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文化大國，每個朝代在建立之初，都十分重視文化建設。在清朝初年，“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以皇家的名義“御纂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這一方面是王朝必須在合法性和政統上有充足的理論依據，一方面也是學術本身的發展使然。在眾多的清學大家和朱子學研究學者中，王懋竑就是非常傑出的一位。他“專守朱子，辨偽得真”。著名學者錢大昕稱讚他“篤志經史”、“恥為聲氣標榜”。乾隆朝吏部尚書王安國評價他“自處閨門裡巷，一言一行，以至平生出處大節，舉無愧於典型”。
王懋竑 字子中，號白田，江蘇寶應人。他自幼家學淵源，其叔父是當時有名的學者王式丹。王式丹對王懋竑走上治學之路影響很大，以至於後來王懋竑在《行狀》中寫道，“懋竑少從先公學，後卒業於公。於經史諸書無不為之講畫指示，而於立身行己，常反覆訓誨，扶持引導。凡懋竑之少有知識，不至荒廢先訓者，皆公之力也。”
王懋竑這個人一生科場不順，這在封建社會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是個致命打擊。但有時壞事變好事，倒是因為個人的科場不順而造就了一位樸學大師。王懋竑一邊給人當私塾教師一邊考功名，到考中進士的時候，他年已五十一。得到一個安慶府學教授的職務。雍正元年，以薦被召引見，授翰林院編修，在上書房行走，這算是他一生做到的最大的官了。第二年，因母親去世而辭官歸家丁憂。從此就再沒回到官場。
王懋竑性格恬淡，曾跟友人說：“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矣。”歸裡後，杜門著書。
王懋竑的學術貢獻主要在朱子學方面，他校定朱子年譜，大旨在辨為學次序，以攻姚江之說。又所著白田雜著八卷，於朱子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皆後人依託，非朱子所作。《朱子年譜》在學術史上地位十分重要。此書一出便受到學者重視，後被收入《四庫全書》。大學者王念孫的父親王安國作序稱讚其“有俾於聖道良非淺鮮，豈特於朱子有功已哉”。《四庫全書提要》則說“懋竑於朱子遺書，研思最久”。焦循也說：“他人講程朱理學，皆浮游剿襲而已，惟懋竑一生用力於朱子之書，考訂精核，乃真考亭功臣。”梁啟超認為王懋竑的《朱子年譜》是“研究朱學唯一的好書”，“真是科學的研究朱子”，並且說：“我們要知道朱於是怎樣一個人，則非讀這部書不可，而且讀這部書也足夠了。”
《家禮》是否為朱熹所作，是元明以來儒者聚訟紛紜的學術公案。王懋竑撰作《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諸篇以證《家禮》非朱熹之書，在清代學術史、朱子學研究領域影響深遠。近百年來，學者雖多反駁王懋竑之說，但一時也拿不出徹底推翻王懋竑所說的確切證據。
王懋竑研究朱子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辛勤鑽研，與他的科學的治學方法是分不開的。有些學者因年譜中存在個別問題，便認為王懋竑編撰《朱子年譜》時仍然帶有一定的主觀偏見，甚至把王懋竑的學術思想歸入理學，這實際上還是在受門戶之爭的影響，甚至是犯了以研究對象劃線的常識性錯誤。
王懋竑對孟子也有獨到的研究。謂：“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孟子去齊，當在湣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稱王不稱諡，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為後人所增。通鑑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蓋遷就伐燕之歲也。” 這個論證是非常有道理的。
清代的揚州學派一般認為起於江永，再傳到戴震弟子王念孫、任大椿二人和阮元等，但同時焦循等人也認為王懋竑的創始之功不可沒，“寶應王懋竑予中以經學醇儒為天下重，於是詞章浮縟之風，漸化於實”乾嘉之間的寶應學者，對揚州學派的學術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張舜徽認為，王懋竑的治學方法，“對後來揚州學派的走入‘通核’一途，無疑作了‘導夫先路’的前驅者”，“寶應學風，從王氏自朱子遺書中整理出許多實際有用的東西以後，加以闡揚倡導，開樸學之先”。
王懋竑一生著述很多， 有《白田草堂存稿》二十四卷，《四庫總目》及《朱子文集註》、《朱子語錄注》、《讀經記疑》、《讀史記疑》等傳世。
他於七十四歲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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