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世系虚构论
——从“假中于河”说起
清华简《保训》篇：
隹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保（宝）训。戊子自靧水，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适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弗念终。汝以书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兹备，隹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授厥绪。呜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亡害，乃归中于河。微持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呜呼！发，敬哉！朕闻兹不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祗服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
这篇简文是周文王临终前留给武王的政治遗嘱。文中讲述了商人先祖“微”替父报仇平灭有易的一段历史故事。这段复仇故事在先秦古籍也有相关记述，如《易经》：
“丧羊于易，无悔。”（大壮，六五爻辞）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旅，上九爻辞）
又见：“王亥讬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又见：“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遂杀其君緜臣也。”（《竹书纪年》）
自该文献披露以来，其中有两句话即“假中于河”，“归中于河”聚讼纷纭，始终不得要领。上引《竹书纪年》中有“假师于河伯”的说法，故今人大多把“假中于河”解为向河伯借兵，愚以为于义未安，“中”究竟何解且按下不表，先说“河”字的训解。
对“河”的理解，有说指黄河，另说指河内之地，也有解为河伯的；对河伯的理解又分两种：一说河伯之神，另说 河伯部落。我以为解河为黄河或河内之地肯定不妥，《保训》主旨乃是文王讲述古圣王因为“得中”而膺“大命”，“中”作为“保”（宝）在历代圣王之间传递授受。换言之，“中”只与人相关，而与地无涉。
河解为河伯之神尚通，但仍有未尽处，必须说明，此处河并非指自然神，而是祖先神，“河”乃某人之专名，此人即是《史记·殷本纪》所传商王先公世系中第六代先公冥，又名季（季见卜辞，又见《世本》及楚辞《天问》）。
何以证之？甲骨文中有多条卜辞提及这位名“河”的先祖，且作为献祭的对象，均排在王亥和上甲微之前。如下例：
燎于河、王亥、上甲十牛、卯十宰。五月。（《合集》1182）
这条卜辞的意思是：向河、王亥、上甲三位先公分别献祭十头牛。
类似的三人同受祭的例子还见于《屯南》1116、《天理》454等，还有的卜辞直接称“高祖河”，文繁不具引。杨升南、江林昌等学者根据河、王亥、上甲的祭祀顺序，推断“河”可能是王亥之父冥，可从。《天问》中有载“该秉季德，厥父是臧”，明白指出季为该（亥）之父，亦可证之。
按，这位“高祖河”非等闲人物，在卜文中高祖河经常与夒、王亥、上甲微、大乙汤四位商族先公并同燎祭。并且高祖河拥有固定的祭祀日即“河日”，高祖河的配偶河母也有受祭。
又据 《礼记》载：“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商人祭祀最重要的祖先一共四位，也就是始祖帝喾（夒）和契，冥（河）和汤则是发家之祖。在卜辞中，季、冥或河是受祭者中最早的一位先公，是真正的“高祖”，与《礼记》所说“郊冥而宗汤”正相契合。
或问：既称名为季或冥，为何又称为河？
《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又见《史记集解》：“宋忠曰：‘冥为司空，勤其官事，死於水中，殷人郊之。’”
又见《史记索隐》：“礼记曰：‘冥勤其官而水死’”。
由上引文可以推知：冥治水而死于河，因此而被尊为河伯，故冥又称为河。而冥者，溟也，与河义近，亦当为尊称。颇疑商之高祖本名季，而冥与河均为尊号，一人而三名者，其故在此，姑存疑待考。
以上，可知《保训》简文“假中于河”中的河，应解为“高祖河”，也即冥或季。
明乎此，那么“假中于河”的意思也就清楚了：上甲微从祖父河那里接受了中道。
按，“假”非借义，应解为授予，如“假节钺”之假，也即《保训》简文中文王所说“受之以詷”以及“以书受之”之“受”；
又按，此前争议更多集中在对“中”的理解上，有的说是旗帜，有的解为“地中”，说是测日的标杆，有的解“中”为众，有的解为数或“历数”或河图，有的解为“极”，说“求中”即是“立极”或建“中坛”，还有的解为判决书，等等，鄙意以为“中”仍宜解为中道为好。细味《保训》文
义，“中”不可能指实物如“师”或旗帜、标杆等，而只能指称精神性的思想观念，否则舜如何能“施于上下远迩”？上甲微又如何能“弗忘”？文王又如何能要求武王“祇服（敬事）毋懈”？后文说在“有易服厥罪”的情况下，“微无害”，也即不加害于有易，正是中道思想的体现。今人多受《竹书纪年》之误导，解“假中于河”为向河伯借兵，恐失之。另，“归中于河”的归字先前释为追，后改隶为归，大约出于和“假河于中”的“假”字相对待呼应的考虑。愚按，此字仍当以释追为宜，此追即是“慎终追远”之追，当解为祭义。《周礼·司尊彝》：“追亨朝亨。”注:“犹追祭迁庙之主。”那么“追中于河”的意思是：上甲微平定有易后，追祭先祖河，以感怀酬报先人之中德。
