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伊始，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改變了往年春節的歡樂氣氛。
年初的武漢，一座千萬人口的特大樞紐型城市，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肺炎疫情在此暴發。疫情發生後的一段時間內，武漢關閉了被認為是疫情發源地的華南海鮮市場，隨後全國各地的活禽交易也被暫停，學校停課、假期延長、旅行團被叫停……1月23日，武漢正式宣佈封城，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一個千萬級別大城市採取的最嚴厲防疫措施。
全球化下的人口流動速度前所未有，公共衛生安全不再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自己的事情，隨著疫情的擴散，1月31日凌晨，世界衛生組織宣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成為需要全球協作解決的問題。
醫療技術和公共衛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迅速聚集在城市的人群也在將烈性傳染病的風險放大。在非常態化時刻，如何緩解疫情對城市治理、公共管理帶來的影響與衝擊，無一不在考驗著城市的“韌性”。在武漢封城之後，全國多省區市接連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各地也進一步出臺防控措施，一場席捲全國的“城市保衛戰”全面展開。
從“封城”到“封戶”
多地出臺最嚴出行舉措
面對疫情防控壓力，武漢和湖北多個城市實行交通管制，並出臺疫情控制措施。多省迅速成立疫情處置領導小組（指揮部），統一部署，多措並舉做好疫情防控期間市場保供穩價工作。為有效減少人員聚集，阻斷疫情傳播，國務院辦公廳發佈通知延長春節假期，各地大專院校、中小學、幼兒園推遲開學。此後，多省根據疫情防控需要，發佈關於延遲企業復工的通知。針對延遲復工給中小企業帶來較大的影響，四川、福建、江蘇蘇州、山東濱州、北京、上海等多地政府發佈了相關政策，幫助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減負。
在本次疫情的核心區湖北紛紛出臺“封城”舉措之後，隨著疫情的擴散，國內其餘城市雖未採取“封城”舉措，但也接連升級了“全民不出門”的管控措施，實施“最嚴出行舉措”。
2月3日起，全國多地陸續進入到居民出行嚴格管控措施的“高峰期”。從具體執行內容上來看，“最嚴出行舉措”的核心便是要求居民每戶家庭儘量不出門，避免交叉感染。例如浙江寧波、杭州，江蘇徐州、南京，黑龍江哈爾濱，福建福州，河南駐馬店等，封閉限制鬆緊各異。
浙江溫州是最早一批封閉小區的城市之一，也是湖北省外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之一。2月2日，溫州宣佈自當天零點至8日24時，在全市範圍實行出行管控措施，“全市每戶家庭每兩天可指派1名家庭成員出門採購生活物資”，出門憑票，票面列印“通行證”。
面對嚴重程度不一的疫情，各地也結合自身情況制定了不同的復工時間表。中央和各地政府也採取了多種措施，以應對即將到來的返工大潮。首先，各地根據自身的疫情形勢，靈活地做出復工安排，如再次要求學校、幼兒園延遲開學，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在家辦公、錯崗上班等，事實上形成了“錯峰”返工的效果，降低了出行人口聚集的風險。
對於返程路途上可能遇到的染病風險，交通運輸部門也實行了多項措施，如要求將長途客運和客輪的成員人數按照額定人數的50％控制客座率，引導乘客間保持一定距離等。各火車站、飛機場均設置了測溫裝置，火車上還預留了用於隔離發熱人員的坐席。同時，各省市視情況對復工人員做了居家隔離要求，並對復工後人員密集可能帶來的疫情風險做了安排。隨著防疫工作的持續推進，城市中已很難見到外出不戴口罩的人。無論機場、火車站、商店、餐廳還是社區街道，都有不同形式的量體溫、封閉隔離、行蹤排查等防控措施。
疫情是檢驗城市的試金石
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防疫關係源遠流長。18—19世紀英國城市無序發展帶來瘧疾、霍亂等傳染性疾病的流行，空前的公共衛生問題推動了現代意義上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的誕生。直面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拷問，公共衛生防疫再次成為城市規劃的熱議話題。
2003年春天，SARS這種起病急、傳播快、病死率高的病毒讓中國脆弱的公共衛生防線不堪一擊。在公開防治後，我國展現了驚人的動員能力，將隔離防控深入到所有的社區和村莊。SARS的影響極為深遠，2003年5月9日《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公佈施行，全國建設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中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系統由此建立。
17年後，冠狀病毒捲土重來。第二次與冠狀病毒交手，中國在醫療技術、信息公開、應急響應等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然而遺憾的是，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人口的集聚與流動，病毒擴散的速度和範圍也遠遠超出人們的想象。2003年SARS對全球經濟造成的損失在300億—1000億美元之間，而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暴發的範圍和影響還無法預測。最終這個數字取決於我們的公共衛生措施的有效程度，也取決於每一個國人。
