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本位”政策和其所衍生出的關隴集團，作為西魏、北周、隋唐政權歷史演變的重要政策和重要力量，從隋文帝楊堅到唐高祖李淵，一直以來都被多數的統治者所廣泛繼承和發展，而關隴集團作為統治階級的核心，更是在隋唐初期的政壇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隴集團起源於北周貴族

然而隨著唐太宗成功上位，順利即位後，很快就對當朝權貴階層進行了大換血，除了對功臣集團進行拔擢和重用外，唐太宗還通過對“關中本位”政策的調整，使大量的非“關隴”人士進入到中央政權的核心，大大消解和式微了關隴集團的勢力，鞏固了皇權的穩定和政局的穩步發展，於是在這樣的政策引導下，經過君臣的齊心協力，貞觀之治的盛世才得以成為現實。

那麼在唐太宗的功臣集團中，關隴集團的消解又是如何體現的呢？其消解的真正原因又是什麼呢？

1.何謂真正的關隴集團

說起關隴集團，首先我們要糾正一個誤解，其實有很多人都將“關中本位”政策與關隴集團混為一談，雖然“關中本位”政策確實與關隴集團有著相對密切的關係，但實施“關中本位”政策的最終目的，就是要組成關隴集團，而反過來“關中本位”政策的推行，也離不開關隴集團的助力作用。

而真正的關隴集團則最早記載於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在書中關隴集團被定義為“宇文泰欲抗衡高歡及蕭梁，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政策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

關隴集團的概念最早記載於《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

隨後陳寅恪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對關隴集團的定義進行了更進一步闡述：

“有唐一代三百年間其統治階級之變遷升降，即是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所鴆合集團之興衰及其分化。蓋宇文泰當日融冶關隴胡漢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創霸業；而隋唐繼其遺產，又擴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來此關隴集團中人物，所謂八大柱國即其代表也。”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對關隴集團有了進一步闡述

就如陳寅恪所言，“關中本位”政策的實質是以關隴轄境為立國基礎，附之以該地域本位下的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的物質政策，以及與地域物質政策相適應的文化政策。而在“關中本位”政策引導下產生的關隴集團，其初步形成階段則是北周宇文泰通過推行胡、漢合一的物質、文化政策，將六鎮胡族與關中漢族團結起來，最終形成強有力的“胡漢合一”統治集團，以此來抗衡蕭、梁政權，從而在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取得優勢局面，而隨後其在隋唐時期為了最大限度地擴充隋唐統治階級的實力，關隴集團則發展成以胡漢一體的統治集團為主體，並廣泛地吸納如北齊重臣，南朝舊部、山東豪傑、胡族蕃將等安邦治世之人為一體的綜合政治集團。

關隴集團部分關係圖

但當我們將關隴集團成員進行細緻地劃分，其組成人員具體有以下幾類：一是以北周八大柱國家族及其後裔為主的關隴集團核心成員，如宇文泰、隋文帝、隋煬帝、唐高祖、唐太宗等；二是以所籠絡的關中漢族、士族為主的豪族勢力，如關隴地區的京兆韋氏、杜陵杜氏、弘農楊氏、武功蘇氏、隴西李氏等，作為豪門望族的他們，或為州內著姓、或擁有重兵、或累世為簪纓盛族，可謂是帝國權貴階級的典型代表；三是與關隴集團結成姻親者，如竇威、竇抗、長孫無忌、高士廉等人，這些人都因與關隴集團成員結成錯綜複雜的婚姻關係，而擠身為關隴集團的一員。

總而言之，關隴集團是實施“關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結的各類人員，其以北周八大柱國家族及其後裔為核心，以關中漢族、士族為主體，加之與關隴集團成員結為姻親關係的人員組成，可以說在北周時期所歷經心血打造的關隴集團，不僅可以維持各朝政權內部的政治穩定，使得各朝統治者可以無需通過過多地讓渡政治利益來籠絡文武官員，而且有利於推進朝廷各項政令的實施，更對北周以及隋唐時期的政治體制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2.貞觀朝局中關隴集團的調零