证实“假中于河”之河指商之始祖冥，本来到此也该结束了，但我忽然产生了一个疑惑。
商之高祖王亥之父冥因治水而死，而夏之始祖大禹之父鲧也是因治水而死，这是巧合吗？
更巧合的事还在后面：王亥之子上甲微灭有易，而禹的儿子启曾灭掉有扈。据王国维和郭沫若说，有易和有扈是同一个部落。
《史记·夏本纪》：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勦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马之政，女不共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按《史记》记启伐有扈事本于《尚书·甘誓》篇，不具引。
有扈又见楚辞《天问》篇，但相关人物变成了该（亥）、季（冥，或河）、微（上甲微）等商人之先
公：“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昬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楚辞·天问》）
以《史记·夏本纪》、《尚书·甘誓》与《天问》、《易经》、《竹书纪年》以及《保训》等文献对勘，可知有易即有扈，也即有狄。从《天问》中“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一语来看，似乎有易在上甲微的攻击之下逃跑了，到另外的地方生息繁衍，并且还很兴旺。其中“变化以作诈”一语或许透露出有易改名为有扈的消息。
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有易，被启灭了一回，又被上甲微（即《天问》中的昏微）灭了一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爷爷都死于水，孙子都曾灭有易，那么两个儿子（或爹）禹和王亥是否有相关性或对应关系？
史籍或传世文献中关于王亥的资料很少，以之与有关大禹的文献对照，可粗略得出如下几点相似或相关性：
一，王亥是商人先公中仅有的被尊为王者，且从卜辞看，王亥受祭时用牛有时多达四、五十头，数量远超其他先公。由此可见王亥在商人先公世系中最为尊崇，正如禹在夏之世系中之地位；
二，王亥和禹在某些文献中同时出现，且二者共有一个特性：“健行人”。
《山海经·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郭璞注：“竖亥，健行人。”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禹行使大章步东西，竖亥度南北，畅八极之广，旋天地之数。”
《淮南子·地形训》亦有类似的记载：“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关于以上引文中之“竖亥”，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云：“《吴越春秋》和《淮南子地形篇》大禹命步南北之竖亥都是王亥。竖亥之竖即《天问》所说王亥为有易之牧竖。”其说良是。另，以上引文对勘可知，《海外东经》所云之“帝”当是“禹”字之误，后面说“一曰禹令竖亥”是对的。
三，王亥死于有易之手，关于大禹之死因，史籍未有明文，但从启征有扈前所作檄文《甘誓》来看，文中所透露出的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氛围与情态，颇易使人揣想禹之死与有扈相干。
史阙有间，以上只是测度之辞，不敢自是，权充批判的标靶而已。
总上，把夏人始祖鲧禹启之传说和商人始祖冥亥微之典故两相对照，深觉其源头实乃为一，故事只是一个，但主角更替，夏人和商人分
别演了一遍。那么谁抄袭谁？卜辞斑斑具在，结论只能是：夏的故事或传说或历史是虚构的（学术的说法叫建构），是对商人始祖传说的拷贝和复制。假定夏存在，作为夏的替代者的商人不可能通过歪曲自己的历史而制造夏史，实际上在殷代卜辞中也根本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夏史的记录。那么结论只可能是：周人建构了夏和夏史，模版或原型则为商史。
这个建构的意义，就在于历史哲学的核心：正统。周人以夏的传人自居，为了表明和确证代商而兴的合理性以及自己的正统地位，虚构了夏的神话或历史，而且重构了整个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历史即政治，此又一例欤？
说夏的历史是以商史为模板拷贝复制的，还有木有其他证据？还真有！
李宏飞《夏世系研究》证明：启之后夏代四王的世系，包括从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的历史，是对商代中期先王世系的复制和抄袭。商代中期“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五位商王的事迹被“移花接木”到了早期文献的夏史之中。
