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20世紀中期英國殖民統治逐漸走向衰落，與此同時美國正在迅速崛起，曾稱霸一時的英國文化面臨著被其取代甚至同化的危機。因此英國文化不斷尋找著既能助其保持殖民統治，又能抵制美國化的同盟軍。它們在英國加勒比移民文化中找到了可團結的力量，以此一度對加勒比移民採取拉攏的態度。
反映在文學上，加勒比流散文學也需要這種拉攏才能得到英國主流文化的承認，並確立其在英國的地位，因此欣然接受拉攏，甚至主動向其靠攏；但流散書寫總是不斷對自我身份進行重新審視，這使加勒比作家進一步反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其的統治。由此，二者之間雖呈現出短暫的、反常的融洽，但這種平衡終究會被打破。20世紀中期英國加勒比流散文學正是這一特殊時期的典型反映。英國和加勒比文學概況
英國和加勒比雖都是由眾多島嶼組成，但在歷史中的遭遇卻有著天壤之別。在很長的時間內，它們之間都是殖民與被殖民、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自從哥倫布1492年發現加勒比後，加勒比地區常被視為英國的"附加品"，"它們很難被看作是國家……更確切的講，是屬於大型社區的邊遠的農業或者工業不動產"。在英國主流話語中，無論是哥倫布的航海日誌、冒險家和詩人華爾特·瑞利爵士的《大而美的圭亞那帝國話語》、莎士比亞的《暴風雨》，還是丹尼爾·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等中，加勒比地區一直被定型成野蠻、落後的形象，英國對其的控制與掠奪則被美化成對其文明化的改造。
加勒比地區
英國和加勒比之間的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不只存在於加勒比，在英國國內也得到了存續。加勒比人在英國的歷史可追溯到英國的殖民擴張時代，當時加勒比人主要充當奴僕或者代替英國人服兵役等。雖數量有限，但一度僱傭加勒比人還被視為英國上層社會時髦的舉動。20世紀中期英國政府頒發《移民法》，規定所有進入英國的移民均可獲得合法的公民身份後，1948年6月22日，一艘滿載492名牙買加黑人，名為"帝國順風號"的輪船橫渡大西洋抵達英國蒂爾伯里港，這一事件拉開了加勒比移民大規模入境英國的序幕，據官方記載，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期，進入英國的加勒比人口高達11.18萬。大批流散移民的湧入改變了英國國內的社會環境，而"帝國順風號"事件也被英國主流社會視為英國黑人歷史的開始。英國種族歧視由來已久，且這種歧視在其長期的殖民征服過程中不斷加強。"早已彌散入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影響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種族意識。"因此，當戰後的加勒比人蜂擁進入英國時，可以預料到的是長期積壓在英國本土的種族歧視會迅速升溫。
英國倫敦
但出乎意料的是，從1948年到1958年，這十年間卻是英國種族衝突平靜的十年。這一反常的現象一直被種族文化研究忽視。而這十年，英國加勒比作家人才輩出，佳作不斷，甚至被譽為英國加勒比文學的大爆炸時代。文學作品是審視社會變遷的佳視角，透過此視角，可看到隱藏在種族和諧關係之下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博弈。因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20世紀中期英殖民統治逐漸走向衰落，同時隨著美國的崛起，英主流文化面臨著被其取代甚至同化的危機。因此它一直尋找既能助其保持殖民統治，又能夠抵制美國化的同盟軍。終它在英國加勒比流散文化中找到了可團結的力量，一度曾對加勒比移民採取拉攏的態度。但這種拉攏同時又是一把雙刃劍。
