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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左右，時尚界對於皮草的需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男人女人，都需要大量的皮草服裝。
而皮草，又以水貂需求為盛，當時不止是中國，整個世界都對水貂皮草有著執著的痴迷。
清末官員的貂皮大衣
可水貂本身數量就有限，隨著獵人不斷殺捕，水貂數量大幅減少，沒有水貂怎麼滿足皮草需求？
這個時候，旱獺就成為了絕佳的替代品。
旱獺和水貂相比雖然顯得low了很多，可是旱獺的皮毛經過處理，是完全可以媲美貂皮的，同時，旱獺的肉又可以食用，捕到旱獺也不難，因此，旱獺在皮草界的需求開始大幅上漲。
世界市場太需要旱獺皮了，從1907年到1910年，旱獺皮的價格飆升3倍，滿洲里出口的旱獺皮從70萬張增長到250萬張。當時的俄國人見旱獺有如此大的利益，不惜私募華工，四處獵獺。
這個時候，貂皮生產線上的所有人的眼裡盯著的都是金錢，不會有人意識到，一場來自動物界的報復，突然而至。
感染
當時，有很多東北華工前往俄國獵獺。當地農民對旱獺很熟悉，他們知道有些病旱獺是絕對不能碰的，雖然它們相對健康旱獺非常好抓捕。
可外地來的勞工哪管這麼多，抓到一隻病旱獺，省時又省力。可以節約至少3倍時間。當時有一個來自山東的王姓勞工，就這樣打死了一隻生病的旱獺，他沒管這隻旱獺得的是什麼病，就把它就地剝皮而食。
這隻生病的旱獺，得的是鼠疫。
鼠疫有多恐怖呢？從1347至1353年，一種被稱為“黑死病”的瘟疫席捲整個歐洲，奪走了2500萬歐洲人的性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黑死病，其實就是鼠疫。
這名王姓勞工，在吃了感染鼠疫的旱獺後，回到客棧感覺頭昏、咯血，很快就死了。
這位勞工身邊的同伴並不知道他得了什麼奇怪的病，當時正值秋冬季節，很多在外打工的人開始陸續返鄉準備回家過冬過年，一個人突然的死亡並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接著，返程大潮開始，俄國大部分勞工，都先回到了滿洲里。
傳播
滿洲里，在當時是中、俄、蒙三國交界的最大城市，由此沿中東路鐵路可以到達哈爾濱，並可南下奉天、關內。
可以說，滿洲里是一個很關鍵的樞紐性城市，鼠疫被其他勞工感染，很快就帶到了滿洲里，1910年10月，滿洲里首次出現鼠疫病患，疫病開始隨著各條鐵路，快速傳播開來。
《血疫》的作者曾經寫道：病毒與文明之間，只差了一個航班的距離。它可以跟著航班，在24小時內到達任何一個城市。
對於一百年的滿洲里來說，病毒和其他城市之間，只差了一條鐵路的距離。就像如今的春運一樣，十月左右，各地工人開始大規模流動返鄉，給鼠疫的傳播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病毒傳播的有多快呢？
感染者先是沿著鐵路線到了哈爾濱，11月，哈爾濱傅家甸（今哈爾濱道外地區）出現第一位患者，僅僅一個月，就傳播到了齊齊哈爾、長春，之後就是奉天（現遼寧瀋陽），再一個月之後，到了1911年1月，病毒已經覆蓋了整個東北。
到了一月，人員流動範圍更加擴大，因為當時已經臨近春節，隨著來自關內的季節性移民返鄉，鼠疫流行區域進一步擴大，開始蔓延到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等華北地區。
而這種鼠疫，是當時中國和國際上首次出現的，它以肺炎為主要症狀，致死率高達90%。
一時間，老百姓人心惶惶，朝野震驚。當時的媒體《盛京時報》寫道：“其流行蔓延之速，於文明世界為五百年中所未見。”
“疫氣蔓延，人心危懼”，當時的東三省總督錫良上奏給溥儀的奏疏中這樣寫道。
防疫戰
1911年1月21日的《北華捷報》稱：“中國北方感受到極大的驚恐，政治和商業幾乎被完全忽略了。
在北京，“朝廷上下，朝夕戒備，如臨大敵。”
就連深居內宮的隆裕太后也下令宮禁。整個京城人心惶惶。這次鼠疫的死亡人數，更是不斷攀升，很多家庭都是集體死亡。
防疫戰已經到了最危急的關頭。
講到這裡，就必須要提到這次防疫戰的領頭將軍——伍連德。
伍連德是誰？他是劍橋大學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也是諾貝爾獎史上首位華人候選人。1908年，受到袁世凱的邀請，伍連德選擇回到風雨飄搖的中國，準備為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接受過西方頂級教育的他，在陸軍軍醫學堂裡，他開始了為國服務的第一個工作——建設中國人自己的現代化醫學教育。
鼠疫爆發時，清政府急需有人能挺身而出，承擔處理東北鼠疫的重任，看來看去，只有伍連德是最適合的那一個。他不僅具有流行病學、細菌學知識，也受過良好的醫學訓練，更有為國家貢獻力量的決心。
12月的時候，清政府任命伍連德為哈爾濱總醫官，全權負責哈爾濱的鼠疫防疫工作。
同時，黑龍江省兩個高級官員被罷免，包括黑龍江省民政使和龍江府知府，前者是從二品副省級高官，後者相當於正廳級市長。
伍連德接過接力棒，開始奔赴一線，帶領東北人民吹響防疫戰的號角。
圍攻
伍連德剛到哈爾濱，就幹了一件全中國都沒有人敢做的事：解剖屍體，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人體的解剖。
