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世系虛構論
——從“假中於河”說起
清華簡《保訓》篇：
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歷，恐墜保（寶）訓。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發，朕疾適甚，恐不汝及訓。昔前人傳保（寶），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終。汝以書受之。欽哉，勿淫！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鹹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隹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授厥緒。嗚呼，祗之哉！昔微假中於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亡害，乃歸中於河。微持弗忘，傳貽子孫，至於成湯，祗備不懈，用受大命。嗚呼！發，敬哉！朕聞茲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爾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詳。”
這篇簡文是周文王臨終前留給武王的政治遺囑。文中講述了商人先祖“微”替父報仇平滅有易的一段歷史故事。這段復仇故事在先秦古籍也有相關記述，如《易經》：
“喪羊於易，無悔。”（大壯，六五爻辭）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啕，喪牛於易，兇。”（旅，上九爻辭）
又見：“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山海經·大荒東經》）
又見：“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遂殺其君緜臣也。”（《竹書紀年》）
自該文獻披露以來，其中有兩句話即“假中於河”，“歸中於河”聚訟紛紜，始終不得要領。上引《竹書紀年》中有“假師於河伯”的說法，故今人大多把“假中於河”解為向河伯借兵，愚以為於義未安，“中”究竟何解且按下不表，先說“河”字的訓解。
對“河”的理解，有說指黃河，另說指河內之地，也有解為河伯的；對河伯的理解又分兩種：一說河伯之神，另說 河伯部落。我以為解河為黃河或河內之地肯定不妥，《保訓》主旨乃是文王講述古聖王因為“得中”而膺“大命”，“中”作為“保”（寶）在歷代聖王之間傳遞授受。換言之，“中”只與人相關，而與地無涉。
河解為河伯之神尚通，但仍有未盡處，必須說明，此處河並非指自然神，而是祖先神，“河”乃某人之專名，此人即是《史記·殷本紀》所傳商王先公世系中第六代先公冥，又名季（季見卜辭，又見《世本》及楚辭《天問》）。
何以證之？甲骨文中有多條卜辭提及這位名“河”的先祖，且作為獻祭的對象，均排在王亥和上甲微之前。如下例：
燎於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宰。五月。（《合集》1182）
這條卜辭的意思是：向河、王亥、上甲三位先公分別獻祭十頭牛。
類似的三人同受祭的例子還見於《屯南》1116、《天理》454等，還有的卜辭直接稱“高祖河”，文繁不具引。楊升南、江林昌等學者根據河、王亥、上甲的祭祀順序，推斷“河”可能是王亥之父冥，可從。《天問》中有載“該秉季德，厥父是臧”，明白指出季為該（亥）之父，亦可證之。
按，這位“高祖河”非等閒人物，在卜文中高祖河經常與夒、王亥、上甲微、大乙湯四位商族先公並同燎祭。並且高祖河擁有固定的祭祀日即“河日”，高祖河的配偶河母也有受祭。
又據 《禮記》載：“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商人祭祀最重要的祖先一共四位，也就是始祖帝嚳（夒）和契，冥（河）和湯則是發家之祖。在卜辭中，季、冥或河是受祭者中最早的一位先公，是真正的“高祖”，與《禮記》所說“郊冥而宗湯”正相契合。
或問：既稱名為季或冥，為何又稱為河？
《竹書紀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
又見《史記集解》：“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
又見《史記索隱》：“禮記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由上引文可以推知：冥治水而死於河，因此而被尊為河伯，故冥又稱為河。而冥者，溟也，與河義近，亦當為尊稱。頗疑商之高祖本名季，而冥與河均為尊號，一人而三名者，其故在此，姑存疑待考。
以上，可知《保訓》簡文“假中於河”中的河，應解為“高祖河”，也即冥或季。
明乎此，那麼“假中於河”的意思也就清楚了：上甲微從祖父河那裡接受了中道。
按，“假”非借義，應解為授予，如“假節鉞”之假，也即《保訓》簡文中文王所說“受之以詷”以及“以書受之”之“受”；
又按，此前爭議更多集中在對“中”的理解上，有的說是旗幟，有的解為“地中”，說是測日的標杆，有的解“中”為眾，有的解為數或“歷數”或河圖，有的解為“極”，說“求中”即是“立極”或建“中壇”，還有的解為判決書，等等，鄙意以為“中”仍宜解為中道為好。細味《保訓》文
