年和一起做公益的夥伴們聯合撰寫《女性生育要自由——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調查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在為報告做調研找個案期間，她結識了不少單身媽媽和幾對出國懷孕生子的女同性戀伴侶。

展瀅瀅覺得，相對於同性戀群體，讓單身媽媽講述她們的生育故事要難得多，“一般生孩子的同性戀都已經出櫃了，也非常驕傲有這種家庭，自我認同非常好，很願意分享；單身媽媽反而不行，她們會覺得汙名太大了。她們甚至不知道壓在身上的東西是什麼。”

為給“多元家庭網絡”撰寫文章，阿爛也曾接觸過單身媽媽、女同性戀伴侶。阿爛認為，對於同性伴侶而言，到生育這一步之前她們已經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取向認同的壓力、出櫃的壓力、和父母關係的壓力等等。雖然非常辛苦，但在這個過程中，她們的壓力慢慢被釋放、消化了。而對於異性戀的單身媽媽來說，性取向的壓力是沒有的，

展瀅瀅曾經是不婚不育主義者，差不多在29歲的年紀改變了想法。她想要一個女兒。她給自己畫了一道線，如果35歲還沒生孩子，就會選擇凍卵，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展瀅瀅曾跟家人提起自己非婚生育的打算。根據工作經驗，她知道對單身媽媽來說，能獲得的社會支持極其有限，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單身女性/拉拉生育寶典》插圖丨多元家庭網絡

展瀅瀅來自位於天津郊區的一個 “走五百米能遇到三個認識人”的小鎮。小鎮風氣保守，展瀅瀅的家庭也是。大學畢業後，她考上了北京林業大學著名性與性別學者方剛副教授的研究生。爸爸得知此事，說了一句“你別以為我不知道你老師是幹什麼的”。

第一次提，家人非常反對，“覺得我是神經病，當然現在也覺得我是神經病。”展瀅瀅曾以為，她清楚地表達出她的想法，家人就會慢慢接受，然而事與願違。她和媽媽說，自己將來可能生個混血寶寶，媽媽說：“我抱著一個混血寶寶走在街上，人家問我孩子哪來的，我怎麼說？”爸爸說她“太自私了，就是六親不認”，奶奶說“你讓我們的面子太難看了。”

在法庭上，醫院方的律師也提到了單親家庭對孩子的影響，認為單親家庭面對的社會壓力大、抗風險能力低等等

對此，天津師範大學的王向賢老師告訴果殼，這種思維是異性戀婚姻生育霸權的體現。所謂的異性戀婚姻霸權家庭，指的是一夫一妻，婚姻內生育，孩子與父母之間是生物血緣關係（即通常所說的親生孩子）。之所以指稱這種家庭模式是霸權，是因為它將其它家庭形式邊緣化和汙名化了，認為只有這種三位一體的家庭才是唯一正常的家庭模式，但在這樣的家庭內，父母對子女的暴力層出不窮。兒童幸福成長的最根本要素在於至少有一位成人持續穩定、有效地提供撫養和關愛，而不在於家庭形式。

《單身女性/拉拉生育寶典》插圖丨多元家庭網絡

對於孩子，沒有任何人的出生是自己選擇，即，是否出生、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從來沒有人能夠選擇。所以，保障兒童最佳利益，根本不在於賦予兒童選擇權（人類或所有物種的個體都不可能擁有這個權利），而在於：基於人生而平等，對所有的懷孕、分娩和成長，都提供當代社會公認的能夠為新生命提供適當生存和發展的生活條件。

單身女性生育權

“主要是來氣，你知道嗎？”提到社會對單身媽媽的刻板印象，棗棗直白地說。電視劇裡、新聞報道里的單身媽媽，要麼是特別無知、要麼是自食惡果，“反正是在一個被道德譴責的位置上”。

棗棗希望藉由這一次的起訴，向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單身媽媽不都是無奈的、悽慘的弱者或者受害者。“我是理智的，甚至是睿智的，是在為自己的生活做一個規劃，是在為自己的以後做‘投資’。”