在西魏、北周時期，關隴集團作為上層統治階級的核心力量，是各朝統治者維護政權穩定的關鍵。但隨著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統一南北後，一批山東集團和南方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如裴矩、裴蘊、虞世南等人順勢進入到隋朝統治集團的內部，也就在這時，關隴集團壟斷朝政的局面開始出現細微的變化。

可到了李唐政權時期，尤其是在玄武門之變後，唐太宗發現原有的唐高祖武德時期所打造的關隴貴族為主的政治班底，已不適合貞觀朝時政權統治的需要，所以為了迎合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貞觀時期整個朝堂的用人方向也在漸漸脫離以關隴集團為核心的侷限了，於是唐太宗不僅將自己的秦王府舊臣納入到自己的統治集團之中，而且對當前關隴集團的選拔與任用，唐太宗也有著層層細緻地安排。

對於唐太宗來說，當他在掌握了李唐政權的最高權力後，他也不得不正視關隴集團在李唐統治集團中的地位，因為他明白李唐皇室與關隴集團，其實是作為一種利益共同體而存在的，一方面關隴集團不僅是支持與協助李唐皇室逐鹿中原、稱雄爭霸的重要力量，而另一方面李唐皇室所屬的隴西李氏更是關隴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不只是為了保障關隴集團的利益，更為了安撫人心、確保政權的平穩過渡，從而能夠更好地鞏固皇權，一些有利於自己集權統治的關隴集團成員被選拔進入自己的統治圈，而那些不利於統治的關隴集團成員則在自己政權穩定，勢力鞏固之時，被一一替換和剪除掉了。

如此以來，當我們看貞觀年間，唐太宗所拔擢的那些關隴集團成員，顯而易見地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兩類：一類是與李世民有姻親關係的關隴貴族，即長孫無忌、高士廉二人。他們一個作為長孫皇后的哥哥，一個作為長孫皇后的舅父，可以說，由於姻親關係，他們與唐太宗在唐高祖時期就交往甚密，而在之後的圖謀奪嫡以及玄武門之變中，此二人更是或多或少地協助和參與其中，最終立下赫赫功勳，被唐太宗所給予重任。

“及將誅隱太子，士廉與其甥長孫無忌並預密謀。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釋繫囚，授以兵甲，馳至芳林門，備與太宗合勢。”

長孫無忌和高士廉

另一類是原秦王府幕僚的關隴集團成員。其實早在武德年間，李世民在開府之時便招募了許多關隴集團成員作為自己的府中幕僚。具體來說，既有出身秦王府文學館學士的杜淹、杜如晦、于志寧等人，也有隸屬於秦王府舊部的關隴武將侯君集，屈突通等人，可以說這些人都成為李世民統治集團中的核心成員。

杜如晦和于志寧

但除了這些與唐太宗有“親密關係”的關隴人士外，對於那些在儲位之爭中支持隱太子建成的重臣，如裴寂、蕭瑀、陳叔達等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出於政權穩定的需要，確實是繼續對其進行任用，但隨著政權的穩固和皇權的加強，唐太宗對這些武德老臣逐漸以其親信進行替換並伺機剷除。就如武德九年十月，蕭瑀與封倫發生矛盾，太宗趁機將蕭瑀、陳叔達一同罷免，而在貞觀三年，裴寂也因僧人法雅妖言一事被免官，至此所有的不穩定因素都被消除，唐太宗的統治集團也逐漸形成和鞏固。

可以說，唐太宗的用人選拔標準往往與關隴集團成員的政治身份無必然關係，哪怕他們身居高位，他也認為依靠關隴貴族，絕對不是維護自己集權統治的最佳選擇。對於唐太宗而言，他更在意的是統治集團成員對自己的政治忠誠度，所以他所選擇提拔的關隴力量，必定是在儲位之爭時就追隨自己，並助自己登上皇位而立有大功的成員，正所謂只有適合並對自己政治發展有利的關隴人士，才能在自己的統治集團中最終得到重用。