義，“中”不可能指實物如“師”或旗幟、標杆等，而只能指稱精神性的思想觀念，否則舜如何能“施於上下遠邇”？上甲微又如何能“弗忘”？文王又如何能要求武王“祇服（敬事）毋懈”？後文說在“有易服厥罪”的情況下，“微無害”，也即不加害於有易，正是中道思想的體現。今人多受《竹書紀年》之誤導，解“假中於河”為向河伯借兵，恐失之。另，“歸中於河”的歸字先前釋為追，後改隸為歸，大約出於和“假河於中”的“假”字相對待呼應的考慮。愚按，此字仍當以釋追為宜，此追即是“慎終追遠”之追，當解為祭義。《周禮·司尊彝》：“追亨朝亨。”注:“猶追祭遷廟之主。”那麼“追中於河”的意思是：上甲微平定有易後，追祭先祖河，以感懷酬報先人之中德。
證實“假中於河”之河指商之始祖冥，本來到此也該結束了，但我忽然產生了一個疑惑。
商之高祖王亥之父冥因治水而死，而夏之始祖大禹之父鯀也是因治水而死，這是巧合嗎？
更巧合的事還在後面：王亥之子上甲微滅有易，而禹的兒子啟曾滅掉有扈。據王國維和郭沫若說，有易和有扈是同一個部落。
《史記·夏本紀》：
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僇於社，予則帑僇女。”遂滅有扈氏。天下鹹朝。
按《史記》記啟伐有扈事本於《尚書·甘誓》篇，不具引。
有扈又見楚辭《天問》篇，但相關人物變成了該（亥）、季（冥，或河）、微（上甲微）等商人之先
公：“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幹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恆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昬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楚辭·天問》）
以《史記·夏本紀》、《尚書·甘誓》與《天問》、《易經》、《竹書紀年》以及《保訓》等文獻對勘，可知有易即有扈，也即有狄。從《天問》中“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一語來看，似乎有易在上甲微的攻擊之下逃跑了，到另外的地方生息繁衍，並且還很興旺。其中“變化以作詐”一語或許透露出有易改名為有扈的消息。
那麼問題就來了：一個有易，被啟滅了一回，又被上甲微（即《天問》中的昏微）滅了一回？這到底是什麼情況？
爺爺都死於水，孫子都曾滅有易，那麼兩個兒子（或爹）禹和王亥是否有相關性或對應關係？
史籍或傳世文獻中關於王亥的資料很少，以之與有關大禹的文獻對照，可粗略得出如下幾點相似或相關性：
一，王亥是商人先公中僅有的被尊為王者，且從卜辭看，王亥受祭時用牛有時多達四、五十頭，數量遠超其他先公。由此可見王亥在商人先公世系中最為尊崇，正如禹在夏之世系中之地位；
二，王亥和禹在某些文獻中同時出現，且二者共有一個特性：“健行人”。
《山海經·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郭璞注：“豎亥，健行人。”
《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第六》：“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
《淮南子·地形訓》亦有類似的記載：“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關於以上引文中之“豎亥”，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雲：“《吳越春秋》和《淮南子地形篇》大禹命步南北之豎亥都是王亥。豎亥之豎即《天問》所說王亥為有易之牧豎。”其說良是。另，以上引文對勘可知，《海外東經》所云之“帝”當是“禹”字之誤，後面說“一曰禹令豎亥”是對的。
三，王亥死於有易之手，關於大禹之死因，史籍未有明文，但從啟徵有扈前所作檄文《甘誓》來看，文中所透露出的不共戴天，殺氣騰騰的氛圍與情態，頗易使人揣想禹之死與有扈相干。
史闕有間，以上只是測度之辭，不敢自是，權充批判的標靶而已。
總上，把夏人始祖鯀禹啟之傳說和商人始祖冥亥微之典故兩相對照，深覺其源頭實乃為一，故事只是一個，但主角更替，夏人和商人分
別演了一遍。那麼誰抄襲誰？卜辭斑斑具在，結論只能是：夏的故事或傳說或歷史是虛構的（學術的說法叫建構），是對商人始祖傳說的拷貝和複製。假定夏存在，作為夏的替代者的商人不可能通過歪曲自己的歷史而製造夏史，實際上在殷代卜辭中也根本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夏史的記錄。那麼結論只可能是：周人建構了夏和夏史，模版或原型則為商史。
這個建構的意義，就在於歷史哲學的核心：正統。周人以夏的傳人自居，為了表明和確證代商而興的合理性以及自己的正統地位，虛構了夏的神話或歷史，而且重構了整個歷史觀和意識形態，歷史即政治，此又一例歟？
說夏的歷史是以商史為模板拷貝複製的，還有木有其他證據？還真有！
李宏飛《夏世系研究》證明：啟之後夏代四王的世系，包括從太康失國到少康中興的歷史，是對商代中期先王世系的複製和抄襲。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的事蹟被“移花接木”到了早期文獻的夏史之中。
