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在我的书架上陈列着一套抗战时期发行的《救亡情报》合订本，一有闲空，我就立即翻阅，她主要反映的是七十多年前爱国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反对内战，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进行针锋相对的真实经过，并同时反映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民众的抗日呼声和积极行动，如今读来，感人至深，难以忘怀。
《救亡情报》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五月六日在上海创刊，于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休刊，历时仅七个多月，共出版四开正刊30期、号外4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报。创刊初期由上海文化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联合出版发行；报名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九十七岁高龄的马相伯先生题写，马老是上海震旦公学、复旦大学创始人，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爱国人士。同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到会的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七十余人。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并选举通过了宋庆龄、何秀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救亡情报》并从《西安事变号外》开始，由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编及发行，只出版一期（第30期休刊号）后就被休刊。《救亡情报》所开设的栏目主要有：“救亡言论”、“亡国消息”、“时事批判”、“救亡消息”、“救亡通讯”、“问题讨论”、“死亡线上”、“时事一周”等，这些栏目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地的侵略罪行及国民党反动派妥协退让和迫害爱国人士的卖国政策；并同时声援和报道全国各爱国团体和民众请求国民政府立即对日宣战、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爱国呼声和积极行动。该报一创刊就在“发刊辞”中义正辞严、旗帜鲜明地指出：“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只有极少数早为国人所唾弃的汉奸顺民，在那里主张对敌妥协，谈判；也只有极少数的卑鄙无耻的‘官僚学者’，会散播汉奸理论，讲什么‘三天亡国论’、‘唯武器论’，为汉奸们的不抵抗主义，投降主义辩护”。“我们明白各社会阶层份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
《救亡情报》先后大量刊登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抗日爱国人士的重量级文章，及时针贬时弊，呼吁抗日，反对内战，唤醒民众，起到了坚强后盾的积极作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其爱国人士大张旗鼓、立场坚定的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展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进行斗争，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使国民党反动政府十分恼火、诚恐诚惶，悍然采取行动，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非法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造成了震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发生。事件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立即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当局逮捕“七君子”的阴谋诡计，全国救国会多次刊登告全国人民书，揭发国民党政府排法逮捕抗日爱国人士，呼吁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全国各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抗议，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被捕领袖。全国各界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北平、西安等地的爱国群众还举行了援救示威运动，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不久，《救亡情报》也因“七君子事件”逼迫休刊，在第三十期“休刊号”中刊登“本报紧要启事”说：“本报现因经费及他种困难，无法继续刊行，决定暂时停刊，本期即为休刊号，致希读者诸君谅鉴。”并同时发出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救国会的民众们！各救国结体都是广大人民的救亡联合战线团体，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参加”。又刊登“社评”和“救亡言论”，强烈要求释放“七君子”及一切政治犯，在“社评”中号召全国人民“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在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决不能再有丝毫的犹豫与畏缩，我们必须果敢地起来”。“救亡言论”说：“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趋势再继续下去——一切都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存亡！”
尽管这样，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与呼吁，竟然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宣布对“七君子”正式提起公诉，并通缉在美国讲学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等爱国人士。在法院对“七君子”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宋庆龄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于七月五日奔赴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并与高等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进行面对面的针锋相对。在宋庆龄的激烈斗争和全国民众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七月三十一日，将“七君子”释放出狱，给予人身自由。
虽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因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发行三十期而停刊，尽管她只出版七个多月，时间短，发行范围小，但她及时地反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和吞并中国的野心，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而且成为唤起民众抗日救亡的一面旗帜，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标志。亦为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谱写了辉煌的一页，而永载史册。
閱讀更多 撩文大叔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