通过对比可发现，传世文献中“太康失国、夏后相居商丘、少康复国”等事迹与“商王仲丁迁嚣、河亶甲居相、祖乙迁邢”等事迹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具体来论，夏后太康的原型是商王太戊，两者名称均为“太某”。夏后中康的原型是商王中丁，两者名称均为“中某”。夏后胤甲的原型是商王河亶甲（殷墟卜辞作“戔甲”），“胤甲”由商王“戔甲”而来。夏后相的原型也是商王河亶甲，得名于“河亶甲居相”之“相”地名，与夏后相有关的“斟灌”和“商丘”的原型是商代中期都城“相”。夏后少康的原型是商王祖乙。《说文解字》：“少康，杜康也”，“杜”由“祖”而来。祖乙迁邢后“殷复兴”， 殷墟卜辞称其为中宗，此乃少康中兴复国之事件原型。
李宏飞氏的研究同时证明，所谓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传说，以及夏后中康时“废时乱日”与夏后胤甲时“十日并出”等记述共同指代当时东夷的军事威胁，亦不过是殷人数百年间与东夷族群血斗历史的缩影。“十日并出”是东夷的神话传说，与后羿射日的传说相合。从商王朝放弃长期经营的亳，迁居隞，很快北上迁都相，旋即又迁都邢的情况来看，中商时期的商可能在与东夷的战事中略占下风，出现“殷复衰”的情况，
到祖乙时“殷复兴”，此即“少康中兴”之本事。如果说《史记》中夏的早期世系是虚构的，夏的早期历史是以商史为模版复制的，那么夏的中后期世系和历史又如何呢？
其实也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崔述就曾经怀疑“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于甲乙已彷于此与？”（见《崔东壁遗书》）陈梦家先生则干脆主张“夏世即商世说”，认为夏后“芒”、“槐”、“不降”、“履癸”的名字可能是商先公先王演化而来，“夏商两代各十四世，而殷之报乙报丙报丁示壬，仅存庙号，无由知其私名，外此十世与夏世相合者七。”（见《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第七册下）顾颉刚先生也说：“桀是在古书中最早出现的夏代之王，相大约是商祖相土的分化，他原是‘四征不庭’的贤君。杼的来源虽不可确知，但似与越民族有相当的关系；在《国语》里看，杼是夏的一个中兴之主，同商族的上甲微，周族的高圉太王差不多。孔甲大约是商王祖甲的分化，关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西汉人所造。至于皋、不降等，我们差不多只知道一个名字而已，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夏王，已不可知了。”（见《夏史三
论》，《古史辨》第七册下）到目前为止尚难确定《史记》所传夏后氏世系（本于《世本》）完全不可信，但可以肯定地说，传世文献中的夏世系不完全可信，那么诸如《竹书纪年》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之类的关于“夏年”的文献记载也就随之失去了可信度，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此“夏年”为依据所构建的年代大厦也就根基不稳，难以取信了。
那么，象李伯谦氏言之凿凿的如下断语，则尤显轻率和荒谬：“以王城岗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是夏代早期文化，以河南新密新砦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是后羿代夏时期的夏文化，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是少康中兴至商汤灭桀的夏文化，即二里头遗址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见李氏多种著述及各处发言）
至于是否有夏，则仍然不能断定。即使有，可断言的是：它至少不会是《史记》和《竹书纪年》所记述的夏，也不应该是李伯谦等夏粉丝所描绘的夏。
我这番议论想说明四个意见：
一，“河”为商之始祖冥（卜辞所见商之最早之先公）之别名，“假中于河”的意思并非向河伯借兵，而是继承先祖中道的政治哲学。《保训》通篇文义都是讲历代治国之道在于中，此中道由尧传舜，舜传禹，而河授上甲微以至汤，故文王告诫武王一定要保此中道，敬事不懈，才能“用受大命”。
二，《史记》所见夏之世系恐不可信，至少少康之前世系应为后世仿照商之先公世系构拟的结果，那么，与早期世系相关的所谓“夏史”恐怕也是不可信的。
三，对夏史之建构，或出于周人建立政治合法性，从而确立正统之需要。后世此类意识形态重构运动屡见不鲜，汉人重构“五帝”世系，将此前所有朝代不同族群的先祖都纳入一个统一系统，即是显例。
四，在未有新的考古证据证明夏之必有之前，任何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物，文化比附有关夏史文献的作法和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是不严肃的，非学术的。换言之，考古学之目的或指向，是为了揭示先人生活真相或生存状态，而并非只是为了征验文献从而沦为文献
之附庸。考古是大道理，而文献是小参考，小参考必须服从大道理，而不是相反。即使牛B如司马迁，也必须先扔到一边。閱讀更多 論語體貼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