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連德
清末民初，一場嚴重的鼠疫肆虐我國東北，這場由捕殺旱獺所引發的疫情迅速擴散，造成6萬餘人喪生。疫情發生後，清政府重用留洋醫學博士伍連德主持防疫工作，最終用時四月撲滅了鼠疫，由此拉開了我國近代防疫體系的序幕。此次事件為我國公共衛生體系的發端，縱觀人類發展史，新制度誕生之時無不伴隨著衝突中的融合，在此過程中，互為矛盾的歷史傳統在衝突中達到融合，進而完成變革本文擬對東北鼠疫中的衝突進行分析，反思近代防疫制度形成背後的源動力，以期為我國今後的疫情防控提供些許啟示。
鼠疫爆發之時，清政府大廈將傾，東北局勢尤為複雜，日俄南北而治，瘟疫背後湧動著激烈的治理權之爭，“日俄兩國均謂中國不講求衛生，且又未諳衛生之法，實行種種干涉”“稍一延緩，外人便執世界人道主義以肆責言”，日俄更以治理疫情、保護僑胞為名向東北增兵，實則別有用心，一時間外兵壓境，有禍及全國之勢。內憂外患下，清廷命外務部全權主持防疫工作。外務部右丞施肇基力薦伍連德博士擔任防疫總醫官，統籌防疫相關事宜。伍氏本著科研精神，秘密解剖鼠疫患者的屍體，提出此次疫情為可以通過飛沫傳播的“肺鼠疫”，挑戰了當時學界公認的鼠傳人方式。而當時參與治疫的法國醫生邁斯尼則固守其在印度防治鼠疫的經驗，大力反對，後負氣出走俄國醫院，在無任何隔離措施情況下，不幸感染鼠疫而亡。外國治疫專家亡於鼠疫使參與各國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一改先前對伍連德的輕視和懷疑，開始與中國專家共同制定措施，齊心抗疫，自此，治理權執政落下帷幕。
1910年秋，西醫在華已有所發展，但並未深入人心，中醫對傳染病有不少研究，業已形成“傷寒”、“溫病”等諸多流派，強調辨證施治，但面對疫病，缺乏政府主導下有組織的隔離觀念，因此面對大疫，往往無法力挽狂瀾。鼠疫防治之初，民眾大多排斥西醫，認為西藥毒害身心，手術刀和注射器更會奪人性命，對形貌迥異的外國大夫更是抗拒。傳統中醫在救治過程中採取望聞問切之法，缺乏隔離觀念及措施，因此前期參與防疫的中醫死亡率遠高於其他人群，中醫的束手無策使部分民眾更為恐慌，轉而求助迷信方法，以求神靈庇佑。後來，當那些無錢醫治或者生命垂危拋開世俗的病患，接受西醫治療，再加之伍連德使用西醫方法逐漸控制住疫情後，這一局面才有所好轉，一來受益於西醫防疫的速救之功，二來得益於伍連德的國人身份，西醫的治疫理念和方法逐漸被民眾所信服。
在伍連德看來，對於傳染病來講，隔離是最為有效的措施，“不隔離則病毒飛散，勢將遍及……隔離之手段，須以迅速出之，即患者之親族，不以為然，亦不妨以強制力行之。”因此政府出動軍隊警察強制患者或者疑似病人進行隔離，民眾對強制性的隔離充滿了恐慌，因而頻繁出現隱瞞不報、逃離、藏屍等現象，同時軍隊警察強制性將患者所用的物品、房屋進行焚燒，更是激起了民眾的大力反對。此次隔離與之前的隔離措施不太一樣，之前隔離只是將患者關在一個房子裡，家人照樣送吃喝送藥，而此次隔離由於政府動用了軍隊警察，加之引進了西醫，故而加重了民眾的恐慌。對抗之下，清政府出臺對民眾焚燒房屋等財產進行補償，並出面以報紙、告示等方式向民眾進行解釋，才使得反抗的情況有所好轉。
在伍連德的主持下，疫區逐漸建立起隔離、消毒、阻斷交通等較為完備的防疫體系，但死亡人數依舊攀升。面對質疑，伍連德根據調查，發現了防控中的大漏洞：屍體處理。自古以來，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國人一直講究“入土為安”，但由於東北天寒地凍，無法掘地，深埋屍體難以實行，就出現了淺葬或拋屍現象。鼠疫桿菌可在屍體上存活數日，傳統的喪葬風俗使前期的防疫之舉功虧一簣。出於“躲疫”之念，自顧不暇的民眾甚至出現了野外拋屍、藏匿屍體、河中投屍種種不當之舉，更是加速了疫情的蔓延。為防止屍體成為新的傳染源，伍連德擬定了實行集體火葬的計劃，並上書朝廷，清廷權衡利弊後，准許了伍連德的計劃，“集體火化，雖屬唯一辦法，然格於習俗，事乏先例。若貿然執行，可能引起民眾反對，仇視防疫人員。幸而外務部主官與攝政王明達決定，特降上諭，飭準就地集體火化，以重公共衛生。”政府介入，加上前期西醫防疫的明顯效果，民眾逐漸接受了焚屍之法，有些地方甚至建起了火葬場，完成了習俗改良這一壯舉，自火葬後，死亡率便明顯下降，至3月1日，哈爾濱疫情完全結束。
這場曠世瘟疫最終能在四個月內得到控制，筆者認為背後有存在著諸多原因：其一，由於牽扯到東北主權相爭，加之疫情直逼京師，激起了清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故從國家層面上建立起了防疫動力，保證了伍連德各項措施的順利實施。其二，在公共危機面前，清政府根據實際情況，採用國家手段保證防疫政策的落實。如焚燒病患房屋引發衝突之時，政府能及時出臺補償措施，使矛盾得到緩和。其三，在醫學層面上，伍連德提出的現代化防疫思想及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傳播，直接促成了近代防疫體系的建立。
反思東北鼠疫的應對，不免發現危機亦是契機，疫情之下，社會上各種矛盾開始凸現，民眾的心理也在危機面前發生著動盪，從而引發了國人對舊有習俗及制度的反思，以及對國家及社會層面建設公共衛生防疫制度的思考，防疫過程中的矛盾與衝突推動了近代防疫體系的誕生。再者，疾病改變歷史，威廉·麥克尼爾在曠世之作《瘟疫與人》中反覆強調：傳染病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技能、知識和組織都會改變，但人類面對疫病的脆弱，則是不可改變的。先於初民就業已存在的傳染病，將會與人類始終同在”。反觀歷史傳統，當下我們更應理性看待人與病毒的這種長期共存性，在這場持久戰中，隨著對抗手段的升級，病毒亦不斷變異。對於社會而言，建設常態化的傳染病預警及應對機制尤為重要，在採取科學防控的同時，做好公共危機的應急預案，將社會矛盾降到最低。與此同時，國家可將傳染病相關知識引入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之中，培養公民形成理性的認識和心態，提升其防控意識，全民一心，共築防疫戰線。
（作者：劉獻鵬 梁煜東 作者單位：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陝西曆史博物館文物保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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