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想到，“漢民族”的稱呼是來源於漢朝的創立。
但命名式的稱謂通常是來自於外界的定義，譬如“漢人”、“唐人”等等，都是在與其他民族、國家交流過程中，別人給予的認定標示。
這種標示並不一定都是褒義的，比如抗日戰爭中，日本稱中國為“支那”。
不過，“漢族”最原始的定義卻是強盛和力量。
上篇說到，秦始皇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疆域的大一統。並通過一系列政策，在人們心中首先樹立了“統一”的觀念。
然而，在統一人心過程中，始皇帝操之過急，加之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鑑，導致了秦帝國的迅速滅亡。
而承繼始皇帝遺志，完成華夏大地整體文化認同的，是漢初的五位皇帝。
滅秦伊始，楚霸王項羽和漢中王劉邦，就國家體制的走向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項羽一心想要恢復戰國時代的分封制，認為中央集權是禍國殃民不可理喻的。
而劉邦則看到了這種使秦國快速崛起的政治體制，在歷史發展中的必然性。
毫無疑問，歷史浩蕩，順之則昌。
考慮到秦帝國的前車之鑑，劉邦深刻地意識到體制的變革是急不來的。漢初的功臣名將、以及依附漢室的戰國舊貴，若不能給予他們足夠的利益，漢朝必將重蹈秦帝國的覆轍。
於是，劉邦選擇了暫時妥協，在中央直屬郡縣之外，仍舊分封了七大諸侯國，從而形成了“郡國並行”的過渡體制（諸侯國佔全國總面積的三分之二）。
他的妥協不僅體現在政治體制上。
為了鞏固邊疆、震懾諸侯，劉邦曾率三十二萬大軍北擊匈奴。結果卻是兵敗平城，被圍白登，最終放下皇帝的尊嚴，以珠寶賄賂冒頓單于的妻子閼氏，才僥倖逃脫。
之後採取和親政策，通過送錢送人給匈奴，來避免大的戰事。這是在對外政策上的妥協。
這種和親政策持續了七十多年，直到漢武帝時期才告一段落。
雄才偉略的劉邦，當然清楚他的妥協是子孫後代的禍根。晚年時，他為帝國的真正統一盡了最後一份力。那就是“白馬之盟”。
前196年，劉邦先後誅殺了淮陰侯韓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隨後舉行白馬之盟，盟約“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
劉邦意圖以血緣為紐帶實現中央集權，但這種集權卻具有強烈的時效性。後事證明，同姓諸侯，依然會強烈地威脅中央統治。
話說回來，漢初對外戰爭的失利，對內統治的薄弱，使其並不能快速地發展生產。所以漢初出土的文物以製作粗糙的瓷器和漆器為主，遠不如春秋戰國時大量的青銅器具。
漢初的極度貧窮可見一斑。
劉邦之後，惠帝劉盈繼位，呂后實際掌權。他們貫徹陸賈和蕭何提出的黃老之道，以“無為而治”，使民休養生息，恢復生產。
因為掌權時期呂氏極力打壓劉氏宗親，所以前180年，呂后逝世，直接爆發了誅呂之亂，動亂平息後，大臣們迎漢高祖第四子劉恆繼位，史稱漢文帝。
23歲的文帝登基後，採用賈誼（寫《過秦論》那個）提出的國策，改革經濟、削弱諸侯。
這時，劉邦的妥協所埋下的禍根開始顯露。地處江南的吳王劉濞，臨水造鹽，採銅鑄錢。經濟和軍事實力大幅增長，逐漸不受中央控制。
此時賈誼提出“推恩令”，即將諸侯死後，領土分封給所有兒子，以此類推，將諸侯以大化小，再逐一收復。當然，這遭到了諸侯國主的激烈反對，賈誼也因此被貶長沙。
明白了削弱諸侯時機未到後，劉恆重點關注經濟發展，通過一系列免稅政策，使漢初的貧困景象改天換地。
要知道，劉邦時期是“禁酒”的，而文帝時期出土文物中包含大量的酒器，這說明經濟恢復以至於糧食過剩，糧食過剩才能大量釀酒，從而飲酒才能成為一時風尚。
劉恆死後，他的大兒子劉啟繼位，史稱漢景帝。在經濟恢復的基礎上，劉啟開始著眼於積累軍事力量，完成他爺爺統一全國的歷史使命。
劉啟的老師叫晁錯，才華足以媲美賈誼，是劉啟忠實的臣子和朋友。他提出了《削藩策》，指出需用鐵腕手段平定諸侯。
在此項國策的指導下，楚趙等地很快收復。但劉啟最大的敵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吳王劉濞，很快糾結了三十萬大軍、聯合楚趙等國，打著“誅晁錯，清君側”的旗號，公開反叛。
年輕的劉啟慌亂之下腰斬了一代忠臣晁錯，但劉濞的攻擊卻沒有停止。危難關頭，依舊效忠劉啟的梁王劉武（劉啟的親弟弟）頑強抵禦吳楚大軍，為劉啟贏得了準備軍隊的時間。
劉啟很快啟用周亞夫，僅用了三個月時間，就平定了吳楚七國之亂。
至此，劉恆、劉啟父子，分別完成了漢帝國的財富積累和內患掃除，使帝國經濟和軍事力量達到了空前的高度，史稱“文景之治”。
他們的後代，也就是漢帝國的第五位皇帝劉徹，逐漸不滿意於對匈奴的卑躬屈膝，開始著手準備對外戰爭。
他先是派出張騫出使西域，意圖聯合月氏國南北夾擊匈奴。可惜沒有成功。
隨後派出四路大軍遠征匈奴，但只有一支軍隊取得了微弱勝利，這支軍隊的將領名叫衛青。
雖是微弱勝利，卻打破了匈奴不可戰勝的神話，此後四十餘年間，劉徹一面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達到教化萬民，統一人心的目的；一面轉變戰略，不再以為尋找匈奴主力進行決戰，而是奪取戰略地區作為攻守跳板，利用地理優勢逐步將敵人逼上絕境。
前121年，霍去病領一萬精銳遠征河西走廊（今甘肅地區），設四郡（敦煌、酒泉、張掖、武威），遷關中之民二十萬以作鞏固。
河西走廊的奪取，打通了漢帝國與西域各國的溝通，至此才有了“漢族”、“漢學”、“漢文化”。
為什麼講明一個名稱的來由，要鋪設這麼一大段歷史呢？
要知道，沒有劉邦正確的體制路線，就不會有大一統的局面；
沒有“文景”二帝的經濟和軍事積累，就不能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
沒有武帝改弦易張，捨棄黃老“無為而治”的偏安思想，就不會有人心意志的空前團結。
漢民族之所以在外邦口中成為了強盛和力量的代表，正是通過這樣艱難歷程一步步走過來的。
直到劉徹去世五十年後，漢將陳湯遠追西域剿滅了郅支單于的殘餘勢力。隨後上書皇帝，建議在國書中加上這樣一句：“犯強漢者，雖遠必誅。”
這句振奮人心的口號背後，是秦始皇到漢武帝，兩百餘年的革新與隱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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