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很早就想動筆寫一寫這個故事了，還是有點躊躇。這是真實的故事，只是一寫就暴露了年齡。而讓我真正顧慮的是我要講的事情，距離現在已經很長時間了，故事中提及的兩個人，也先後去世。現在的社會和當年已是相當不同，無論是社會風氣，還是人們腦海中的很多觀念。年輕一代中有多少人能理解？但是我覺得還是應該寫下來。特別是關於王老師，如果我不用筆記錄，她的一些事情就湮沒了。
在我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兩門主科語文和數學開始分別由不同的兩位老師任教。也就是在這一年，我迎來了小學的第3位班主任，也是我們新的語文老師。聽說她是剛剛從其它學校調來我校的。她是一位非常特別的老師。這份特別並不是表現在穿衣打扮的特立獨行上。相反，她的外表非常樸素，完全符合當時人們心目中標準的老師形象，平凡、低調、不起眼。若說外貌上有多突出的話，也只是留著齊耳短髮的臉上一雙眼睛炯炯有神，讓人一望而知的幹練而成熟。
但是那時的我年紀尚小，只是單純地覺得這位老師很厲害。這種厲害表現在她自身帶有的一種教師威嚴，讓班上的同學一看到她本人，不用她開口說話，就從內心裡認可這是一位厲害的老師。然而其實她真正厲害之處，在於她與眾不同的教學方式上。
王老師的一堂公開課
她的教學方式放到現在，也不能算落後，更何況在當年，近乎標新立異了。那時的她時常在講課時說一說與課堂學習沒有直接關係的內容。而她最愛在課堂上重複的一些話，至今我還言猶在耳。
她說，古人云：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放到現在引申，就是說老師教學生，第一要教學生怎麼做人，第二要培養學生的能力，第三才是傳授學生知識。她又說，具體到語文課的教學上，就是要培養學生聽說讀寫四大能力。
她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上課前用心鑽研課本備課。課堂上在啟發式教學的同時，又逐步鍛鍊我們的自學能力。而最與眾不同的是，她在上課的同時還為課堂錄了音，用當時社會上剛剛開始流行的板磚似的小錄音機。
這種板磚式的錄音機現在成了“古董”
現在的孩子估計很少有人看見過這樣的錄音機了，這在當時可是要憑票供應的緊俏物資，而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自己還無法生產。誰家中有這樣一臺錄音機，都是可以拿出來炫耀一番的。大多數人是用這錄音機聽音樂、學英語，而王老師則是用它來給自己的課錄音，再一字一句把講課的全部過程用筆記錄在紙上。這樣做的目的，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為了給課堂教學覆盤，以便日後更好地改進。
而語文課堂教學之外，她也增加了很多一般老師沒有的內容。那時因為學校教室少而學生多，我們只有半天時間上課，另外半天她就組織有興趣的同學，上聽力與說話課。因為沒有教室，每個聽課的學生都要從家裡自帶一張小馬紮，在學校前的小花園裡，圍坐著王老師聽課學習。她還把課文外的古詩詞，以及論語中的一些句子，每天一篇，抄寫在小黑板上，供我們學習。在班級裡也建了一個圖書角，圖書是班裡同學自己從家中帶來的，全班每一個同學都可以用班級自制的借書證借閱。在現在，這似乎極為普通的作法，在當時卻是極為新鮮的。
為了讓自己的漢語言文學和教學水平不斷提高，她先後拜了幾個老師，其中之一就是當年人教社小學語文教編室主任、小學語文教材的編審者，繼葉聖陶、呂叔湘之後小學語文教學的一代宗師袁微子先生。當時備課的當中，王老師對袁微子先生主編的這套新教材有很多想法，她寫在信紙上，寄給了袁微子先生討教，而袁先生也在百忙之中回了信。慢慢的，兩人通信越來越頻繁，最後不僅見了面，還結成了師徒關係。
袁微子先生
說起袁微子先生，小學語文教育界之外的人對他了解得並不多。我雖然在小學的時候，因為王老師的關係接觸過老人家，也是並無瞭解。直到近些年才查到了他的一些資料，因而略知一二。
他是一名真正一心撲在教育事業上的老一輩教育家，為了落實新編小學語文教學大綱和教學改革精神，也為了調查研究、蒐集資料，以花甲之年跑了全國27個省、市和自治區，從城市到鄉村，每到一處就下去聽青年教師上課，並在課後給予講評，指出他們的優點、長處。他曾在短短的半個月時間裡，就聽了30位青年教師的課，先後鼓勵、培養、扶植了一批優秀的中、青年教師，其中一些教師，包括王老師在內，後來成為了特級教師。
我之所以對袁微子先生印象這樣深刻，當然跟他是我們小學教材的編寫者有關。作為一名小學生，能見到編寫自己教材的人，應該是非常榮幸的事情吧。更何況，還聽了他的一次公開課。
當年是第一次在小學語文課本中選編了魯迅的文章，這讓很多小學一線教師感覺壓力很大。不少人抱有疑慮，時代相差那樣遠，小學生能理解嗎？於是，在一次私下的談話中，王老師居然大膽地請袁微子先生來給小學生講魯迅，而袁先生竟然也答應了。雖然他已經三十年沒有執過教鞭了，然而為了做好教編工作，袁先生決定親自來給我們這班小學生講一篇魯迅的文章，而這年他已經是68歲了。
對於那次課的經過，我已經沒有更多清晰的印象了。只是記得全班同學坐在車裡，被拉到北京市西城電化館。在這裡一邊上課，一邊由專業攝影師錄像。同時，屋子裡還來了非常多的旁聽老師。就在課後，袁先生送給每一個聽課的同學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朝花夕拾》。他講的《在仙台》一課，正是從這本書的《藤野先生》中節選的。另外，每個人還有一個小小的筆記本。
魯迅《朝花夕拾》插圖
別的同學怎麼樣我不知道，我收到這本《朝花夕拾》，是翻了又翻，看了又看，幾乎愛不釋手，從小學一直翻到中學、到大學，甚至一直到成人，翻得封面幾乎都要破爛了。雖然前些年去上海，在魯迅書店也買了豐子愷先生畫的插圖版《朝花夕拾》，也仍然珍藏著袁先生送的這本小冊子。
那時畢竟年歲小，並不知道當年袁微子先生親自上講臺執教，是一件多麼引發教育界轟動的事情，他開創了編輯人員上講臺試教的先例，在國際上也產生了影響，日本教育界將此作為中國小學語文教育的範例進行專題研究。而現在回首往事，才發現原來我的童年竟然這麼幸運。這份幸運並不是家庭條件有多好，享受到怎樣優厚的物質條件，而是幸運的在人生成長之初就遇到了這樣傑出的老師和教育大家。
現在中國的教育跟當年非常不同了，許多多元的教育理論被引入了進來，中國式教育被相當一些人詬病很多，特別是“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爭。而家長、學生與學校、老師之間的關係，也不復從前那樣單純了。然而即使是在現在，再回憶當年袁微子先生、王秀雲老師的教學，仍然能給當今的教育界啟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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