在此次疫情中，全國各地的醫療隊齊援武漢，援鄂白衣戰士打響萬眾抗“役”的武漢保衛戰。各醫療隊不僅調集了各學科的精兵強將，還準備了抗擊“病魔”的藥物、醫療防護物資等。“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以鍾南山院士為代表的曾參與過SARS救治的大批醫生也參與到此次救治中，這些遍佈全國各地不計其數的抗役工作者是埋頭苦幹的戰士，是拼命硬幹的先鋒，被國人稱之為“民族脊樑”。
除了優質有序的醫療隊伍，城市在面對疫情時的應急管理也很重要。如上海在後 SARS 時期建設了上海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事實證明它已經成為上海市應對此次疫情的重要武器。上海相對較高的城市管理水平，也使在這個2500 萬人口的大都市裡，疫情的發展更透明、更公開，措施也更能夠因時制宜。目前，廣州、廈門、杭州等城市在此次疫情的考驗下，也已經加入到城市管理水平的比拼中。
交通基礎設施水平的發展特別是高鐵發達，大大增強了人口流動性，現在全國人口流動的規模大約是17年前的6倍。伴隨返程高峰和復工時段的來臨，全國各大主要城市面臨著較大的防控壓力。有專家指出，結合城市群與武漢大都市圈的關係來講，武漢都市圈及長江中游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都市群聯防聯控的任務就特別重。未來一段時間內，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深圳、廣州、成都、重慶、長沙、合肥等，將面臨嚴峻考驗。
國家發改委城市中心研究院研究員馮奎認為，就武漢自身來說，“封城”及其解禁，在這次防疫中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但是也需要總結其中的不足與教訓。武漢封城之後隔離措施沒有跟上，沒有第一時間徵用到足夠數量與條件的賓館酒店、體育館、黨校等大型設施，沒有對疑似病患及早全面隔離收治和留院隔離處理。一些有發病症狀的市民成為移動的傳染源，一些家庭出現成員集體感染。其他城市需要吸取的教訓是，要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走到“封城”這一步，如果要封，要劃小隔離單元。要瞄準傳染源，精準隔離、徹底隔離、科學隔離。對於確診、疑似、有發熱症狀的，分級分類進行隔離，並由專業醫護人員接手處理，徹底切斷傳染源與外界聯繫。同時，馮奎建議大中城市要做兩個預演，一是小型社區要有隔離響應；二是在沒有大規模暴發的時候，要有建設集中隔離點、救治中心的預案。
他進一步指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動人口很多，應從加快現代化防疫強國的角度來看疫情防控。在武漢疫情中，《傳染病防治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衛生部法定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信息發佈方案》的規定沒有完全得到落實。部分原因是有法不依，部分原因是法律規定滯後，特別是武漢這類大城市責任主體沒有落到實處。當前來講，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在全力“防輸入”的同時，需要高度重視做好“防擴散”。特別是節後返程客流的到來，將對原有的防控體系與防控能力構成巨大挑戰。
我們需要怎樣的“安全感”？
這一涉及全球眾多城市的公共衛生事件，為城市發展之路敲響了警鐘：我們永遠無法達成一個沒有疾病的城市，但理應擁有一個安全、健康、繁榮，並能應對各種危險、突發情況與長期挑戰的城市。
為抑制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武漢採取了“封城”策略和中心城區禁行措施，希望阻斷病毒的傳播。然而，隨之而來的醫療工作者和病人出行不便，大量患者的“醫療擠兌”，再次將城市治理能力的短板暴露在公眾面前。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公共衛生領域長期呼籲的“分級診療”未真正落實，公眾對社區醫院的技術水平與設備等難以產生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城市應對突發事件統籌能力的欠缺與社區治理的短板。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鄉規劃實施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系教授田莉呼籲，一方面有必要將健康影響評估納入城市規劃與管理過程，由規劃部門聯合公共衛生部門設計一套規範的健康影響評估程序，使社會各方都能參與評估。另一方面要提升面向公共健康的城市與社區治理能力。一要建立城市應對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體系，在特殊時期建立分區、分片的管理機制，使交通、醫療、後勤供應等能有條不紊地進行；二是建立社區公共衛生與疾病預防的體系，建立聯動的社區安全與綜合治理措施，使居民在災難突發時期可以有備無患、減少恐慌。
如帝都繪在《災禍如何塑造城市》中寫到，意料之外的災禍，對城市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人員傷亡，經濟損失，各項事務脫離正軌，但也可能意味著一次讓城市成長、完善的機會。聰明的城市會時刻記住這一點，在災禍來臨時主動應對，災後總結經驗，使自己更加成熟和完善。這需要政府、企業、媒體、民眾的共同努力。願我們的城市就是這樣的城市。
文章選自《鳳凰品城市》202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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