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8日, 年仅二十五岁的一代影后阮玲玉在家中自杀身亡，一时间轰动了整个民国。这位默片（无声电影）时代当仁不让的荧幕女皇以令人唏嘘的方式告别了她那个时势造之却又生不逢时的年代，只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令后人三思。
▲《神女》剧照：默片时代最优秀的电影和人物形象
而阮玲玉却不会想到，又或许在意料之中，她的去世成为了报界的狂欢，产生的“流量”甚至成就了一个“近世十大社会新闻”。
人言可畏：简单而可怕的理由
人们很快找到了阮玲玉的遗书，读来唏嘘不已：
我现在一死, 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 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 别的姑且不论，就拿我和他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冤 (怨 ) 来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不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阮玲玉绝笔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
聊聊事情的原委，选择在国际妇女节自杀并非控诉或者特殊意义，而仅仅是因为第二天将与前夫张达民对簿公堂，原由据说是通奸。
▲中间是张达民，右边阮玲玉
而此时距离两人分手已经一年多了，每个月100大洋的“反赡养费”（女儿归阮）没有满足这个游手好闲的纨绔，他先是各种死缠烂打，故意泄露俩人私事让小报记者炒作，给了性格偏抑郁的阮玲玉很大的压力。
这也不是阮玲玉的第一次自杀，对丈夫的极度失望她曾经寻死过（未遂），这时出现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
奇怪的“续笔”
遗书的后面还有几行歪歪扭扭的字：
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现在死了，总可以如他的愿，你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张达民，看你怎样逃过这个舆论，你现在总可以不能再诬害唐季珊，因为你以（已 ) 经害死了我啊!
唐季珊是阮玲玉当时的男友，当时赫赫有名的富豪兼电影制片厂的股东。这封遗书令他一度脱罪，但并不足信：尚有如此深爱之人，为何会独自离去呢？随后的笔迹核对果然证明了公众的猜测：所谓续笔乃是唐一手伪造。
▲阮玲玉和唐季珊
说来，张达民的诉讼说来并非捕风捉影，早在1932年时唐阮二人在一次应酬中认识，随后就在新闸路的一幢小洋楼开始同居。但阮玲玉很快发现后者又找了新女友，随后对她经常性地打骂，显然又是一次所托非人。
如此，二人当为共犯乎？且看看当时的“舆论”。
阮玲玉女士的担心很快成为了现实，一场风暴在她死后迅速酝酿成型。
第一波：寻找“真正”的元凶
一个无赖, 他是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不问他自己曾否和阮玲玉有否婚约, 不想自己已经领到她二千四百元的脱离后赡养费，仍厚着脸皮告人通奸。--唐瑜《悼念阮玲玉》
她的死，完全是张达民害的，张达民真该雷轰雷劈，才能给阮玲玉报仇雪恨。--《中华日报》1935年 3月 14日。
张达民作为元凶，很快迎来媒体的口诛笔伐，但这很快就没有了新意，媒体试图挖掘更深层的原因，引导舆论的展开。
因张织云与唐季珊有过恋情，传说因阮玲玉导致彼此恋情的破裂。记者采访张织云，张说：
外间或认为阮女士为余之情敌，此实错误，以余之心坎中，确无此印象也，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为中国妇女缺乏真实学问，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 易为错觉支配。至于唐季珊之为人，在余未发生意见之前，颇能相爱，但爱情未能专一，此殆为一般男子之通病，或不独咎唐君。--《时报.一个觉悟的前辈》3月11日
平心而论，张织云对阮玲玉“缺乏真实学问，意志比较薄弱”的评价并不过分，对唐的维护也是社会的现实，虽有避重就轻之嫌，也不失合理之处。然而，次日的报道却冠以醒目标题，舆论批判随后转向唐季珊，言辞也更为激烈:
▲剧照：《恋爱与义务》
一个富商，尤其是置女性于股掌之间的富商，无论怎样的女子，纵逃不出这层恶势力的魔障，张织云不是一个吗？杀害了阮玲玉的罪魁是这诱惑女性，玩弄女性，蹂躏女性的唐季珊啊!