在許多媒體報道中，對凍卵權益的爭取等同於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爭取。這確實也是棗棗和一直在背後支持她的朋友們希望看到的。在第一次開庭後，棗棗曾在一個類似於小型新聞發佈會的場合上表示，“

“多元家庭網絡”的第一篇推送提到，“多元家庭網絡”目前主要關注的議題是非婚女性的生育權，其現實意義在於“直接向父權制的、異性戀的婚姻制度發起挑戰，也賦權給予親密關係中的個人。”

發佈與單身媽媽、同性戀家庭有關的個人故事，組織線上線下關於相關議題的討論，都是“多元家庭網絡”的常規操作。還有一項常規操作是：為了讓單身女性生育權這個議題不斷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號召大家給人大代表寄信。

2017年年初，展瀅瀅陪同一對在生育過程中遭受頗多挫折的女同性戀伴侶給全國六百多名女性人大代表寄信，希望她們能夠關注非婚女性的生育權。

2017年底，衛健委官網公開了一份對全國人大代表建議開放對單身女性生育權的限制的答覆函。

展瀅瀅給吉林省人大代表寄信的照片 | 搜狐新聞

2018年年初，展瀅瀅以個人名義向64位吉林省全國人大代表寄信，希望他們能夠在全國兩會上提交議案或建議，為單身女性合法使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呼籲。當時，也曾引發國內外媒體的輪番報道。

從號召關注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到號召對單身女性開放人類輔助生殖技術，主要是出於策略的考量。展瀅瀅告訴果殼，“為了媒體的效果，讓議題能夠被看到，就要採取一些折中的方法。在給人大代表的提案信裡邊還是會列的比較清楚，但在故事的講述上，聚焦到一個具體的技術，更有利於傳播。”

凍卵，是在生活中單身女性實現生育權的場景之一。與之類似的，還有單身女性使用精子庫的權利。2019年年初，阿爛向吉林省64位全國人大代表寄去了提案建議信，希望將吉林允許單身生育使用輔助生殖技術的先進規定推廣到兩會，並確認單身女性可以申請精子庫的權利。

阿爛給吉林省人大代表寄信的照片 | 多元家庭網絡微博

還有單身女性領取生育保險的權利。根據相關規定，到社保局申領生育保險需要出示計劃生育證明，辦理計劃生育證明需要申請人向街道出示婚姻證明。上海未婚媽媽張萌（化名）因申領不到生育保險，向當地社保部門提起行政訴訟。2019年初，張萌敗訴。

2019年8月，上海高級人民法院通過了張萌的再審申請。這起案子被稱為“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展瀅瀅、阿爛和“多元家庭網絡”的其他志願者都在背後支持者張萌。就像這次她們在背後支持棗棗一樣。(2020年2月11日，張萌收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對於再審申請的行政裁定書。上海高院認為原一審、二審法院作出的判決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方面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駁回了張萌的再審申請。）

張萌給上海152位兩會代表寄信 | 多元家庭網絡微博

一步一步地鋪墊，終於等來了爆發。在2019年後半年，依靠核心成員只有三個人的小團隊，“多元家庭網絡”將與單身女性生育權有關的兩起事件送上了微博熱搜。一次是張萌的“國內未婚生育申領生育保險金第一案”，一次是棗棗的“全國首例單身女性爭取凍卵案”。

開庭當天，北京的天氣有些陰冷。穿著羽絨服在室外待上十幾分鍾，就能被東北風吹得透心涼。在法院門前等待棗棗的，除了各家媒體的記者，還有幾位未成年的女學生。她們自發前來聲援棗棗。一位在媽媽群裡的女律師將開庭信息發到的群裡，某位媽媽又將信息告訴了女兒。同時自發到場支持棗棗的，還有中國政法大學憲法學的幾位學生。

由於法院的規定，只有阿爛和另一位朋友陪棗棗出席了庭審。棗棗本希望能邀請更多的朋友或者有單身生育意願的女性來旁聽。她想讓多一些女性和她一起去見證這個時刻，“我們開始能給自己的身體做一點決定的這個時刻。不管是成功還是失敗，都挺有意義的。”

在法院門口等待開庭的棗棗丨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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