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本位”政策和其所衍生出的关陇集团，作为西魏、北周、隋唐政权历史演变的重要政策和重要力量，从隋文帝杨坚到唐高祖李渊，一直以来都被多数的统治者所广泛继承和发展，而关陇集团作为统治阶级的核心，更是在隋唐初期的政坛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关陇集团起源于北周贵族

然而随着唐太宗成功上位，顺利即位后，很快就对当朝权贵阶层进行了大换血，除了对功臣集团进行拔擢和重用外，唐太宗还通过对“关中本位”政策的调整，使大量的非“关陇”人士进入到中央政权的核心，大大消解和式微了关陇集团的势力，巩固了皇权的稳定和政局的稳步发展，于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经过君臣的齐心协力，贞观之治的盛世才得以成为现实。

那么在唐太宗的功臣集团中，关陇集团的消解又是如何体现的呢？其消解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1.何谓真正的关陇集团

说起关陇集团，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解，其实有很多人都将“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集团混为一谈，虽然“关中本位”政策确实与关陇集团有着相对密切的关系，但实施“关中本位”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组成关陇集团，而反过来“关中本位”政策的推行，也离不开关陇集团的助力作用。

而真正的关陇集团则最早记载于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在书中关陇集团被定义为“宇文泰欲抗衡高欢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

关陇集团的概念最早记载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

随后陈寅恪又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关陇集团的定义进行了更进一步阐述：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鸩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关陇集团有了进一步阐述

就如陈寅恪所言，“关中本位”政策的实质是以关陇辖境为立国基础，附之以该地域本位下的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的物质政策，以及与地域物质政策相适应的文化政策。而在“关中本位”政策引导下产生的关陇集团，其初步形成阶段则是北周宇文泰通过推行胡、汉合一的物质、文化政策，将六镇胡族与关中汉族团结起来，最终形成强有力的“胡汉合一”统治集团，以此来抗衡萧、梁政权，从而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取得优势局面，而随后其在隋唐时期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充隋唐统治阶级的实力，关陇集团则发展成以胡汉一体的统治集团为主体，并广泛地吸纳如北齐重臣，南朝旧部、山东豪杰、胡族蕃将等安邦治世之人为一体的综合政治集团。

关陇集团部分关系图

但当我们将关陇集团成员进行细致地划分，其组成人员具体有以下几类：一是以北周八大柱国家族及其后裔为主的关陇集团核心成员，如宇文泰、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等；二是以所笼络的关中汉族、士族为主的豪族势力，如关陇地区的京兆韦氏、杜陵杜氏、弘农杨氏、武功苏氏、陇西李氏等，作为豪门望族的他们，或为州内著姓、或拥有重兵、或累世为簪缨盛族，可谓是帝国权贵阶级的典型代表；三是与关陇集团结成姻亲者，如窦威、窦抗、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人，这些人都因与关陇集团成员结成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而挤身为关陇集团的一员。

总而言之，关陇集团是实施“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的各类人员，其以北周八大柱国家族及其后裔为核心，以关中汉族、士族为主体，加之与关陇集团成员结为姻亲关系的人员组成，可以说在北周时期所历经心血打造的关陇集团，不仅可以维持各朝政权内部的政治稳定，使得各朝统治者可以无需通过过多地让渡政治利益来笼络文武官员，而且有利于推进朝廷各项政令的实施，更对北周以及隋唐时期的政治体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2.贞观朝局中关陇集团的调零

在西魏、北周时期，关陇集团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核心力量，是各朝统治者维护政权稳定的关键。但随着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统一南北后，一批山东集团和南方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如裴矩、裴蕴、虞世南等人顺势进入到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也就在这时，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开始出现细微的变化。

可到了李唐政权时期，尤其是在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发现原有的唐高祖武德时期所打造的关陇贵族为主的政治班底，已不适合贞观朝时政权统治的需要，所以为了迎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贞观时期整个朝堂的用人方向也在渐渐脱离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局限了，于是唐太宗不仅将自己的秦王府旧臣纳入到自己的统治集团之中，而且对当前关陇集团的选拔与任用，唐太宗也有着层层细致地安排。

对于唐太宗来说，当他在掌握了李唐政权的最高权力后，他也不得不正视关陇集团在李唐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因为他明白李唐皇室与关陇集团，其实是作为一种利益共同体而存在的，一方面关陇集团不仅是支持与协助李唐皇室逐鹿中原、称雄争霸的重要力量，而另一方面李唐皇室所属的陇西李氏更是关陇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不只是为了保障关陇集团的利益，更为了安抚人心、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从而能够更好地巩固皇权，一些有利于自己集权统治的关陇集团成员被选拔进入自己的统治圈，而那些不利于统治的关陇集团成员则在自己政权稳定，势力巩固之时，被一一替换和剪除掉了。

如此以来，当我们看贞观年间，唐太宗所拔擢的那些关陇集团成员，显而易见地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两类：一类是与李世民有姻亲关系的关陇贵族，即长孙无忌、高士廉二人。他们一个作为长孙皇后的哥哥，一个作为长孙皇后的舅父，可以说，由于姻亲关系，他们与唐太宗在唐高祖时期就交往甚密，而在之后的图谋夺嫡以及玄武门之变中，此二人更是或多或少地协助和参与其中，最终立下赫赫功勋，被唐太宗所给予重任。

“及将诛隐太子，士廉与其甥长孙无忌并预密谋。六月四日，士廉率吏卒释系囚，授以兵甲，驰至芳林门，備与太宗合势。”