一个女伶、女明星的出世, 以及在社会上名声地位的造成, 都非这批寄生虫的扶掖及捧场不 可。而历来女子伶人及现代女子影剧家的悲剧, 大半起因于此。
批判目标导向了唐季珊为代表的富人，甚至有人提供其“管束太严，不得自由，完全把阮玲玉当做一个泄欲的工具”的虐待“罪证”，而明星公司（阮生前所属）则发表声明“绝不以公司的名义参加唐季珊主持阮玲玉的丧事，因唐为电影界之罪人, 致阮于死之导火线”。
至此，唐张二人的共犯身份被“舆论”坐实。
第二波：关于为何寻死的大讨论
随后，舆论在更广阔的层面深入展开，《铁报》刊登广告说：敝报认为阮玲玉之死, 乃一严重社会问题, 为特公开征求社会舆论。关于阮玲玉之死，究为社会所杀耶，为唐季珊所杀耶，为张达民所杀耶，为阮玲玉女士自杀耶，凡属读者皆可投稿。
▲剧照：张曼玉主演的《阮玲玉》
《中华日报》也发表了征求读者意见通知：我们觉得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谁杀害了阮玲玉是必要的。这一问题，我们是希望着读者们能够迫制一下自己奔腾着的情感，冷静地思考一下，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谁是元凶，谁是帮凶，尽量地写出你们的意见。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征求而来的所谓“舆论”吧。
在一般人看来，阮之自杀, 不外乎“婚姻问题之牵累”，虽然称她刚烈女性，也将其死归于红颜薄命 ，女人命苦。
一些固守传统贞洁观者认为阮玲玉自杀是不守妇德的必然结果，“阮在女明星中，夙以风骚擅长，似属杨花水性女子”，“如果从了张达民之后, 不和唐季珊发生关系，不和张达民脱离 (关系 )，当然不致被张所告，不被张告，自然也不必怕什么人言。”
有人则认为这是爱慕虚荣的结果：阮玲玉是一个死不足惜的女性 (除了艺术功绩 ) ，因此“是自己促成的, 奔放狂纵送了她的性命, 享乐奢靡埋没了她的灵魂”。
▲阮玲玉和蔡楚生《新女性》的拍摄现场
有究根溯源者则认为阮玲玉不能超脱享乐的诱惑，坠入物质生活的牢笼，是不正确的意识杀害了自己“她一个觉醒的或半觉醒的灵魂，脑子里的封建残余是很有力的，不是进步的新女性。”王尘无（电影评论家）则说阮玲玉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资本主义的，不能在这种半资本半封建社会立足了。阮玲玉作为小有产阶级的女性，她的意志与生活存在巨大矛盾。
不知不觉中，矛头又转向了阮玲玉本人的原因，难道她是死得活该不成？
扩展：该怎么做的问题
很快，话题扩展到了社会的现实原因。
杜重远（爱国民族企业家）曾提出“自杀是弱者的表现, 阮玲玉的自杀只是表现了自己的怯懦”。随后不认同者建构了被杀的话语倾向。
“世界上并没有自杀的人，归根到底自杀者莫不是被杀者。”
“阮玲玉女士的死，不是自杀，分明是被杀的！手枪也许是张达民的诉讼和唐季珊的欺骗；然而动手放的真正刽子手，却是这古老的中国的封建社会。”
自杀被归于民国的罪恶社会，推动舆论导向社会批判，揭示自杀事件所反映的社会弊端。如批判民国当局提倡的尊孔读经，导致容不下再嫁的阮玲玉，“已经死去了的封建僵尸又在复活起来，而且尽量的发挥着底下腐朽的气氛，阮玲玉之死就是在这一条件之下被牺牲了”。
▲张曼玉的气质神还原了一代影后
“坟墓里挖出的封建主义的男权, 以欺压弱小的女人, 女人无处可逃” ，进而批判现行制度无法保证女性的根本权益, 只是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 批判者们认定封建主义的毒害、黑暗社会的逼迫、现实制度的缺陷导致了阮玲玉的死亡，所以要“以更大的力量，来彻底的扫除这封建势力和黑暗社会” 从个人批判向社会批判的延伸, 超出个体死亡的悲剧事实，赋予了自杀事件广阔的社会意义。
在另一个层面，同时引发了“如何预防自杀”的讨论，人们认为首先应从个人改造做起，实有改变生活态度的必要，应稍带一些变革的态度：“现代妇人所以脱不了男子的玩弄，一大半由于女子的生活太不坚实，安适淫靡的小布尔生活。其实不一定是怎样的绝对快乐。艺术的园地早已大开了，应该起来冲破束缚，而为自己打出一条出路。”
或要求女艺人改造人生观，认为自杀“终是弱者的态度，既有这种坚决意志，应该与恶环境奋斗到底，应该把她在影片中代表弱女性奋斗的精神拿出来，应付一切才是”，“电影演员更应当，从这一惨变中觉醒过来，深切的认识现实，更正确地认识历史决定意义的前途。然后将自己的认识和信心，通过电影艺术 发扬光大。同时将个人生活极力单纯化、朴素化、科学化，以毕生精力从事艺术的奋斗”。
承上，阮玲玉匆忙告别了世界，作为社会话题的核心又存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从个人恩怨情仇，到封建主义毒害、黑暗社会压迫，批判对象由个人延伸到社会；她时而是被杀的弱者形象，时而又是为妇女解放而牺牲，具有献身精神的新女性；甚至延展到对于社会之改良和预防自杀途径的探讨... ...