英國舊殖民地
以文學為例，加勒比流散文學需要靠近英國主流文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其承認，並確立自己的文學地位，但來自殖民地的移民所揹負的被殖民歷史又不斷促使他們思索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他們造成的禁錮。同時，與殖民文化的親密接觸還促使他們更加深刻地瞭解殖民統治的本質。正如斯圖亞特·霍爾所言"接受了殖民地教育，我可以從內部瞭解英國"，對殖民文化的瞭解可以促使反殖民思想從殖民內部生根發芽。基於此，這種靠近與反抗之間的矛盾性註定加勒比群族和英國主流文化之間的和諧關係是短命的。1958年英國諾丁山爆發黑人種族騷亂，加上第二代英國加勒比移民的後代遠沒有父母一代溫順，完全在英式教育下長大的他們不斷地通過各種鬥爭要求取得平等。此後，英國主流社會與加勒比流散群族之間爆發了激烈衝突，英國社會也進入長達幾十年的種族公開對峙時期。
特殊的同盟關係
20世紀中期的英國，英國加勒比黑人學者與英國白人學者之間常常呈現出一種特殊的"同盟關係" 。對此根據皮特·卡林尼在《都市現代主義與其同西印度人的對話》中有大量的記錄。20世紀中期許多加勒比作家之所以選擇在倫敦定居，因為英殖民統治鼓吹一種"孝順的隱喻"，即英國為富裕的"母國"，"母國"會保護殖民地"子民"，而當"母國"需要幫助時，"子民"也應當無條件的付出。二戰後的英國百廢待興，急需大量的勞動力，加之《移民法》中開出的誘人條件，所以成千上萬的加勒比移民前往英國。
英國殖民軍
許多作家也是如此。在20世紀40年代晚期，圭亞那小說家埃德加·米特霍茲曾積極呼籲前往英國，他的呼籲得到了塞穆爾·塞爾文、喬治·拉明、安德魯·薩爾金和威爾森·哈里斯等加勒比作家的積極響應。對於離開，拉明曾說過："我們藝術家是不得不離開的"。而奈保爾則聲稱"要想成為一名作家，我認為高貴的事情是離開，這種離開是非常必要的"。他在遊記《中途》中寫道："特立尼達拉島並不重要……我們的興趣是外面的世界"。提·穆克爾瑞茲則在《茉莉花》中寫道："特立尼達拉島太小了，但是這卻是個大問題。這樣小的島嶼怎能夠容下下一個充滿抱負的姑娘？"。
《加勒比海盜》水下場景
定居英國的加勒比作家大多數靠創作為生，他們與英國主流媒體保持著良好的關係。如大多數都參加過"加勒比之聲"的訪談節目。"加勒比之聲"是當時英國主流媒體BBC每週日晚上定期向加勒比人和英國民眾定期播出的節目，邀請的嘉賓除了曾在加勒比生活過的退伍老兵外，更多的是居住在英國的加勒比知識分子，比如奈保爾、拉明、塞爾文、尤娜·瑪森、德里克·沃爾科特、愛德華·卡莫·布拉斯懷特、威爾森·哈里斯、簡·卡魯、斯爾維亞·懷恩特和安德魯·薩爾金等。這個吉姆幫助加勒比文學迅速的融入英國主流社會，是讓他們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消費市場。比如拉明的首部小說《在我皮膚的城堡內》的部分節選初就是通過廣播來推廣宣傳。對此，拉明曾公開表達感激，"我們唯一的財富就是亨利·斯維恩茲的'加勒比之聲'……其對於英國加勒比文學的發展的貢獻是書寫不盡的"。再如拉明曾受到了《觀察家報》等雜誌的公開表揚，而塞爾文和馬伊斯則受到了"
讀書協會"的推薦，尤其是馬伊斯1955年去世時，《泰晤士報》用了半個版面發表訃告，這種待遇對於加勒比作家而言，尚屬首次。
《泰晤士報》
除此之外，許多英國白人知識分子不但沒有把加勒比黑人作家視為低等的群族，而把他們視為合作者，二者之間形成了一種同盟關係。T.S.艾略特、史蒂芬·斯朋德爾、羅伊·弗勒和約翰·樂曼恩等都聲稱對加勒比文學感興趣。尤其是T.S.艾略特成為"