伍連德運用自己的西方醫術，通過對死亡患者進行病理解剖，確定此次瘟疫為鼠疫，並且和此前席捲歐亞的腺鼠疫不同，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新型鼠疫。
它新型在哪裡呢？這次鼠疫可以通過呼吸道傳播，傳染性極強。
最常見的傳播方式，就是飛沫傳播。
並且，腺鼠疫是從鼠傳給人，而這種是人傳給人，鼠身上卻根本沒有。
於是，根據這些傳播特點，伍連德將其命名為肺鼠疫。
但由於這種瘟疫並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伍連德能做的，只有實行嚴格的隔離，切斷傳染源，才能遏制鼠疫的蔓延趨勢。
於是，他根據疫情傳播蔓延的方式、路線提出了9條建議。其中最主要的幾點有：
切斷東北鐵路運輸：鐵路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病毒的快速蔓延，先暫停所有的鐵路來往，是當務之急。
設立檢查站：各地出動軍隊參加防疫，檢查流動人群特別是加強鐵路檢疫，對可疑病人採取嚴格的隔離措施。
1910年，獲得政府批准的伍連德，在山海關設立檢疫所，始創了中國自主的防疫機構。
分類隔離：伍連德採取了和現在極為一致的分類隔離的方式，將確診病患、疑似病患分類隔離，因為沒有場地，他還拉來了很多節火車廂，作為臨時隔離病房。分類隔離在很大程度上切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感染。
用於隔離病房的火車車廂
製作防護用具：由於當時的人們並沒有太多的處理疫情的經驗，不具備口罩、防護服等防疫用具，因此，伍連德親自研究了口罩的製作，用兩層紗布加上一層海綿，成為當時大家應用的主要防護設備，除了醫護人員使用，還分發給了疫區周邊的老百姓。同時，伍連德還開展了大範圍消毒工作，使病毒傳播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大規模排查：在防疫過程中伍連德在哈爾濱將傅家甸分成4個區域，由專人負責領導逐一入戶篩查，一旦發現鼠疫感染者即送往醫院救治，並對其有密切接觸的家屬實施隔。通過緊急培訓將疫情檢查的工作交由專業的醫務人員完成，取代原先由警察負責的工作。
但儘管如此，這場艱苦的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苦苦圍堵了一個月，死亡人數卻依然呈大幅上升趨勢，人死亡無數。
當時僅哈爾濱傅家甸墳場就露天停放了數千具屍體，無人過問。
伍連德發現這個情況後，立刻明白這可能是極為危險的傳染源，在對屍體進行研究時，他發現屍體中也存在大量的鼠疫病毒，且能存活3長達3個月以上。
情況危急刻不容緩，在徵得地方士紳支持後，他上奏朝廷，請求集體火化這些屍體。
火化，對於現在很正常的事情，在當時的中國，卻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
但攝政王載灃也知道這個時候顧不得那麼多，非常時期非常處理，他很快地回覆了伍連德的請奏。
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指揮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集體火葬，焚屍三天。
這一行動，也在後來也被公認為東三省鼠疫防疫的轉折點，並在國際上同樣引起了很大反響。
勝利
各種措施圍追堵截，在伍連德帶領下的鼠疫防控站漸漸出現成效。在焚燒屍體之後，疫情拐點出現，死亡人數逐天降低，到了3月1日，哈爾濱死亡人數最終降為0.
到1911年4月，全國其他地區鼠疫也得到了控制，這次鼠疫防控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從伍連德到達東北，到防控站全面結束，僅僅用了4個月的時間，從上面伍連德採取的措施，我們也可以看到，當年他的防疫措施和一百年後今天的防疫措施，本質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但要知道，這是在風雨飄搖的封建末代王朝，這種時代背景和醫療水平下，能做到這樣有效先進的防控力度，是極其不可思議的事情。
難怪梁啟超先生都讚歎：“ 科學輸人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這場震驚中外的東北大鼠疫，以死亡6萬多人為代價，最終在中國防疫工作人員的努力下，僅用4個月的時間便完全撲滅，打敗了災難，挽救了整個中國人民，堪稱中外疫情防疫史上的奇蹟。
疫情結束後，1911年4月在奉天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議，東北總督錫良和伍連德對疫情的控制措施得到了國際社會一致好評，這是滿清作為一個大一統政府為中國人民做的最後一點貢獻。
之後1911年6月，黑龍江省頒佈了《禁捕旱獺懲罰簡章》地方法規，禁止私入山林捕捉旱獺以及買賣旱獺皮，這成為了中國最早的野生動物相關法律
只不過，人類總是健忘的，歷史就像輪迴，人類所經歷的，總是那樣驚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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