不否认都有几分道理，剖析更是深远而彻底，但说起这份热闹的原因，竟然是细思恐极。
再谈人言可畏
斯人已逝，时过境迁，笔者无意对往事另起炉灶，然而就遗书所言而论之，死因并不复杂，两位渣男自然是难辞其咎，而“人言可畏”这一点，鲁迅先生曾做过精彩的论述：
现在的报章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 ...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 ...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于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 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人言可畏论》
这是鲁迅先生专门为悼念阮玲玉女士所写的文章，对民众的看客心理、窥视女性的癖好者鞭挞入木三分，也揭示了阮玲玉成为受害者的原因--“有名无力”竟是原罪：有足够的话题度，也是毫无反抗之力的羔羊，哪怕再大的名声，也不会有人来出头，不管生前死后都是如此。
当时新闻媒体的分量甚至还强于当下，尤其在这类无关国计民生话题上足以左右舆论的方向，当年有记者曾呼吁报章因“慎用舆论权威” ，告诫报界“不要仅仅为了满足你们的卑劣的欲望 (如迎合低级趣味以推广销路等等 ) 而不惜违反神圣的记者道”，可惜大多数人却由浅入深、面面俱到的坐实阮玲玉“人言可畏”的预言。
由此可见，之前炒作“通奸”一事时的“人言”，又还会有谁呢？
当阮、唐、张的诉事发生以后，有多少报纸上，用着各种引人注意的字符，油滑的评语，标题这事件，以博得观众的欢迎，增加报纸的销路。因此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发生许多漫骂、批评、讥讽，而使艺人多感神经，受一个极大的刺激，而至恐惧、悲痛、自杀。-金君敏《阮玲玉女士自杀之检讨》
这段难得的反省颇具讽刺意味地登在了上蹿下跳的《中华日报》上，此前他们正在大张旗鼓的征稿讨论阮玲玉的死因，活着生食其肉，死后对人血馒头大快朵颐，贼喊做贼，何其可笑？至于受害者作何感想，谁又在乎呢？
结语：往事莫重来
如此，我们当能够阮玲玉女士的苦衷：碰到两个渣男本是大概率事件，又何忍责怪？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年轻女性，背不起“封建残余反抗者”、“新时代女性楷模”等高大上的称谓，死后却被打造成各种形象；她不擅长反抗，只会用死亡来逃避，后却发现何必要泉下有知呢？
既然死不足惜，为何又怕人言可畏呢？张达民一人焉能行此大恶？阮玲玉的死因归根结底在于悠悠众口（外界不明），好事者太多，更有甚者唯恐天下不乱，与他们后来“主持正义”时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如出一辙。归根结底，所围绕的不过一个“利”字而已。
当年如此，现下依旧，阮玲玉所遭遇的无时无刻不在重演着，当年李咏先生赴美治疗前后，国人可还记得给了他们多少谩骂和诅咒？而当去世消息传回时，竟有几人内疚惭愧，却多见人血馒头？当年为利，今朝为爽（或流量），共同点则在于貌似都不用负责任。
多说无益，也不想跑题，借用司马光《训俭示康》中的一句话结个尾吧：
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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