3.太宗“調整”關隴集團的真相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奪儲成功，繼而登基稱帝，開創了明耀史冊的貞觀盛世。而這一系列政治抱負的實現，除了唐太宗本人具有傑出超群的政治、軍事才幹外，他身邊的功臣集團在整個過程中更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可讓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唐太宗統治時期，其在統治上所倚重的政治集團，已非傳統意義上的關隴集團，而是在武德年間追隨自己，共同打天下的功臣集團成員，也正是在唐太宗的“精心”調整下 ，在新的統治集團中，之前關隴集團在政治上的優勢和壟斷地位逐漸開始動搖，並呈現出明顯的衰微瓦解之勢，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統治範圍不斷擴大，人才選擇渠道增多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各方豪傑勢力都在不斷地網羅天下人才，以擴充自己的實力，而作為起義勢力中一員，李淵也在暗中積蓄力量，但那時的他正值起義初級階段，對於人才輩出、門閥強盛的山東集團以及富庶強盛、文化底蘊深厚的江南集團都無心，更無力做到盡力收服。隨著李唐政權勢力的不斷強大，特別是在攻克洛陽後，北方較大的軍閥割據勢力都被李唐政權消滅，政治局勢也日益明朗，統一天下的任務也算基本完成。而為了穩固統治、安撫人心，處於建設時期的李唐政權，不僅對關隴集團的人才士人進行了拉攏，更是對山東集團和江南政治勢力的各方面人才採取了任用和提拔。

唐朝疆域版圖

（二）關隴集團自身弱點顯現，難以完全佔據統治核心

其實早在武德和貞觀年間，隨著政治的逐步穩定，社會經濟、文化的逐步恢復，對於治世之士的需求也越來越多，雖然李唐政權在任用了大量關隴集團成員的基礎上，也將山東集團的封德彝、房玄齡、南方政治勢力的蕭瑀、陳叔達等人作為自己統治集團的班底一員，但關隴集團自身的弱點還是在此刻慢慢凸顯出來，並漸漸削弱了統治集團的治理能力。

一方面，唐初以來，關隴集團成員多是以皇親國戚之關係而存在，如宇文士及、竇威、長孫無忌、李孝恭，這也就造成關隴集團成員的整體輸出較少，而人員結構的單一和不足，更導致了李唐政權不能以關隴集團的一己之力去治理天下；另一方面，自北周以來，軍功都是作為關隴集團成員當官封爵的主要途徑，而其對於治國理政、經國濟世等方面的才能，更是與山東集團以及江南政治勢力相差甚遠。所以為了李唐政權的整體利益，面對自身弱點逐步放大的關隴集團，唐太宗只能選擇在保留關隴集團於統治集團中地位的同時，既而通過招攬其他政治集團的支持，以此來維護自己的皇權統治。

（三）緩和敏感地區局勢，加強對地區的控制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順利登基，而散佈眾多隱太子建成舊部的山東、河北等地，此時也就成了整個帝國局勢最不穩，矛盾最激烈和複雜的地區。為了平穩處理地方問題，消除地方隱患，唐太宗在對待地方問題上，一方面對山東、河北等地的士人加以安撫，招為己用，尤其是注重提拔那些熟悉地區情況的庶族寒門人士，就如魏徵、張行成、戴冑、馬周等人，將其作為迅速緩解地區政治局勢的關鍵角色；另一方面，自古以來，山東地區、江南地區就是人才薈萃和文化繁榮之地，其所具有的治國理政的人才，更是崇尚武力的關隴地區所無法比擬的，所以對於急需經國濟世之才的唐太宗來說，大力拔擢以才華見稱的山東、江南政治集團成員或許才是最為合適的選擇。

山東士族和江南政治集團

總的來說，從太宗潛邸幕僚到貞觀重臣，一大批來自不同區域、不同政治背景、不同文化類型的治世之才盡入李唐政權的彀中，成為唐太宗統治集團的中堅力量，而隨著皇權的振興和統治力量的加強，不僅使得關隴集團的劣勢盡皆凸顯，更使其完全淪為了皇權的附庸，成為專制帝國的寄生官僚，再加上唐太宗對非關隴地區心腹幕僚的大量任用，最終導致了關隴集團在政治上壟斷地位的瓦解和融合了多方政治勢力的新型統治集團的最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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