通過對比可發現，傳世文獻中“太康失國、夏後相居商丘、少康復國”等事蹟與“商王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等事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具體來論，夏後太康的原型是商王太戊，兩者名稱均為“太某”。夏後中康的原型是商王中丁，兩者名稱均為“中某”。夏後胤甲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殷墟卜辭作“戔甲”），“胤甲”由商王“戔甲”而來。夏後相的原型也是商王河亶甲，得名於“河亶甲居相”之“相”地名，與夏後相有關的“斟灌”和“商丘”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相”。夏後少康的原型是商王祖乙。《說文解字》：“少康，杜康也”，“杜”由“祖”而來。祖乙遷邢後“殷復興”， 殷墟卜辭稱其為中宗，此乃少康中興復國之事件原型。
李宏飛氏的研究同時證明，所謂太康失國、后羿代夏傳說，以及夏後中康時“廢時亂日”與夏後胤甲時“十日並出”等記述共同指代當時東夷的軍事威脅，亦不過是殷人數百年間與東夷族群血鬥歷史的縮影。“十日並出”是東夷的神話傳說，與后羿射日的傳說相合。從商王朝放棄長期經營的亳，遷居隞，很快北上遷都相，旋即又遷都邢的情況來看，中商時期的商可能在與東夷的戰事中略佔下風，出現“殷復衰”的情況，
到祖乙時“殷復興”，此即“少康中興”之本事。如果說《史記》中夏的早期世系是虛構的，夏的早期歷史是以商史為模版複製的，那麼夏的中後期世系和歷史又如何呢？
其實也早有學者提出質疑。崔述就曾經懷疑“孔甲則又與商諸王之號相類，豈商之取號於甲乙已彷於此與？”（見《崔東壁遺書》）陳夢家先生則乾脆主張“夏世即商世說”，認為夏後“芒”、“槐”、“不降”、“履癸”的名字可能是商先公先王演化而來，“夏商兩代各十四世，而殷之報乙報丙報丁示壬，僅存廟號，無由知其私名，外此十世與夏世相合者七。”（見《夏世即商世說》，《古史辨》第七冊下）顧頡剛先生也說：“桀是在古書中最早出現的夏代之王，相大約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四徵不庭’的賢君。杼的來源雖不可確知，但似與越民族有相當的關係；在《國語》裡看，杼是夏的一箇中興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約是商王祖甲的分化，關於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漢人所造。至於皋、不降等，我們差不多隻知道一個名字而已，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見《夏史三
論》，《古史辨》第七冊下）到目前為止尚難確定《史記》所傳夏后氏世系（本於《世本》）完全不可信，但可以肯定地說，傳世文獻中的夏世系不完全可信，那麼諸如《竹書紀年》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之類的關於“夏年”的文獻記載也就隨之失去了可信度，而夏商周斷代工程以此“夏年”為依據所構建的年代大廈也就根基不穩，難以取信了。
那麼，象李伯謙氏言之鑿鑿的如下斷語，則尤顯輕率和荒謬：“以王城崗為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遺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是后羿代夏時期的夏文化，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是少康中興至商湯滅桀的夏文化，即二里頭遺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見李氏多種著述及各處發言）
至於是否有夏，則仍然不能斷定。即使有，可斷言的是：它至少不會是《史記》和《竹書紀年》所記述的夏，也不應該是李伯謙等夏粉絲所描繪的夏。
我這番議論想說明四個意見：
一，“河”為商之始祖冥（卜辭所見商之最早之先公）之別名，“假中於河”的意思並非向河伯借兵，而是繼承先祖中道的政治哲學。《保訓》通篇文義都是講歷代治國之道在於中，此中道由堯傳舜，舜傳禹，而河授上甲微以至湯，故文王告誡武王一定要保此中道，敬事不懈，才能“用受大命”。
二，《史記》所見夏之世系恐不可信，至少少康之前世系應為後世仿照商之先公世系構擬的結果，那麼，與早期世系相關的所謂“夏史”恐怕也是不可信的。
三，對夏史之建構，或出於周人建立政治合法性，從而確立正統之需要。後世此類意識形態重構運動屢見不鮮，漢人重構“五帝”世系，將此前所有朝代不同族群的先祖都納入一個統一系統，即是顯例。
四，在未有新的考古證據證明夏之必有之前，任何以考古學意義上的文物，文化比附有關夏史文獻的作法和說法都是站不住腳的，因而是不嚴肅的，非學術的。換言之，考古學之目的或指向，是為了揭示先人生活真相或生存狀態，而並非只是為了徵驗文獻從而淪為文獻
之附庸。考古是大道理，而文獻是小參考，小參考必須服從大道理，而不是相反。即使牛B如司馬遷，也必須先扔到一邊。閱讀更多 論語體貼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