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喜歡打棗的大小姐

史家衚衕24號院,一個小女孩正坐在後院的假山石上,欣賞周圍的景緻。太陽地裡,她搖晃著小腳丫,一臉的天真爛漫,眺望著遠處。那裡,紫禁城宮殿輝煌莊嚴的琉璃瓦,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黃色的屋頂好像用金子鋪成,綠色的屋頂恰似美麗的翡翠,藍色的屋頂變成了蒼穹,橙紅色的城牆宛如一縷絲帶,把它們美妙地綴結在一起。

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凌叔華出身於一箇舊式文人的大家庭。

小女孩名叫凌叔華,1900年3月25日,出生在史家衚衕的凌家大宅。大宅的主人,正是當時清廷推行新政的得力干將凌福彭。

凌府在紫禁城的東邊,是一個五進的大院,一座接一座向北延伸,橫貫兩條衚衕,南面大門開在乾麵衚衕,北面後門連著史家衚衕。

大院裡每一進院都有一個極大的庭院,種著棗樹、松樹、還有柿子樹,還有假山和各色花卉藤蘿,庭院四周是寬敞的屋子,旁邊是雕樑畫棟的走廊。南面大門頭一個大院是父親凌福彭待客和辦公的地方,陳設屬於典型的文官風格,簡樸而富有書卷氣。

二三進院是妻妾子女住的院子,凌叔華是四姨太的女兒。四姨太有四個女兒,凌叔華排行老三。第四院是父親的寢室和堆滿書籍的書房。

最後面是一個大園子,有樹木、葡萄藤、花圃、竹林,還有假山,孩子們在這裡玩耍、捉蟲子,摘果子吃。四進主院旁邊還有跨院,凌家的工作人員都住在那裡,如管家、門房、僕人、裁縫等。

據凌叔華的回憶,這院子“說不清到底有多少個套院,多少間住房,獨自溜出院子的小孩兒經常迷路”。

衚衕生活是充滿愜意的。那時候,園丁老週會帶她去隆福寺趕廟會。他們去每個貨攤上,攤主們都樂於招呼老周,還專門給他留著漚花肥用的下腳料。

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凌叔華手繪的凌家後花園

老週會買各種不同的下腳料,蘭花的肥料用馬掌兒,牡丹、竹子的肥料用豬、牛、羊的雜碎,爛豆子、爛花生可以做菊花的肥料,雞骨頭、雞雜碎可以讓月季花長得更好。等他們買完這些肥料,天已經快黑了。凌叔華常來花房幫忙,舀起肥水,不同的肥水澆不同的花草,陽光透過紙窗照進來,充滿生機。

這段日子,可能是凌叔華一生中,最為無憂無慮的時光。在她的自傳體小說《古韻》裡,她曾回憶道:

房子兩側都是窗戶,一側窗前是一大架開滿了花的紫藤,微風吹過,香味撲鼻,就好像把花吃到了嘴裡。另一側窗前是紫丁香,白色和淡紫色的丁香花在陽光下顯得格外迷人,香氣時苦時甜,令人心醉。

每個套院都有一個小門與院子左側一條狹窄的小路相連,通向後花園。這條小路還通廚房和傭人的房間。午飯後,大人們打盹養神的時候,孩子們便常到花園來玩。


我們喜歡花園勝過任何別的地方,在那裡,我們感到舒心愜意,從不覺著孤單煩悶。


後花園有很多空心老樹,正好玩捉迷藏。


我們用長竹竿打棗時,紅嫩的棗子雨一樣落下來,落在頭上,臉上,使人很開心。最好玩的是棗正掉進嘴裡。我們要是看到棗掉進誰嘴裡,就會笑個沒完沒了。


後花園還有一大架葡萄,嫩綠色和紫色的葡萄宛若仙女們的眼睛。抬頭望去,令人心醉。甚至許多年後,當我想起那可口的酸味,都直流口水。


假山石下有許多小生靈——蚱蜢、蛐蛐、甲蟲,還有許多古里古怪叫不上名字的小昆蟲。把手伸進石洞,總能逮住一些奇怪的小蟲。這時我總想像自己是在無垠的大海里搜尋。


我們每天都去花園,每次都有新花樣。

名家匯聚凌府

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史家衚衕24 號 凌家大院棗樹

凌叔華7歲的時候,父親為了鼓勵她學畫,答應她長大後,把自己外公的繪畫精品收藏送給她。一開始教她學畫的叫王竹林。此人是一個商人,也是一個有名氣的畫家,後來晚節不保,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了日偽組織,被人刺殺了。

王竹林教小凌叔華如何調色,如何運筆和點染石頭樹木,如何賞畫。她的畫桌上添置了越來越多的畫具:各式畫筆、精巧的盒子、墨、硯臺,還有宣紙。父親對凌叔華學畫特別看重,時常帶她去收藏家那裡看畫,有畫家來了也會叫她出來作陪。

