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來，在我的書架上陳列著一套抗戰時期發行的《救亡情報》合訂本，一有閒空，我就立即翻閱，她主要反映的是七十多年前愛國人士積極從事抗日救國，反對內戰，與國民黨反動派的賣國行徑進行針鋒相對的真實經過，並同時反映了不願做亡國奴的廣大民眾的抗日呼聲和積極行動，如今讀來，感人至深，難以忘懷。
《救亡情報》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創刊，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休刊，歷時僅七個多月，共出版四開正刊30期、號外4期，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機關報。創刊初期由上海文化救國會、上海婦女界救國會、上海職業界救國會、上海各大學教授救國會、上海國難教育社聯合出版發行；報名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九十七歲高齡的馬相伯先生題寫，馬老是上海震旦公學、復旦大學創始人，我國近代史上傑出的教育家和著名愛國人士。同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到會的華北、華南、華中及長江流域二十餘省市六十多個救亡團體的代表七十餘人。會議通過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宣言》、《抗日救國初步政治綱領》等重要文件，並選舉通過了宋慶齡、何秀凝、馬相伯、鄒韜奮等四十餘人為執行委員，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里、王造時等十四人為常務委員；《救亡情報》並從《西安事變號外》開始，由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編及發行，只出版一期（第30期休刊號）後就被休刊。《救亡情報》所開設的欄目主要有：“救亡言論”、“亡國消息”、“時事批判”、“救亡消息”、“救亡通訊”、“問題討論”、“死亡線上”、“時事一週”等，這些欄目及時揭露日本侵略者在東北、華北等地的侵略罪行及國民黨反動派妥協退讓和迫害愛國人士的賣國政策；並同時聲援和報道全國各愛國團體和民眾請求國民政府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愛國呼聲和積極行動。該報一創刊就在“發刊辭”中義正辭嚴、旗幟鮮明地指出：“抗敵救亡，已是中國全體民眾的呼聲。只有極少數早為國人所唾棄的漢奸順民，在那裡主張對敵妥協，談判；也只有極少數的卑鄙無恥的‘官僚學者’，會散播漢奸理論，講什麼‘三天亡國論’、‘唯武器論’，為漢奸們的不抵抗主義，投降主義辯護”。“我們明白各社會階層份子的利益，只有在整個民族能夠賡續存在的時候，才能談到。在這大難當頭，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時候，我們必須聯合一致，與敵人及敵人的走狗——漢奸鬥爭”。
《救亡情報》先後大量刊登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陶行知、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抗日愛國人士的重量級文章，及時針貶時弊，呼籲抗日，反對內戰，喚醒民眾，起到了堅強後盾的積極作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及其愛國人士大張旗鼓、立場堅定的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開展與國民黨的賣國政策進行鬥爭，強烈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使國民黨反動政府十分惱火、誠恐誠惶，悍然採取行動，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非法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造成了震動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發生。事件發生後宋慶齡、何香凝、馬相伯立即發表宣言，揭露國民黨當局逮捕“七君子”的陰謀詭計，全國救國會多次刊登告全國人民書，揭發國民黨政府排法逮捕抗日愛國人士，呼籲立即釋放被捕領袖，全國各愛國團體也紛紛發表宣言抗議，強烈要求立即釋放被捕領袖。全國各界人士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北平、西安等地的愛國群眾還舉行了援救示威運動，一時間，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推動了抗日救國運動的發展。不久，《救亡情報》也因“七君子事件”逼迫休刊，在第三十期“休刊號”中刊登“本報緊要啟事”說：“本報現因經費及他種困難，無法繼續刊行，決定暫時停刊，本期即為休刊號，致希讀者諸君諒鑑。”並同時發出號召“一切願意參加救國會的民眾們！各救國結體都是廣大人民的救亡聯合戰線團體，歡迎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參加”。又刊登“社評”和“救亡言論”，強烈要求釋放“七君子”及一切政治犯，在“社評”中號召全國人民“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們，在現在這樣的緊急關頭，我們決不能再有絲毫的猶豫與畏縮，我們必須果敢地起來”。“救亡言論”說：“我們不能讓這樣的趨勢再繼續下去——一切都是為了挽救中華民族的存亡！”
儘管這樣，國民黨反動政府，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與呼籲，竟然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宣佈對“七君子”正式提起公訴，並通緝在美國講學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愛國人士。在法院對“七君子”提起公訴和審判期間，宋慶齡發起救國入獄運動。於七月五日奔赴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並與高等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進行面對面的針鋒相對。在宋慶齡的激烈鬥爭和全國民眾的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於七月三十一日，將“七君子”釋放出獄，給予人身自由。
雖然，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機關刊物《救亡情報》，在特定社會環境下，因種種不利因素，導致發行三十期而停刊，儘管她只出版七個多月，時間短，發行範圍小，但她及時地反映了當時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殘暴行為和吞併中國的野心，戳穿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抵抗政策，而且成為喚起民眾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幟，是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進一步高漲的標誌。亦為中國革命史特別是抗日戰爭史譜寫了輝煌的一頁，而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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