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兒理論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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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兒理論是9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個新的性理論。在過去數年間，一個新的指稱酷兒(queer) 從男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政治和理論中發展起來。酷兒理論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躍分子和學術界十分熟悉和鍾愛的一個理論。知識分子的作用之一在於為一個爭取解放的社會運動提供話語支持。酷兒理論就是這樣一種話語。

酷兒是音譯，原來是西方主流文化對同性戀者的貶義稱呼，有怪異之意，後來被性的激進派借用來概括他們的理論，其中不無反諷之意。我本來想用奇異或與眾不同之類的詞來翻譯它，但是這樣翻譯過於直白，似乎喪失了這個詞的反諷之意。由於很難找到對應的又表達了反諷之意的中文詞彙來翻譯，所以索性採用港臺的音譯詞酷兒。

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歷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一種自外於主流文化的立場：這些人和他們的理論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願意在主流文化中為自己找位置。酷兒這一概念作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酷兒理論就是這些人的理論。酷兒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態 (nonstraight) 的表達方式。這一範疇既包括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的立場，也包括所有其他潛在的、不可歸類的非常態立場。

酷兒理論這一概念的發明權屬於著名女權主義者羅麗蒂斯 (Teresa de Lauretis)，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桑塔克魯斯 (Santa Cruz) 分校的教授。酷兒理論最初見於1991年《差異》雜誌的一期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的性專號。這個理論的發明還有一個小小的故事：首先使用這一用語的羅麗蒂斯是在批評的意義上使用這一用語的。這位女同性戀女權主義者的觀點是：用酷兒理論取代女同性戀和男同性戀的提法有一個問題，即掩蓋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她擔心這一用語會解構我們自己的話語和男同性戀者的建構性沉默，這就違背了她提出的強調男女同性戀各自的特殊性的初衷。她還擔心，在酷兒理論以其自身實踐與女權主義理論相區別時，婦女問題，特別是女同性戀問題，會遭到被強制性邊緣化的命運。(Heller，36-37)

關於酷兒理論的發明，羅麗蒂斯說過這樣一段話：有趣的是，魏格曼 (Wiegman) 談到了酷兒理論，她正確地將這一用語的發明權追溯到我，那是我為1990年 (在Santa Cruz) 組織召開的一個會議在《差異》雜誌上所編的一個專集上首先使用的。她注意到，從那時起，酷兒理論的建立‘實際上將差異中性化了’，這一點的確違揹我創造酷兒理論這一用語的初衷，我創造這個詞的本意是希望用它來取代無差別的單一形容詞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以便將性的多重性放在它們各自的歷史、物質和語境中去理解。顯然，我是贊同魏格曼的意見的。我也贊同瓦特尼 (Simon Watney) 在一篇文章中的意見。他寫道：目前使用‘酷兒’一詞的最方便之處在於，它是性別中立和種族中立的。他又說：酷兒表達了這樣一種立場：它歡迎和讚賞一幅更寬廣的性與社會多樣性的圖景中的差異。(轉引自Heller，46)

酷兒理論的前身是各種與同性戀有關的理論。羅麗蒂斯認為，同性戀如今已不再被視為一種遊離於主流的固定的性形式之外的邊緣現象，不再被視為舊式病理模式所謂的正常性慾的變異，也不再被視為北美多元主義所謂的對生活方式的另一種選擇，男女同性戀已被重新定義為他們自身權利的性與文化的形式，即使它還沒有定型，還不得不依賴現存的話語形式。

酷兒理論超越了同性戀身份政治，在性別身份問題上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它反對正統觀念，提出性別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壞固定不變的分類，質疑所有的本質化的傾向和兩分思維。

酷兒理論指導下的寫作以性為主題，特別是從同性戀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問題，質詢對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傳統理解。所謂酷兒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難以適應分類。所有那些自稱酷兒的人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難以為他們分類。不止是有男性氣質的女性、有女性氣質的男性、同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還有很多難以歸類的人都會感到：我的自我不僅僅是這樣的，我比這個要多得多。

塞芝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為酷兒所下的定義是：酷兒可以指：開放的錯綜複雜的可能性、斷裂、重新選擇、不和諧、不協調、不一致，以及回應、共鳴、意義的偏離與超越，人的社會性別的形成因素並非與其生理性別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說在女性和女性主義內部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身份，單一的女性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著名性別和性問題專家威克斯是這樣認識酷兒、酷兒理論和酷兒政治的：從60年代以來登上歷史舞臺的女權運動和同性戀運動可以被解釋為對當代世界中一種主體形成形式的反叛，是對權力的挑戰，是對個人定義方式、把個人定義為某種特殊身分、固定在某種社會地位上這種做法的挑戰。酷兒政治(queer politics) 是90年代在北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同性戀中產生的一種新的政治力量。新一代人自稱酷兒，而不稱女同性戀、男同性戀或雙性戀。酷兒意味著對抗——既反對同性戀的同化，也反對異性戀的壓迫。酷兒包容了所有被權力邊緣化的人們。

正像gay這一用語在60年代打破了舊式同性戀運動中那種自我辯護的姿態一樣，新出現的酷兒政治打破了70年代和80年代同性戀政治的少數派化和整合策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的出現正當同性戀運動成功進入主流文化之時。酷兒政治通過將許多互不相通的成分結合在一起，建造出一種新文化。他們也許是接受後現代主義的當代模式的第一批活躍分子。他們運用舊有和新式的成分建造出他們自己的身分——他們從大眾文化、有色人種社區、嬉皮士、反艾滋病活躍分子、反核運動、音樂電視、女權主義和早期同性戀解放運動中借用風格和策略。他們的新文化是奇妙的，敏銳的，無政府的，反叛的，反諷的。他們絕對認真，但是他們又想從中取樂。酷兒政治之所以是一個重要的現象，不僅因為它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而且因為它提醒人們，性政治這一整體在不斷地發明創新，從而走向存在的不同方式。(Weeks，in Parker et al，4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