长孙无忌和高士廉

另一类是原秦王府幕僚的关陇集团成员。其实早在武德年间，李世民在开府之时便招募了许多关陇集团成员作为自己的府中幕僚。具体来说，既有出身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的杜淹、杜如晦、于志宁等人，也有隶属于秦王府旧部的关陇武将侯君集，屈突通等人，可以说这些人都成为李世民统治集团中的核心成员。

杜如晦和于志宁

但除了这些与唐太宗有“亲密关系”的关陇人士外，对于那些在储位之争中支持隐太子建成的重臣，如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唐太宗在即位之初，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确实是继续对其进行任用，但随着政权的稳固和皇权的加强，唐太宗对这些武德老臣逐渐以其亲信进行替换并伺机铲除。就如武德九年十月，萧瑀与封伦发生矛盾，太宗趁机将萧瑀、陈叔达一同罢免，而在贞观三年，裴寂也因僧人法雅妖言一事被免官，至此所有的不稳定因素都被消除，唐太宗的统治集团也逐渐形成和巩固。

可以说，唐太宗的用人选拔标准往往与关陇集团成员的政治身份无必然关系，哪怕他们身居高位，他也认为依靠关陇贵族，绝对不是维护自己集权统治的最佳选择。对于唐太宗而言，他更在意的是统治集团成员对自己的政治忠诚度，所以他所选择提拔的关陇力量，必定是在储位之争时就追随自己，并助自己登上皇位而立有大功的成员，正所谓只有适合并对自己政治发展有利的关陇人士，才能在自己的统治集团中最终得到重用。

3.太宗“调整”关陇集团的真相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储成功，继而登基称帝，开创了明耀史册的贞观盛世。而这一系列政治抱负的实现，除了唐太宗本人具有杰出超群的政治、军事才干外，他身边的功臣集团在整个过程中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其在统治上所倚重的政治集团，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关陇集团，而是在武德年间追随自己，共同打天下的功臣集团成员，也正是在唐太宗的“精心”调整下 ，在新的统治集团中，之前关陇集团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逐渐开始动摇，并呈现出明显的衰微瓦解之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统治范围不断扩大，人才选择渠道增多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方豪杰势力都在不断地网罗天下人才，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作为起义势力中一员，李渊也在暗中积蓄力量，但那时的他正值起义初级阶段，对于人才辈出、门阀强盛的山东集团以及富庶强盛、文化底蕴深厚的江南集团都无心，更无力做到尽力收服。随着李唐政权势力的不断强大，特别是在攻克洛阳后，北方较大的军阀割据势力都被李唐政权消灭，政治局势也日益明朗，统一天下的任务也算基本完成。而为了稳固统治、安抚人心，处于建设时期的李唐政权，不仅对关陇集团的人才士人进行了拉拢，更是对山东集团和江南政治势力的各方面人才采取了任用和提拔。

唐朝疆域版图

（二）关陇集团自身弱点显现，难以完全占据统治核心

其实早在武德和贞观年间，随着政治的逐步稳定，社会经济、文化的逐步恢复，对于治世之士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虽然李唐政权在任用了大量关陇集团成员的基础上，也将山东集团的封德彝、房玄龄、南方政治势力的萧瑀、陈叔达等人作为自己统治集团的班底一员，但关陇集团自身的弱点还是在此刻慢慢凸显出来，并渐渐削弱了统治集团的治理能力。

一方面，唐初以来，关陇集团成员多是以皇亲国戚之关系而存在，如宇文士及、窦威、长孙无忌、李孝恭，这也就造成关陇集团成员的整体输出较少，而人员结构的单一和不足，更导致了李唐政权不能以关陇集团的一己之力去治理天下；另一方面，自北周以来，军功都是作为关陇集团成员当官封爵的主要途径，而其对于治国理政、经国济世等方面的才能，更是与山东集团以及江南政治势力相差甚远。所以为了李唐政权的整体利益，面对自身弱点逐步放大的关陇集团，唐太宗只能选择在保留关陇集团于统治集团中地位的同时，既而通过招揽其他政治集团的支持，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

（三）缓和敏感地区局势，加强对地区的控制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顺利登基，而散布众多隐太子建成旧部的山东、河北等地，此时也就成了整个帝国局势最不稳，矛盾最激烈和复杂的地区。为了平稳处理地方问题，消除地方隐患，唐太宗在对待地方问题上，一方面对山东、河北等地的士人加以安抚，招为己用，尤其是注重提拔那些熟悉地区情况的庶族寒门人士，就如魏征、张行成、戴冑、马周等人，将其作为迅速缓解地区政治局势的关键角色；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山东地区、江南地区就是人才荟萃和文化繁荣之地，其所具有的治国理政的人才，更是崇尚武力的关陇地区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对于急需经国济世之才的唐太宗来说，大力拔擢以才华见称的山东、江南政治集团成员或许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

山东士族和江南政治集团

总的来说，从太宗潜邸幕僚到贞观重臣，一大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政治背景、不同文化类型的治世之才尽入李唐政权的彀中，成为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而随着皇权的振兴和统治力量的加强，不仅使得关陇集团的劣势尽皆凸显，更使其完全沦为了皇权的附庸，成为专制帝国的寄生官僚，再加上唐太宗对非关陇地区心腹幕僚的大量任用，最终导致了关陇集团在政治上垄断地位的瓦解和融合了多方政治势力的新型统治集团的最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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