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整个1970年代，皇家海军的4艘“决心”级战略核潜艇都只能搭载日渐过时的“北极星”Ａ3导弹承担战备值班任务，整个英国的核威慑能力也因此饱受质疑，但这种尴尬且危险的情况还是在1980年代初发生了变化————对英国人施以援手的仍然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并不简单。
大体来讲，美苏之间曾经“缓和”的局面趋于消亡为美英核联盟的重新加强提供了关键性的契机。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到冷战结束，由于美苏都拥有“第二次打击能力”，因而它们处于“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 核均势中。然而，这种均势也产生了一个“稳定—不稳定悖论”，即在“核毁灭恐惧 ”这一约束机制下，美苏虽极力避免与对方发生军事冲突，但往往通过常规力量甚至核威胁在全 球展开战略竞争，从而造成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紧张。
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局面，而对苏推行“缓和”(Detente)政策，苏联得以在不触及核大战的情况下，向第三世界甚至欧洲发起广泛战略攻势，给美国造成了巨大地缘压力。这使“缓和”受到了挑战而且趋于消亡。
第一次真正的挑战来自1973年10月赎罪日期间叙利亚和埃及袭击以色列而引发的中东战争。正巧苏联在此之前把它的军事人员撤出埃及，人们于是怀疑苏联早就得知此事。而仅在数月前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刚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各方必须把可能发生危及世界和平的任何冲突通报对方。诚然，那场危机没有演变成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缓和的信任产生了动摇。
造成缓和趋于消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70年代苏联在非洲奉行积极进取的政策。1975年，葡萄牙一个最大也是最富裕的殖民地安哥拉在争取独立的浪潮中因内战而分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所以稳操胜券，正是因为它得到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以坦克、飞机和火箭发射器的形式)和1.2万多名古巴作战部队的支援。苏联如此大规模地对非洲进行军事干涉，这是第一次，这在美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
1974年8月在尼克松之后继任的福特总统禁止在他的政治词汇中出现“缓和”这个词。苏联和古巴在1977年再次干涉非洲事务，这次它们支持埃塞俄比亚把索马里赶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卷入的规模之大引起了华盛顿的警觉，再加上苏联在其他地区的作为，更使人感到好像莫斯科正忙于在一条辽阔的战线上进行一场地缘政治的攻势。
举例来说，1975年苏联军队曾帮助北越战胜了南越；1979年，北也门也是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战胜了南也门。卡特总统的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把苏联的地缘政治攻势称为“危机的弧光”，但是人们不太清楚莫斯科究竟是出于一种宏大的设想才这样做，还是仅仅对互不相关的地区争端作出机会主义的反应而已。然而，无论如何，美国在越战后对到国外冒险所表现的厌恶情绪被苏联充分地利用了。
缓和趋于消亡的另一个因素来自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在1979年，谈判最终达成了一项协议，确定双方的导弹发射器(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弹道导弹)以及重型轰炸机的总额不得超过2400枚(架)的水平，同时也对为多弹头分导再入飞行器配套的导弹发射器数量规定了一个最高限额。尽管各方都没能从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得到有决定意义的好处，然而，美国却越来越担心苏联正主要在洲际弹道导弹的重量和数量上谋求战略优势。
1979年，当一个苏联作战旅在古巴被发现后，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这就为军控与缓和又给予了重击。肇始于尼克松时代的“ 缓和 ”政策、特别是“相互确保摧毁” 的战略信条开始遭到广泛批评。随着美国国内对“缓和”的反思，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到 70 年代末趋于终结。1979 年，苏联先后在欧洲部署 SS-20 导弹并入侵阿富汗的举动，给“缓和”画下了彻底的休止符。
卡特总统以略带夸张的口吻将苏联的入侵描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的一次威胁”。为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从卡特政府开始、特别是里根上台后，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项全新的核战略——“抵消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它意在打破“相互确保摧毁 ”僵局，通过给苏联施加强大核威慑，迫使其改变自身行为，承认美国的优势地位。
“抵消战略”的核心是在范围和力度上都大幅增加的对苏核威慑。该战略强调，要使美国具备足够的力量和灵活的作战计划，让莫斯科明白下述事实：首先，对美国和欧洲的核打击会招致毁灭性核报复；其次，针对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等有限目标的进攻亦会引发北约的有力回击；最后，苏联若继续通过常规武力及核威胁扩张，代价将十分高昂。
总之，这一“升级版”威慑意在打消苏联关于在核战争中存在获胜机会的旧有观念，强调是美国而不是苏联才有能力”打赢“核战争。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华盛顿感到有必要加强伦敦的核武装能力，以提高对苏联威慑的不确定性。
閱讀更多 進擊的女武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