後來,王竹林離開北京時,他建議凌福彭去請教過慈禧的宮廷女畫師繆素筠來教凌叔華。繆素筠是清末有名的宮廷女畫家,善花鳥畫,現在流傳下來的許多慈禧御筆的畫作都是她代畫的。不過,當時繆的年事已高,凌福彭擔心她是否還願意教這麼一個小姑娘。

王對他說,她是不是真的教凌叔華並不重要,只要看她如何作畫,留心她日常生活的一切,言談、舉止、藝術趣味,也會幫助凌叔華有所進益。結果,繆素筠很高興就收了這個女弟子。凌叔華也沒有辜負名師的培養,後來也成為頗有建樹的畫家。

王竹林與繆素筠,這只是凌叔華身邊文人墨客大家名家的開始。由於父親凌福彭的緣故,凌叔華從小就得以經常見到名家名作,比如她曾記過一次在家裡舉辦的畫會:

《九秋圖》是在我家邀請的一個畫會寫的,那天是我同南蘋夫人作東道;雖然過去十幾年了,這些畫家有幾個是墓木可以作柱了,但是我幾時看到那天作的畫,我會親切地記起那幾個可愛可敬的老畫家,我很珍惜這個回憶,也很值得我記下來吧。

是一個冬天的假日,金橙色太陽殷勤地曬著畫室的紙窗槅上,一片淡墨枯枝影子投在北平特有的銀粉牆紙上,似乎是一幅李成的寒林圖畫在一張唐箋上一般幽雅。北窗玻璃擦得清澈如水,窗下一張大楠木書桌也擦得光潔如鏡,牆角花架上擺了幾盆初開的水仙,一盆硃砂梅,一盆玉蘭,室中間爐火暖烘烘的烘出花香,烘著茶香,也烘托出兩個年青主人等候藝術家的溫厚心情。

這一天來的畫家有陳師曾、陳半丁、姚茫父、王夢白、蕭厔泉、齊白石、金拱北、周養庵,另外有一個美國女畫家穆瑪麗,她是衛色拉大師的弟子,油畫、粉畫、炭畫都作,工夫很深,鑑賞東方藝術也很有點眼光,對東方畫家很謙虛,她是我相識的畫友。

當我同南蘋夫人忙著收拾畫具的時候,齊白石忽然匆匆走了進來,操著湖南口音笑問:“是今天請我嗎?我怕又弄錯了日子。上次到她家去,以為是請我吃飯,誰知一個人都沒有在家。問當差的,他也搞不清。”他老人家稀疏的鬍鬚已經花白,一雙小眼閃閃地發亮對著我們。看到房裡的玉蘭,他老人家便滔滔不絕地講他湖南的花木,他是像所有湖南人一樣特別愛他的故鄉。那一天不知為什麼玉蘭花撩動他的詩意,他談要寫一首玉蘭詩送我。(這話他是未忘,過不多時,他寫了一首玉蘭詩送來,並另畫一小幅畫。)

隨後陳師曾及陳半丁兩人來了,他兩位是近五十歲的清癯有學者風度的人。師曾雖在日本留學甚久,卻未染日本學生寒酸氣。雖是士宦人家生長,父親又是有名詩人陳散原,但是他的舉止言談都很謙和灑脫,毫無公子哥兒習氣。陳半丁雖在前清肅親王門下多時,卻也未染滿州人官場惡習。他們飄然進來,我同南蘋招呼敬茶敬菸。不知是半丁或師曾說:“這是頭號鐵觀音呢!今天沒有好畫報答主人,先生也得打手心了。”

“好茶還得好壺呢,這個宜興壺也夠年紀了,就是不放茶葉也可以沏出茶來。”師曾把茶壺拿起嘖嘖稱賞道。

“真的嗎?這不是可以省掉茶葉了嗎?”不知誰說。

“他肚子裡故事真多,”半丁指著師曾向我說,“叫他講宜興壺,他三天都說不完。你叫他講那個乞丐與他的茶壺的故事,有意思……” 不一會兒王夢白搖搖擺擺的,嘴銜著紙菸走進來,他後面是姚茫父,圓圓的臉,一團笑意,同他一起走進的蕭厔泉卻是一張歷盡滄桑非常嚴肅的臉(他們那時都是五十上下的年紀)。

“夢白,你這幾天怎樣又不到鹹肉莊坐著哪!我打發人找了你幾回都找不到,有幾個德國人一定要我請你給他們畫幾隻豬。”陳師曾問道。

“是哈大門的德國火腿輔子吧,叫他先送一打火腿來吃完再畫。”王夢白說著慢吞吞把菸捲抖抖灰,很隨便地坐下來。

“他老人家改地方了,他常到便宜坊坐著去了,你看他新近畫了多少翎毛啊。”陳半丁說。

“你們都沒有我清楚,哈哈,”姚茫父響著他特有的快活調子笑道,“這陣子他天天到梅老闆店裡坐著呢。”