費伯與費伯"公司的董事後，他的領導下的這家公司出版了大量勒比文學作品。這種同盟關係出現的意義重大。有些學者將其視為英國本土文學削弱的標誌。實際上，當時英國文學藝術創作的確處於低迷狀態，而英國加勒比作家如維科·瑞德、塞爾文、拉明和奈保爾等憑藉著獨特的異域視角也讓英國讀者耳目一新，正如弗朗西斯·懷恩德曼所言，"大批的加勒比作家創作出的新鮮而有趣的故事，無論從內容和風格上都與我們不同"。從這一點來看，加勒比作家拯救了低迷的英國文學。這也使得二者關係更加親密。但這種親密並非偶然，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文化根源。關係的本質探究
正如詹姆士·C.司各特曾說過的"統治和被統治之間不斷鬥爭的空間中從來沒有堅固的牆"。正當英國文學處於衰落期，數量眾多的加勒比作家加入英國主流文化行列，充當著挽救其的重要力量，當然他們也在這一過程中建立自己的聲名。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勢力，和對加勒比長期以來以"戀母情節權力方程"的特徵的殖民統治，英國主流文化原本有足夠信心控制加勒比英國作家，讓他們為維護英國主流文化而服務。
《英國文學簡史》
的確，當時加勒比作家的創作曾受到了英國主流作家的影響。如哈里斯使用了艾略特的文章《傳統與個人天賦》來思考解構殖民世界中的加勒比文學，其作品《孔雀的宮殿》則以葉芝的詩歌開場。塞爾文的《孤獨的倫敦人》中則有著類似於喬伊斯和伍爾夫的意識流的描寫。雖然英國主流文化的拉攏與他們的主動靠近使得其在英國文壇站穩了腳跟，但無一例外是這些作家終還是走向了後殖民主義作家的陣營 。究其原因，這與50年代英國文化背景有關。當時以艾略特等學者代表的現代主義居於主流地位。而現代主義與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之間的關係複雜。弗裡德利克·詹姆遜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中提出現代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和工具。阿什斯·楠迪也認為"現代主義作家的'武裝後的視角'本身就是殖民主義"。比爾·阿什克羅夫特和約翰·薩爾特爾則認為"現代主義的高雅文化話語……可以被看作是帝國統治的隱喻，現代性和現代主義植根於帝國主義"。
葉芝
因此以現代主義為特徵的英國主流文化對加勒比作家的拉攏無疑也混合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特點。但這場結盟的結果卻出乎英國主流文化的意外。英國主流作家為維護殖民統治不得不靠近加勒比群族，通過為其提供表達機會來形成同盟，抵抗自身的衰落和美國文化對其所構成的威脅。在這一過程中，加勒比作家總是不斷對自我身份等歷史問題進行重新審視，因此他們會進一步挖掘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自身的統治，而這又催生了敵對於英國主流文化力量的誕生。當被殖民者的力量還沒有積蓄到一定程度，他們對主流文化不得不以表面上迎合靠近，而反抗卻只能以不公開的、密碼式的方式融入小說之中。這種博弈方式使得20世紀中期英國的種族矛盾趨於緩和，略顯平靜。
20世紀中期英國加勒比流散文學特點
英國本土的加勒比作家在靠近英國主流文化的同時，並沒有停止對自我身份的深刻思索，他們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加勒比移出國，並把迴歸視為精神動力 。奈保爾曾說"實際上，對於寫作，迴歸同樣是必要的"。因此在英國主流社會文化拉攏和加勒比流散群族迴歸渴望的矛盾中衍生出了無數身份的差異，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英國加勒比群族與加勒比本土群族之間的差異，二是英國加勒比群族與英國本土居民之間的差異。因為"差異"的存在，加勒比英國流散群族對身份產生了雙重性意識。英國加勒比流散群族從離開加勒比的那一刻起，已揹負了異質文化的身份，這使得加勒比海本土群族將其視為永遠的異鄉人；而又因為他們所揹負的加勒比性，即使身處英國，又被英國本土居民排斥在外。
影視中的加勒比人
