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想到，“汉民族”的称呼是来源于汉朝的创立。
但命名式的称谓通常是来自于外界的定义，譬如“汉人”、“唐人”等等，都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交流过程中，别人给予的认定标示。
这种标示并不一定都是褒义的，比如抗日战争中，日本称中国为“支那”。
不过，“汉族”最原始的定义却是强盛和力量。
上篇说到，秦始皇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疆域的大一统。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在人们心中首先树立了“统一”的观念。
然而，在统一人心过程中，始皇帝操之过急，加之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导致了秦帝国的迅速灭亡。
而承继始皇帝遗志，完成华夏大地整体文化认同的，是汉初的五位皇帝。
灭秦伊始，楚霸王项羽和汉中王刘邦，就国家体制的走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项羽一心想要恢复战国时代的分封制，认为中央集权是祸国殃民不可理喻的。
而刘邦则看到了这种使秦国快速崛起的政治体制，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
毫无疑问，历史浩荡，顺之则昌。
考虑到秦帝国的前车之鉴，刘邦深刻地意识到体制的变革是急不来的。汉初的功臣名将、以及依附汉室的战国旧贵，若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汉朝必将重蹈秦帝国的覆辙。
于是，刘邦选择了暂时妥协，在中央直属郡县之外，仍旧分封了七大诸侯国，从而形成了“郡国并行”的过渡体制（诸侯国占全国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他的妥协不仅体现在政治体制上。
为了巩固边疆、震慑诸侯，刘邦曾率三十二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却是兵败平城，被围白登，最终放下皇帝的尊严，以珠宝贿赂冒顿单于的妻子阏氏，才侥幸逃脱。
之后采取和亲政策，通过送钱送人给匈奴，来避免大的战事。这是在对外政策上的妥协。
这种和亲政策持续了七十多年，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告一段落。
雄才伟略的刘邦，当然清楚他的妥协是子孙后代的祸根。晚年时，他为帝国的真正统一尽了最后一份力。那就是“白马之盟”。
前196年，刘邦先后诛杀了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随后举行白马之盟，盟约“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刘邦意图以血缘为纽带实现中央集权，但这种集权却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后事证明，同姓诸侯，依然会强烈地威胁中央统治。
话说回来，汉初对外战争的失利，对内统治的薄弱，使其并不能快速地发展生产。所以汉初出土的文物以制作粗糙的瓷器和漆器为主，远不如春秋战国时大量的青铜器具。
汉初的极度贫穷可见一斑。
刘邦之后，惠帝刘盈继位，吕后实际掌权。他们贯彻陆贾和萧何提出的黄老之道，以“无为而治”，使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因为掌权时期吕氏极力打压刘氏宗亲，所以前180年，吕后逝世，直接爆发了诛吕之乱，动乱平息后，大臣们迎汉高祖第四子刘恒继位，史称汉文帝。
23岁的文帝登基后，采用贾谊（写《过秦论》那个）提出的国策，改革经济、削弱诸侯。
这时，刘邦的妥协所埋下的祸根开始显露。地处江南的吴王刘濞，临水造盐，采铜铸钱。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增长，逐渐不受中央控制。
此时贾谊提出“推恩令”，即将诸侯死后，领土分封给所有儿子，以此类推，将诸侯以大化小，再逐一收复。当然，这遭到了诸侯国主的激烈反对，贾谊也因此被贬长沙。
明白了削弱诸侯时机未到后，刘恒重点关注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免税政策，使汉初的贫困景象改天换地。
要知道，刘邦时期是“禁酒”的，而文帝时期出土文物中包含大量的酒器，这说明经济恢复以至于粮食过剩，粮食过剩才能大量酿酒，从而饮酒才能成为一时风尚。
刘恒死后，他的大儿子刘启继位，史称汉景帝。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刘启开始着眼于积累军事力量，完成他爷爷统一全国的历史使命。
刘启的老师叫晁错，才华足以媲美贾谊，是刘启忠实的臣子和朋友。他提出了《削藩策》，指出需用铁腕手段平定诸侯。
在此项国策的指导下，楚赵等地很快收复。但刘启最大的敌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吴王刘濞，很快纠结了三十万大军、联合楚赵等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公开反叛。
年轻的刘启慌乱之下腰斩了一代忠臣晁错，但刘濞的攻击却没有停止。危难关头，依旧效忠刘启的梁王刘武（刘启的亲弟弟）顽强抵御吴楚大军，为刘启赢得了准备军队的时间。
刘启很快启用周亚夫，仅用了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
至此，刘恒、刘启父子，分别完成了汉帝国的财富积累和内患扫除，使帝国经济和军事力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史称“文景之治”。
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汉帝国的第五位皇帝刘彻，逐渐不满意于对匈奴的卑躬屈膝，开始着手准备对外战争。
他先是派出张骞出使西域，意图联合月氏国南北夹击匈奴。可惜没有成功。
随后派出四路大军远征匈奴，但只有一支军队取得了微弱胜利，这支军队的将领名叫卫青。
虽是微弱胜利，却打破了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此后四十余年间，刘彻一面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达到教化万民，统一人心的目的；一面转变战略，不再以为寻找匈奴主力进行决战，而是夺取战略地区作为攻守跳板，利用地理优势逐步将敌人逼上绝境。
前121年，霍去病领一万精锐远征河西走廊（今甘肃地区），设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迁关中之民二十万以作巩固。
河西走廊的夺取，打通了汉帝国与西域各国的沟通，至此才有了“汉族”、“汉学”、“汉文化”。
为什么讲明一个名称的来由，要铺设这么一大段历史呢？
要知道，没有刘邦正确的体制路线，就不会有大一统的局面；
没有“文景”二帝的经济和军事积累，就不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
没有武帝改弦易张，舍弃黄老“无为而治”的偏安思想，就不会有人心意志的空前团结。
汉民族之所以在外邦口中成为了强盛和力量的代表，正是通过这样艰难历程一步步走过来的。
直到刘彻去世五十年后，汉将陈汤远追西域剿灭了郅支单于的残余势力。随后上书皇帝，建议在国书中加上这样一句：“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振奋人心的口号背后，是秦始皇到汉武帝，两百余年的革新与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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