國畫泰斗齊白石算得上是凌府的常客,而一代鴻儒辜鴻銘更是凌叔華的英語老師。有一次辜鴻銘與齊白石、康有為齊聚凌府,凌叔華興致頗高,飲酒微醉,即在桌上跳了一支舞,大家有說有笑,十分高興。

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史家衚衕24 號 凌家大院梧桐樹

才女出師

1912年,凌叔華12歲出走家裡的私塾,開始學校生活。1914年,凌叔華考入了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在“五四”前後的文壇湧現出了一批才女,如陳衡哲、冰心、蘇雪林、林徽因等,她們先後到海外求學,歸國後選擇任教於大學,完成從才女到女教授的華麗轉身。凌叔華則不同,她沒有在韶華年紀走出去,而是走進全職主婦的家庭生活,不知覺地將自己困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在她嫻靜、婉約的格調下,潛藏著苦悶、狂亂的暗湧,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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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衚衕24 號 凌家大院紫藤

1919年初,新一輪的愛國運動再次點燃。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要求索回德國強佔的山東半島主權,但英、法、意主張將德國的利益轉送給日本。這在中國國內引發了強烈抗議,人們紛紛發表言論要求中國代表維護國家利益。凌叔華相應時勢,在直隸女師學友會的《會刊》上發表激憤的文章。

到了5月,由北京的學生團體開始組織遊行抗議,迅速在全國蔓延,五四運動爆發。在老師們的鼓勵下,凌叔華也加入到運動的洪流中。她被同學選為學校新成立的學生會四個秘書之一,負責為學生遊行、演講的隊伍撰寫計劃、標語和演講辭。

與凌叔華一道投身學生運動的同學中,還有兩位後來鼎鼎大名的女性——許廣平和鄧穎超。許廣平是宣傳刊物的編輯,鄧穎超則負責演講工作。

正是在這場運動中,奮筆疾書的凌叔華萌發了當作家的念頭。不過,她並沒有從“五四”的活躍分子轉變為擁抱共產主義的革命者,而是回到了傳統的中國。其中一件事情令她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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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衚衕24 號 凌家大院後花園一角

一位愛國的語文老師曾經鼓勵學生罷課去參加運動,然後讓她們寫下心得。但一些學生開始學著革命者的腔調喊起“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他開始覺得學生運動越走越遠了。他不同意學生們無視自己文化遺產,一味地鼓吹外國的月亮都比自家的圓。他告訴她們,其實古代經典中不僅蘊涵著深邃的智慧,還包含了許多所謂的現代思想。

這觸動了凌叔華,她是同意老師的。老師推介她看《莊子》。她看了,為書裡睿智的思想和辨證的哲理所著迷。然後,她把《莊子·盜蹠》推薦給了一個熱衷於學生運動的女同學看。那女同學的表情,“先是皺眉,假裝不願讀。漸漸地,她的表情起了變化,露出天真的笑靨”。女同學被說服了,說:“莊子真是位大哲學家,我為他是個中國人而感到自豪。用蘇格拉底、柏拉圖代替莊子太可恥了。”

後來,凌叔華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她和一群志同道合者都認為有必要重新確立中國傳統在現代世界中的地位,使它像西方文化一樣具有普遍的價值。

1924年是凌叔華在北京文壇嶄露頭角的開始。這一年,她已經是燕京大學外文系大四的學生了。四年前她剛入校的時候學的是動物學。倒不是因為她對科學有多麼大的興趣,而是她深深地沉迷在德國作家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當中,而歌德研究過動物學。看來,女文青也有自己獨特的追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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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華(左四)與胡適(左一)林語堂(左二)郁達夫(左七)周作人(左八)等於1924 年2 月在北京中央公園

但文學才是凌叔華衷心所在。燕大是一所由美國教會支持的大學,校長是那個著名的司徒雷登,且師資來源以英美教師佔主導,隨後還來了一個也很著名的周作人。凌叔華正好利用此等資源,果斷地轉到外文系,主修英文,兼學法文和日文,並投在周作人的門下提高寫作技藝。

終於在1924年,凌叔華出師了。經周作人的推薦,她的短篇小說處女作《女兒身世太淒涼》得以發表。小說用細膩溫婉的筆觸,講述一個被傳統婚姻毀滅的女性的故事,將傳統女性的命運比作“飄花墜絮”,象徵她們飄零無助的生存狀態。這篇作品使凌叔華開始為文壇所關注。但在這一年,是另一件事讓凌叔華真正蜚聲京城文藝圈——在史家衚衕的家裡接待大文豪泰戈爾。