這種雙重性使得他們的身份永久性的處於"分裂"狀態，因此他們不得不學會在兩種世界中生存。霍爾曾說"這些移民與移出國和文化傳統保持著緊密的聯繫，但是……又不得不適應移入國全新的文化，他們身上不是簡單的同化，也沒有完全失去移出國的身份，而是揹負著形成他們的特殊文化，傳統，語言和歷史的痕跡……他們是環環相扣的歷史和文化的產物……是因為後殖民移民而新生的流散產物，他們至少要學會兩種身份，說兩種文化語言，並且這兩種語言可以互譯，交流和溝通"。對此，R.拉德哈克瑞斯那恩提出過"雙重生活的現實"理論，即"家庭和社區有機整體因旅行發生了……錯位，因此必須重新協商，重新定位"。
英國女人和黑人士兵
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塞爾文、拉明等作家對因為身份差異而揹負"雙重意識"的加勒比流散群族與加勒比和英國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索。拉明的《移民》記錄了英國加勒比流散群族命運的變遷。克里斯及同胞和英國白人關係融洽，當白人得知他是位詩人後，問了他很多關於種族關係和英國帝國的問題，克里斯或者沉默或者機靈的反駁。而在遠洋旅途中，他因拒絕與加勒比群族交流而被懷疑成竊聽者。在到達英國後，幾位他熟悉的加勒比人懇請他幫忙，他警告道："什麼都不要問我"，"這是你們圈裡的事情"，"我哪個圈子也不屬於"。小說結尾，他向著窗外遠眺，陷入沉思之中。在《孤獨的倫敦人》中，塞爾文同樣挖掘了身份的雙重性。主人公摩西斯對移民同伴和英國均保持著一定的距離。在小說結尾，摩西斯同樣孤獨的站在泰晤士河邊，陷入了沉思。
諾丁山的加勒比移民
這些小說的結尾暗示了英國加勒比群族渴望的是一種"差異"基礎上的居於英國和加勒比之間的雙重性身份。這與當時種族背景遙相呼應。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殖民統治的默許，但本質上則是一種沉默的反抗，因為當時的加勒比作家雖能夠自如的書寫殖民文化，但在主流文化強勢話語下，不得不以種種隱秘的方式記錄自己雙重性的流散經歷。隨著全球性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英國加勒比群族對自身身份的深刻思考，這種平靜期註定不會維持太長，英國主流文化所期望的加勒比流散群族能成為其"自願的同謀者"的局面終失控。1958年，諾丁山種族騷亂引爆了英國社會的種族對峙，種族矛盾也逐步公開化。而英國加勒比流散文學處於英國性和加勒比海性的交匯之處的沉默姿態也逐漸消逝，取而代之的作家通過作品積極構建一種"雙重性"——既獨立於英國性，又獨立於加勒比海性的全新身份。
結語：如同加勒比的附屬品一樣，英國加勒比文學一直以來也作為異質群體而被排除於英國主流文學的領域之外。即使它被英國主流文學所拉攏，但依然擺脫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 。這種命運正如同瓦爾特·羅德尼所言的被殖民意味著被從歷史中驅逐出去。20世紀中期這段反常的，甚至並指責為被英國文化同化的加勒比文學意義不凡，是一種各種力量之下博弈的平靜時期，而在此之下，則充斥著各種矛盾的暗湧。1958年諾丁山騷亂爆發後，英國加勒比群族開始被迫集中居住。許多在20世紀50年代選擇居住在英國的加勒比作家離開，或者前往美國、加拿大，或者重返加勒比，其中包括英國黑人文化研究的三巨頭霍爾、保羅·吉爾羅伊和考比納·莫瑟，此外還有卡里爾·菲利普斯、約翰·阿嘉德、華倫瑞恩·布魯姆、簡·賓塔·伯瑞茲、莫勒·康林斯、勒門·西賽和本傑明·澤漢尼哈等。這些加勒比作家和學者在離開英國後不斷地思索著這場種族變故，並紛紛著書立說對其進行研究。龐大的研究成果無一不彰顯英國加勒比文學與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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