媽媽等我回家吃飯

凌叔華小的時候,父親給她定了門親。他曾與天津巡警總監趙秉鈞(此人是中國現代警察制度創始人)是同事,也都為袁世凱的得力干將,兩人私交也不錯,於是口頭約定,等凌叔華長到適合的年紀,就嫁給他兒子。但趙秉鈞在1913年宋教仁被刺殺的案件中受到牽連,死於政治陰謀,這個娃娃親也就此終止,凌叔華幸運地躲過了包辦婚姻。

在泰戈爾訪華期間,凌叔華就與陳西瀅結識。

1924年底,一篇《酒後》讓凌叔華開始感受到走在文學浪潮的風口浪尖的滋味。而自《酒後》開始,《現代評論》也就成為凌叔華早期作品的最重要的平臺。陳源正是該刊文學專欄的編輯。

陳源,本名是陳通伯,筆名則用陳西瀅。1926年,在胡適的主持下,凌叔華嫁給了陳西瀅,這在時人眼裡是名副其實的才子佳人。後來,兩人歷經磨難,最終得以長相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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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西瀅和凌叔華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陳西瀅離開了武漢大學,到倫敦負責中英文化協會工作;1946年,凌叔華帶著女兒前去倫敦,一家人團聚。很快,陳西瀅又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任命為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首任代表,由於總部常駐在法國巴黎,於是開始奔忙於倫敦和巴黎之間。

而凌叔華里自己嚮往的文學之路有進了一步。她頻繁聯繫朱利安的母親梵內莎·貝爾,希望融入倫敦文藝圈。梵內莎儘可能地幫助她。但文藝圈總是這樣那樣的偏見,凌叔華也遭遇不少冷遇,但為了這個異域的文藝圈認可她寫作和藝術方面的才能,她顯示了近乎孤注一擲的努力。

結果也是卓有成效的。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不久,凌叔華在倫敦新邦德大街亞當斯畫廊舉辦了畫展。在國內她辦過幾次畫展,而在國外辦展還是第一次。1953年,她成功地出版了自己的英文自傳《古韻》,終於完成她跨文化寫作的夢想。

小說以童年時代的往事回憶為內容,寫了凌叔華的家庭,寫了老北京的社會風情,寫了傳統文化對她的薰陶以及她親歷的五四學生運動。小說一經出版,很快受到英國文學界的認可,併成為暢銷書,後來還被譯成中、法、德、俄等文出版。可惜這是凌叔華最後一部力作,此後她展開了各國遊歷講學的生活,但一直沒有成功寫出第二本長篇小說。

陳西瀅在新中國成立後一直擔任著國民黨臺灣當局的駐外官員,直到1966年才退休。他買了一本新出版的《邊地之旅》。這本書講的是兩個死在西班牙戰場上的英國年輕人的生平,其中一個就是朱利安·貝爾。在讀到關於朱利安在中國的內容時,陳西瀅很認真地在書頁的空白邊上用鉛筆做了註釋,主要是糾正一些他認為不實之處。後來,他把這本書送給了女兒陳小瀅。

一次,父女二人坐在公園長登上,女兒問他,為什麼發生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他們還會在一起。父親只說了一句:“你媽媽是個很有才的女人。”1970年,陳西瀅病逝,終年74歲。

凌叔華的內心是一直渴望回到故土的,但礙於丈夫的政治身份,她只能悄悄地回去。陳西瀅去世後,她開始頻繁回國旅遊,拜訪老友,同時也在計劃收回留在北京的房子。

民國才女不僅只有林徽因,泰戈爾認為這位才女在林徽因之上

1990 年5 月18 日凌叔華與女兒和外孫女一起回到北京的家(當時的史家幼兒園)

1989年12月,凌叔華再次回到北京。早在四年前,她就擬定回國定居,因摔傷而未能實現。這次,或許是她已預感到生命將悄悄離她遠去,她一再告訴女兒她要回家,就是住院也要在北京住。她在石景山醫院接受康復治療。在治療期間,她想看看凌家老宅。

於是在次年5月16日,她躺在擔架上,被帶回到了史家衚衕24號院。那裡是凌家老宅的後花園,本來一共28間房子,是1926年她嫁給陳西瀅時,父親凌福彭給她的陪嫁。此時,那兒已經改成了一家幼兒園。當凌叔華被抬進院內時,竟像小時候一樣低聲說:“媽媽等我回家吃飯。”彷彿又回到承歡在母親膝下的童年時代。

6天后,她躺在病床上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我不會死的”。這隻從高門巨族飛出來的鳳鳥,不甘沉寂的一代五四新女性,有主見有個性,一輩子努力進取,也構建起了自己的身份,終於落葉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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